喜欢Performing Art的人是绝对舍不得搬离纽约的，我完全能理解。这里整整几条街布满鳞次栉比的剧院，到处是宁愿在百老汇附近的餐馆酒吧打工也不肯放弃梦想的明日之星。
每家剧场只演一部戏，而且一演就演好几年，三百六十五天不间断，这就是百老汇最迷人的地方。一开始我还杞人忧天地担心观众会不会审美疲劳，演员会不会累到吐血。其实每部片子的主角都分AB角色轮流上，甚至还有替补演员，连配角也有足够的备用人选。
别忘了每年到纽约的游客超过五千万，比起担心观众是否审美疲劳，更需要担心的是观众能不能买到票，一些经典剧目几乎场场爆满。对于住在纽约的穷学生来说，只要肯排队，也是有机会买到打折票的。
除了内百老汇
，还有外百老汇（Off Broadway）和外外百老汇（Off Off Broadway）
。外外百老汇的音乐剧有一定的实验戏剧性质，也最便宜。如果票房好，就会被移到外百老汇加强宣传，而只有受大众欢迎、票房非常好的才会在内百老汇上演。超外百老汇运动始于一九五八年，它全盘拒绝商业性的剧场演出，鼓励做纯粹的艺术。
回国这几年，我很欣慰地看到这种“超外百老汇精神”在中国，尤其在北京南锣鼓巷这一带，在像“人艺实验”“中戏实验”“蓬蒿”“青蓝”等实验小剧场悄悄萌芽、艰难生长。一般都是几十人到二百人规模的小场子，越来越多的有思想的年轻人愿意花钱来这里捧场。
在纽约你绝不会感到无聊，只要你想，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个小时，总会有事情可干，是真正意义上的“不眠之城”。除了那些导游书上列出攻略的景点，你在苏荷区或切尔西区任意一条小街上选一家临街咖啡馆坐下来，一幕幕都市情景剧就会在你面前上演。而且题材、语言、文化的多元绝对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比拟的。
夏天是纽约最文艺的季节，有各种收费或免费的演出。我初到纽约，就结识了Joe、Gary、Yongjin等一群文艺小青年，他们都是华尔街或IT界的青年才俊，跟在他们后面，我得到了很好的艺术熏陶，收获了最完整的曼哈顿体验，这是花钱都买不到的珍贵礼物。
我最近一次回纽约，正好赶上林肯中心文化节。又跟他们去听了一场四位波兰音乐家的小剧场音乐会。能在林肯中心演出的都是世界顶级艺术家，领衔的Maria还曾和马友友合作过。最打动我的并不是那有点像二胡、小提琴合体的声效，而是音乐背后的故事。Maria仅凭一幅十九世纪的古画就还原出了失传多年的波兰苏卡（Suka），并把它带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舞台上，通过对话、融合，再创造出既有传统波兰风情，又不乏国际化现代元素的好音乐。
纽约还有另一道独特风景线，也是让我爱它的重要原因：地铁站、地铁车厢、街心花园、马路牙子、市政广场，到处都是单飞或成组的街头艺人。有为自己的音乐会租场地、募款的在校艺术生，有等着被百老汇星探发现的餐馆服务生，有退休的老教授，也有一把吉他一条狗浪迹天涯的“无脚鸟”。时代广场的Naked Cowboy
就是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艺人，我真的见过他好多次，而中间隔了好多年。
在这里，无论他们的表演水平如何、衣着贵贱，永远不会被驱赶。风餐露宿也许是他们有尊严的选择，他们凭才华自食其力，不给别人找麻烦。纽约人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冷漠，他们会在商店门口放一盆清水给路过的狗狗喝；他们也会清空兜里的硬币，向街头艺人脱帽致敬或大力拍掌。我很自豪自己再穷的时候都没有停止过对街头艺术家的支持，哪怕只是一个25美分的硬币，感谢他们让这座貌似无情的城市洋溢着艺术的温暖。
在我看来，街头艺人的生存质量和艰辛程度是判断一座城市是否高贵、是否文明的重要参数。我也真心希望中国早日出现这样的画面，一座城市的风景线不会因为多开几家LV或麦当劳分店而加分，但是如果哪天琵琶声、二胡声、牧笛声可以飘扬在王府井大街、五道营小巷、十六铺码头、新天地弄堂，并有人愿意驻足欣赏并赞助一份心意，而不是冷眼匆匆走过，中国的文明时代才会真正到来。
我在纽约那年最大的荣幸是接待了朱青生教授——中国当代艺术的泰斗，北大最受师生爱戴的教授。他给全校学生开的“中国当代艺术史”选修课在电教楼几百人的礼堂里永远座无虚席，教授都混进来听。他心疼后面站着听课的学生，自己掏钱买了好多马扎让学生们坐。他也是第一批在Coursera
上公开课的中国教授，已经有数万人得益于他渊博的知识和不凡的才华。
朱教授不认识我，但是他的两个得意门生——王清源和盛磊都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除了我之前提到的杨伟轩和王清源这对伉俪，北大艺术系还有另一段人间佳话：盛磊在团委当干部时认识了“京沪混血”帅哥马龙，最后嫁了我这位阿语嫡系师兄，也作为家属跟着他的公司普华永道外派到美国一年。他们的爱巢跟我在同一条地铁R线上，于是67街就多了一个开门就能闻见川菜香的蹭饭地方。
恩师驾到美国，盛磊义不容辞地负责接待，我作为她的小助理自告奋勇鞍前马后。名义上是我作为地主带着老师去参观纽约当代艺术馆（MoMa），其实是我万般荣幸地蹭到了一节一对一的当代艺术大师启蒙课。
一进MoMa，老师的眼睛就亮了，像刚修剪了烛芯的煤油灯，马上“喧宾夺主”地进入讲课模式。当代艺术对于我，就像有人送了一整条金华火腿，不知从哪里下嘴的感觉。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会跟那些没文化的吃瓜群众一样，背着手看一路撇一路嘴，认定了那是一群心理扭曲、性格叛逆、不受老师待见的小学生的涂鸦作品。(www.xing528.com)
我本来以为朱教授会静静欣赏每一幅作品，没想到他把我当成自己的研究生一样，回答我所有白痴的问题。并如数家珍般为我讲解每一件作品的年代以及那个年代背后的历史事件，让我知道作者选用某种材料的逻辑和因缘，并教我如何猜测、理解作者想要通过这件作品表达的情绪或立场。跟着老师的脚步，我觉得时光过得飞快，眼睛都不舍得眨。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会大言不惭地用“这我也会画”那样的蠢话去评价一幅当代艺术作品，并开始喜欢当代艺术胜过其他形式的艺术。我怀着惶恐又兴奋的好奇心探索这个多维的奇幻世界，试着进入作者的生命轨迹，甚至开始有了自己的解读。
有段时间，我认为当代艺术可能需要通过哗众才能取宠，后来又意识到，真正优秀的作品可能又反过来因取宠而哗众，才可以让人们真正开始思考艺术背后的哲学流派、处世态度乃至价值观念，恰恰是那些形而上的东西往往更容易走进人的心里，更有助于引发人的思考，而不仅仅停留在“一幅油画逼真不逼真，一幅水墨值钱不值钱”这个肤浅层面上。
纽约坐拥数以百计的博物馆和美术馆，有收费的，也有很多是免费的。几乎所有的博物馆和美术馆每月至少有一天是免费的，对学生和老师也会有折扣优惠。只要你肯花心思，完全可以不花一分钱就可以把自己浸泡在漂满艺术肥皂泡的浴缸里。
虽然大都会博物馆（MET）的建议门票价是25美元，但参观者可以量力捐购，显示了政府不把穷人拒于文明之外的诚意和努力。我当年手头拮据，每次都只给五美元，并理直气壮地给自己找借口：他们抢了那么多中国宝贝，中国人少捐点儿也是说得过去的。MET一天都转不完，去一次也是不够的，除了价值连城的永久展品，每隔几个月就更换的临时展品也都是世界顶级大师的作品或其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如果只有半天时间，那我建议去大都会博物馆南边、同在中央公园东侧的古根海姆美术馆，其建筑本身就是典雅的艺术作品。大厅中央有一个浅浅的白色水池，池中间有一眼喷泉，水花稳稳地翻滚，汩汩地像水壶里将开未开的水，绝不会溅出水面。从顶上望下去，像极了一只水汪汪的“大眼睛”，泪眼款款地望向你。
为了衬托艺术品的多彩多姿，所有墙面都被刷成一尘不染的象牙白，但白得不晃眼。这里最大的建筑特色，是没有成段的楼梯和明显的楼层，从底到顶一路盘旋上升，让人感觉仿佛走进了一支香草冰激凌甜筒里，诱惑并引领着人们一步步攀登艺术的殿堂。我猜旧金山Bloomingdale（布鲁明戴尔百货店）的盘旋手扶电梯就是从这里获得的灵感。
养成逛博物馆和美术馆这个习惯，必须要归功于我的中学老师王圣民——全国唯一的一名美育特级教师。虽然从小到大也上过所谓的音乐课、美术课，但在我漫长的求学路上，真正跟我讲透“什么是美”这个课题的专家型老师，只有她一位。
我相信这也是我的母校——有百年历史的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在当地有口皆碑的原因之一，从这里出来的学生大多在上海市名列前茅，但在学生心目中“地域指数”却并不高，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学时代多年一贯的，在卓越学术标准的缝隙里填满了爱的滋润、美的熏陶。
尤其对于重点高中来说，在那个大人孩子都在拼考试成绩的年代，我们还能在课堂上品莫奈的画，读泰戈尔的诗，听巴赫的音乐，欣赏启功的书法，触摸罗丹的雕塑，咂一口地道的中国茶，感知手作紫砂壶的温度，闭上眼睛品味手摘桂花的香味，跟着王老师地道的京腔普通话深情地喊一声：秋天来了……那是怎样的浪漫和幸福！
随着考试的硝烟散尽，老师们呕心沥血教的各科知识早就忘得一干二净，所有那些像我一样曾经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经典名句倒背如流的学霸顿时沦落为一个连初中考卷都不敢碰的脑残。唯有王老师留给我的礼物是受用终生的：比如坐姿、吃相和问候礼仪；比如对待鲜花、女士和小动物的态度；比如感恩与道歉的词汇和修养；比如虽没什么天分却仍努力亲近高雅艺术的愿望；比如不论去到哪个国家都一定要去美术馆的习惯……
王老师在其新书《美育小札》出版之际，特意邀请我参加她在母校举行的新书发布会，我也费尽周折把自己彼时刚出版的两本新书《校长日记》《熊掌和鱼》的发布会从北京挪到上海，并安排在同一天的上午，以庆祝并纪念这种薪火相传的默契。
阔别多年后再见恩师，七十多岁的她仍然如女神般优雅。我用最谦卑的姿势向她鞠躬并拥抱了她。噙着幸福的眼泪，我告诉老师和场下的校友观众，当年恩师在我心田埋下的美的种子，已经在我的生命花园中开出淡紫色的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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