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T最大的好处是你不需要被一家机构绑死，虽然书面上的规矩是你必须做与你所学专业相关的事，但其实也没有强制。而我又是一个对各行都充满好奇心的人，所以只要价格合理、时间合适、有意思、有挑战，我基本都会去做。什么商务谈判口译，老移民看病资料笔译，代表中国家庭跟美国学校沟通，为中国想做出口生意的企业做市场调查，给对中国市场感兴趣的美国企业家讲讲中国国情……也因此认识了形形色色的人，开阔了眼界，积累了人脉，再加上我的金牌经纪人在一旁做撬边模子
，时不时还会有些大机构来找我。
作为美国最重要的智库之一的Asia Society（亚洲协会），也请我做过顾问，去给他们教育部的同事上过几个月的中文课；当时影响力辐射美国各大州的StarTalk
项目的总指挥王淑涵老师，成了我非常重要的导师和朋友；曾做出经典节目《芝麻街》的Nickelodeon Jr.儿童电视台要制作一部中文教学片子《你好，开兰》，也来咨询过我的专业意见，现在我还保留着当时MTV
给我定制的胸牌，可以自由进出他们在时代广场“高大上”的写字楼。
实在想不起来是怎样的机缘，我还帮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郭成棠教授整理过他《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郭成棠回忆录》的手稿。本来只是当成一份赚外快的工作去做的，却没想到从郭老坎坷的传奇人生中获得满满的共鸣和能量。尤其是讲他小时候因父亲去世家道中落，没钱供他上学，后来校长和老师资助他那段，看得我泪流满面，想起我的恩师施开来。
我去法拉盛面试过一份教英语的工作，那是一家专门提供课后英语补习的学校，叫作Olympiad Academia，校长金太太是个少有笑容的韩国人，五十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她的英语口语完全没有语法，但词汇量惊人，连蒙带猜才勉强听懂她在说什么。实在不懂，她就把句子缩短，短到只剩关键字，再听不懂她就没耐心跟你说了。
虽然韩语跟日语一样有敬语，但是她的英语粗鲁到让人没脾气。当她希望跟别人单独说话的时候，她不会说“Would you please excuse us for a second？”（“你可以让我们单独待一会儿吗？”），她只说：“You go out ok？”（“你出去吧。”）
她上下打量我的表情感觉是给老公选姨太太，眼神里充满挑剔和防范。虽然我的简历打动了她，但她无比诚实地说了她的顾虑：担心我的亚洲面孔会让她的学生家长失望，因为她的所有客户都是韩国虎妈。我也很坦率地告诉她，我对教SAT的应试课程也没太大兴趣，大家就客气地道了别。
原以为就不了了之了，没想到三天后金太太又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做她的助理，协助她做学校的运营，并负责宣传和招生的工作。她还直截了当地开出两百美元一天的薪水，如果能帮她招到中国学生，还可以有百分之十的提成。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正在考虑如何回应，她说了一句“下周见！”就把电话挂了。
不知是因为我生来不懂拒绝，还是因为老太太冲床般直来直去的沟通方式，戳中了我的某种受虐的心理需求，我竟乖乖去上班了。老太太一脸平静地深藏着她的惊喜，不多说一句废话，径直把我按在了她的电脑前，估计这台苹果电脑早就把她逼疯了。
我用了一天时间了解整个学校的运营，对于只会说单词、不会说英文的老太太一个人创建的这个学校，仅仅用“佩服”不足以表达我的惊讶，每次看到学生上课偷懒，她就直接一巴掌扇过去，也没见学生反抗，大概虎妈们在交学费时就已经授予她体罚的权力了。
我在夏威夷大学的毕业设计竟然有了用武之地，我只用了三天的时间，就让学校的运营发生了质的改变，把一家十九世纪的家庭补课作坊，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小型培训学校。与其等她用支离破碎的英语吩咐我做什么，不如我什么都先想在她前面，直接拿出方案问她可否，我用心做的事情，一般不会被否掉。
我的周到、高效和对细节的把控，终于得到金太太的认可，她原来是会笑的。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同源，即使再满意，也绝不会当面夸奖。但从一开始不管我的午餐，到帮我订午餐，到让我跟她一起吃午餐，到和她的朋友一起共进午餐，到最后她亲自在家里做好便当带给我吃，我能感受到她对我与日俱增的认可、感谢和喜欢。
除了那些按课时领工资的白人老师，学校里就是她和我两个人。我一直不敢打听她的私生活，也无从打听，总觉得她一定是个有故事的人，不敢想象是遭遇了怎样的磨难，才把她变成一个万能铁人。直到我最后离开纽约，我们没有聊过任何工作以外的事。
我走的那天，她递给我一个红包，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白色信封，还额外多了一千美元。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朝我鞠了一个小躬，没等我回礼就扭头走了。我朝着她的背影把这个躬还了回去，而且鞠了很久才抬起来，因为要先让眼泪滴走。
在所有的兼职工作中，最匪夷所思的是应聘美国东海岸最大的华语电视台——SinoVision（美国中文电视）的新闻主播岗位。兆旦先去的，通过重重选拔，PK掉很多美女，获得台长的青睐。我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想出风头的美女、塑料美女和自认为美女的女生实在太多了，不拿钱都无所谓。
兆旦绝对是当人生导师的料，在她的点拨下，我本来跟播音毫不相关的简历，修改后连我自己都快被说服了。大学时代我主持过很多场大型活动，包括在办公楼礼堂里主持北大百年校庆的晚会，台下坐的都是部级大领导。我在UIUC就读的系叫Departmen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硬要翻译成“演讲传媒系”也不会遭人诟病。凭这些足以敲开面试的第一道门。
面试那天，一见到同来的几位男性候选人，我顿时信心倍增。虽说新闻是坐着播的，前面有桌子挡着，貌似看不出身高，但被身边那个百里挑一的美女一衬，很多生理缺陷就暴露出来了。怎么说也是一份靠五官吃饭的行当，有个别候选人别说面试官那关过不去，就从前台小姑娘的表情里都看得出那一脸的嫌弃。
长相是第一关，口音是第二关。听其中的两位候选人聊天，我都快笑喷了，还特意跑去跟前台确认这份工作是不是用普通话播音。这位唐人街长大的广东移民，本来想拍美女马屁的，说了句：
“我喜欢你的发型，油油的。”
美女怒了：“谁油油的？！你才油油的！你的头发你的脸都是油油的！”
我本来想去帮着调解一下的，因为我知道他其实想说的是“我喜欢你的发声，柔柔的”，但是我实在笑得停不下来。
地球人都知道，江浙沪、川湘鄂地区的人，有先天性的语言障碍：平卷舌，不想分清的时候就不分清；前后鼻音，想分清的时候也分不太清。那么我一个丧（上）海人，该怎么办？
这得要感谢我的那些来自北方的狼一样的大学同学。那个年代，上海人似乎不大受欢迎，刚来北京的时候，我简直是夹着尾巴做人。为了不被识破，我曾下苦功夫练习普通话，有一段儿时间儿说什么儿词儿都加个儿化音，把我那些老北京的朋友都笑疯了。出国前已经在北京生活了整整七年的我，大部分的南方口音已经在同学们的冷嘲热讽中纠正得差不多了。(www.xing528.com)
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我见到了台长。他对我精心改造过的简历并没有太大兴趣，瞥了一眼就放下了，然后上下打量了我一下，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
“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气质不错，是观众喜欢的那种知性的长相。”
我欣然接受了这个评价，那个年代，“知性”还不是用来骂人的。试镜，导演说还不错，没有太紧张，行话是“不晕镜头”。开森（什）么玩Siao（笑）？人家可四（是）从大岑四（城市）来的，见过四面（世面）的好伐？哈哈哈。
就这样，我被录取了，自信瞬间爆棚。我后来才知道，男主播的竞争远没有女生那么激烈，来应聘的人数本来就不多，综合素质也一般，毕竟大部分来美国打拼的男生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也不爱干这抛头露脸的活儿。
我的搭档是跟着老公出来的陪读，英语一句也不会讲，我在跟她交谈时，偶尔不小心会掺了几个“cash”“mic”之类的极简单的英语单词，都会被她数落：“好好的中国人说什么英文？”我心里想的是：“好好的中国人来什么美国？”但从她不友好的眼神里，我读到了深深的自卑，生生把这句话给咽回去了。
越是自卑的人，越是需要别人的肯定，不然就会滋生出比自卑更邪恶且有杀伤力的情绪和行为，比如嫉妒、报复。这是我后来用了很多年才学会的道理，换句话说，就是要给足别人面子，打人不打脸。三十刚出头那会儿还没那么世故圆滑，生性又是那种不太能说违心话的人，所以一不小心就会把她惹恼。
她每次化完妆都会问我：“好看吗？是不是显得特年轻？”我常常支支吾吾的，不知道如何回应。但在这样的语境下，支支吾吾就是罪不可赦。她用妆很浓，下笔的方式也很老套，选衣服、做表情也是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我从第一天就卖乖地叫她姐，过了很久之后才发现其实她比我还小几岁。
以前一直傻傻地以为主播都是把词儿背下来的，其实在我们正前方放着个提词器，像七英寸
黑白电视那么大，桌子底下有个脚踏来控制滚动翻页。这需要脚、嘴和眼睛高度配合同步，还不能让观众察觉到你在读词，切忌头部或眼神的上下移动。
我知道自己功夫不够，经验不足，每次都会提前一个多小时来读稿，还躲在厕所里用我大哥——BBC和央视的资深主播董关鹏教我的方法“咦咦啊啊”地开嗓。但毕竟完全是生手，难免会卡壳或读串行。次数多了，我的搭档就会从唇缝里挤出“啧啧”的嫌弃声，嘟囔着“还让不让人回家啦”之类的刻薄话。她越这样，我越紧张，越容易出错，确实延长了大家的工作时间，我也觉得很抱歉。
她心情大好的时候会来指点一下我。我总觉得读新闻稿不需要有太多语调，平实质朴、娓娓道来就好。但是她会很粗鲁地打断我，让我跟着她用抑扬顿挫的语调来念“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觉得听上去头皮酥麻得厉害，就婉言谢绝了跟读，又把“行家里手”气得够呛。
于是，一有机会，她就去领导面前数落我底子差、错误多，还不虚心求教什么的。好在那个时候电视已经有了网络版，每一期结束，观众可以留言评论。火眼金睛的观众们数落她“假惺惺”“做作”“老派”的词汇远远多过对我的负面评价。大部分观众对我这个“表情僵硬”“中气不足”“偶尔吞音”的小年轻还是宽容爱护的。
要上镜头，必须化妆，这是行业规矩。我虽然不情愿，但谁也没有豁免权。不过男生的妆比较简单，就是上粉底，是为了防止镜头里的脸油油地反光。我本来想省钱，把女生朋友用剩下的粉饼拿来凑合凑合，但是我一个夏威夷来的黑小子，哪怕拍上她们最深色的粉，都会顿时变成《望乡》里的阿崎
。只好自己厚着脸皮去Sephora（丝芙兰）化妆品连锁店让销售员挨个测出最适合我的色调。
美国中文电视在搬去法拉盛之前，在曼哈顿的办公室很小很简陋，也没有专门的化妆间，女主播们都是提前几个小时自己在家里精心化好了妆容再过来。我又不想化完妆再上地铁，只能提前来台里，躲在厕所里上粉，还提心吊胆地怕被不知情的人撞见。
那个年代好像还没有LED冷光灯，镁光灯打在脸上巨热无比。我特别爱出汗，夏天空调不足的时候，只好上半身西装、下半身短裤来欺骗观众。但有时候还是坚持不到录完就汗流满面。有前辈建议我去打止汗针，我上网一查其实就是肉毒杆菌，照姐姐们的说法还能一举两得地祛皱。但是肉毒杆菌会截断面部神经，我可不想变得皮笑肉不笑的。最后只好去药店买了止汗喷雾，喷完之后，额头那块就彻底没感觉了，凉凉地摸上去像死人一样。
因为是免费电视台，没什么竞争对手，美国中文电视在华人圈子里的收视率还是相当高的。老板希望再炒炒气氛，让同是他旗下的《侨报》半版推出了我们几位新加盟主播的沙龙照，还请了专业摄影师来帮我们拍。终于有专业化妆师帮我扑粉了，恍惚间感觉像是进入了演艺圈。
我的搭档还一本正经地问同事以后上街需要不需要戴墨镜。偶像包袱
那么重，真的不嫌累的哦！不过有一次，我录完节目去唐人街吃饭，正赶上电视里在播新闻，真的被餐馆老板娘“诶诶诶”地认出来。她有点小激动，搞得我也有点小激动。但她也没给我打折，只是意思了一下免了个税，我心里暗自埋怨她小气。
这份工作，虽然表面风光，但一次才给五十美元，还不算路程和准备时间，比起我的其他营生，其实性价比是最低的，也没有置装费和脂粉钱，感觉待遇还不如青楼女子。而且，最让人伤心的是，这是一个“卖身不卖艺”的行当，完全不需要用脑子，干久了也会觉得挺没劲。
有一次我在读稿的时候发现编辑在文法方面有个明显的错误，就好心给他们指出来。没想到主管一句话怼回来：“你们这些靠脸吃饭的播音员，管好自己嘴上的活儿就好了，别没事挑剔人家脑力劳动者。”
我完全没想到他会如此反应，当时心里止不住地爆粗口，好想把我厚厚的学历拿出来狠狠摔他脸上，问他到底谁才是脑力劳动者。但无奈自己脸上还扑着粉，底气不足，实在没法跟人吵架。
为了节省成本，电视台是不养全职员工的，当年我们七八个主播都是兼职，所以要排班。我的搭档因为资历最老而被老板指定负责排班，这下可算找到报复我的机会了，我越是什么时候不方便，她越不通融。半年后，我终因受不了她种种莫名其妙的刁难和奚落而辞去了这份工作。听说后来办公室搬到了皇后区的法拉盛，工作环境改善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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