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威夷,无论是气候、文化、饮食、服务都是无可挑剔的,很多人选择来这里养老。对于那些酷爱水上运动的人来说,这里也是难以割舍的海域。如果可以,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离开。我就有一个朋友,自从学会了冲浪,每周不冲一次浑身发痒,无药可医。小鸟依人的她最后嫁给一个长宽高都是她两三倍的萨摩土著,乖乖隆地咚,真担心她老公睡觉翻身会把她压死。
但对于年轻人,尤其像我这种不安分的年轻人来说,夏威夷太安逸了。往沙滩上一躺,很难不把壮志雄心搁置到明天;瓦胡岛也太小了,在超市总能遇到熟人;檀香山离哪里都太远,往东到加利福尼亚州要飞六个小时,往西到上海要飞十个小时,就算花一百美元打飞的到其他岛屿上,看到的还是一样的沙子,一样的棕榈树。
还有一个说出来会遭人骂的理由:这里天气实在太好了,终年温度在二十到三十摄氏度之间。但即使是天堂才有的风光,如果天天阳光明媚,也难免会疲劳,皮肤都感觉乏味了。四季各自为景,交替成趣。没有凋零,就不会欣赏繁茂;没有失去,就不会懂得珍惜。
到了第三个年头,我染上了严重的Island Fever,迫不及待地想逃离这个太平洋上的孤岛。我甚至开始怀念上海的冬天,在没有暖气的浴室里洗澡,不舍得事先撒尿,因为不靠着这股自产的小暖流,根本不可能撑到水管变热,盼望钻进软软暖暖的羽绒被里,盼望第一朵雪花落在鼻尖上,长长的围巾被风吹到另半张脸上;盼望蝉声渐弱,秋风渐起;盼望树叶穿上五彩的霓裳,在空中跳一段芭蕾,落在我咖啡色的高帮皮鞋的鞋面上。
于是,二〇〇六年的平安夜,我告别了彩虹之州,搭上一班几乎没人的红眼航班,从檀香山飞到了大苹果(纽约)。当飞机在拉瓜迪亚机场低空盘旋时,我看到了窗檐上未消的积雪,看到了炫彩流光的不夜霓虹,也听到了自己喉咙里生生咽下去的兴奋的尖叫声。
来纽约并没有太具体的期待,只知道这是一个有季节变化的移民城市,有很多人和人种,有很多好吃好玩的,有很多善恶和美丑的地方。上海被称为“中国的魔都”,但是跟全世界的魔都纽约比起来,魔性还差得远。我上中学时有一部红遍中国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生动描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华人移民在美国生存的悲欢苦乐、人情冷暖。它每一集开场都有一段英文独白,我至今记忆犹新:
If you love someone,send him to New York,cuz it's heaven,if you hate someone,send him to New York,cuz it's hell.
(如果你爱一个人,就送他去纽约吧,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就送他去纽约吧,因为那里是地狱。)
当时年纪小,并不能完全理解所有剧情,也没有足够的生活阅历去验证别人的思想,只是听到这句话时莫名感到震撼,就像第一次看到过山车时的那种又想又怕的感受。直到离开纽约的那一天,才有了一些自己的理解,在某些句子下面画了红线、添了注脚。
我来纽约也没有太明确的计划,只知道自己OPT的城市充满了不确定和无限可能。有人生来就喜欢稳定,最好大学还没毕业就知道自己在哪里退休。而在我看来,一眼就望得到头的地方,无论多美好,都算是打了折扣。
从夏威夷回来之后,我才发现自己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多元化(Diversity)。不光是族群和文化的多元,也包括生活方式的多元。在纽约你可以穷奢极侈,也可以用低廉的生活成本活得潇洒而有尊严。而且,在这个摩肩接踵的城市,你撞到工作和邂逅贵人的机会也多很多,所以我确信它是一个比夏威夷更容易活下来的地方。当然,冬天露宿街头是不行的,我身上连根火柴都没有,所以得先解决住宿问题。
和所有漂泊的中国人一样,到陌生地方肯定先得投奔熟人。不像现在的孩子,一言不合就开房。我们那代人,酒店好像从来都不是第一选项。我北大同系的师姐黄兆旦,也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当时在全世界一流的师范学院——哥伦比亚大学Teachers College(教育学院)攻读国际教育博士,我就先到她那儿落脚。(www.xing528.com)
因为有大件行李,不得不打车。我来美国三年多了,这是第一次打车。因为实在太贵了,计程表上的数字跟中学体育老师手里那块可怕的秒表一样转得飞快,红灯都不带停转的。你不想看它又忍不住去看它,眼瞅着一盒果汁没了,一个汉堡没了,一桶豆油没了,心疼到你最后只能转脸去看窗外。
不情不愿地给足15%的小费,怕给少了被黑人司机追着打。是的,我那时候还没完全褪掉种族主义外壳。厄巴纳——香槟几乎都是白人,夏威夷多是亚洲面孔,但一到纽约,深色人种的数量瞬间多了起来,尤其是开出租车的。
坦率地说,黑人在五官、身材、毛发、尺寸上跟我们黄种人确实差别最大,有时候难免让人心生恐惧。明明知道黑人不都是坏人的道理,但也多多少少会受媒体的误导产生一些刻板印象。曾经有一次走夜路,一个帽兜遮着半张脸的黑人小伙子,应该是碰巧跟我同路好几条街。于是所有电影里先奸后杀的恐怖画面都涌现出来,我情不自禁地加快脚步以至于最后狂奔起来。事后想象自己狼狈的蠢样子和小伙子的感受,又非常自责。
其实种族歧视是天性,是人性,需要主观努力才能克服。亚洲虽然饱经战火,但大部分是单民族的国家,对外来族群都多少怀着点敌意和警戒心。比起本来就是移民国家的美国,种族歧视要更严重100倍,而且是根深蒂固的,不会因为国家政策或法律而轻易改变,只是发作的机会和被报道的次数不像美国那么多而已。
尤其对于我们父母那代人来说,女儿要想嫁个黑人老公或者儿子要娶个日本媳妇都意味着与整个家族你死我活的斗争。我有个朋友的妈妈更可笑,愣说女儿带回来的拉丁裔的男朋友也是黑人。我后来交了很多皮肤颜色重的朋友,只能说每个人种都有脾气好和脾气不好的人、心眼好和心眼不好的人。
兆旦的房子恰好就在学校边上声名狼藉的哈林区,美国有那么几所名校都坐落在城市治安最差的区,让很多学生和家长在申请时患得患失。比如芝加哥大学、南加州大学、伯克利大学,大家在中国都常看到打劫、谋杀、醉驾之类的负面新闻,也难怪父母会担心。
哈佛大学也好不到哪里去,UCLA(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据说校内治安是最差的,弗吉尼亚理工的枪杀案世界闻名,UIUC(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女生被先奸后杀。最近几年,个别富二代、官二代穷奢糜烂的生活又把暴力罪行的矛头引到了被误认为“都很有钱”的中国人身上,让其他无辜的中国留学生遭受池鱼之殃。
虽然哈林区并没有传说那么可怕,尤其是布隆伯格(Bloomberg)市长上任后,纽约的治安得到了极大改善。但天黑后不在街上独自行走是生存常识,不穿无论真假的大牌衣服,不戴bling bling的珠宝,不刻意炫富攀比是留学生该遵守的“求生法则”。
虽然对曼哈顿寸土寸金的房市早就有了思想准备,但走进兆旦与人合租的家,还是被吓了一跳。推开卧室门就是床,床边也基本没有落脚的地方,得直接爬上床。我忍不住戏谑了一句:“哟,到了纽约变东北人啦?进屋上炕?”
我睡的客厅反倒宽敞些,但是厨房里满地乱爬的小蟑螂让人不敢睡得太死。因为客厅、厨房和厕所全是共用的,同屋的那对小夫妻特别斤斤计较,对我这个降低了本来就不宽裕的人均面积的不速之客,唇齿间免不了多了些“啧啧”之声。再没眼力见儿的人都知道“落脚”的时间是有上限的。再加上每天晚上“与螂共舞”,无论兆旦介意与否,我都知道此处非久留之地。
还没有工作的人,最好别住在曼哈顿,哈林区都贵成这样,其他区就可想而知了:中央公园两侧的上东区、上西区都是动辄几百万美元的老贵族豪宅;苏荷区、切尔西区、格林尼治村是时尚新贵们的地盘;Mid Town是繁华的商业区,物价自然高;Downtown最特别,当华尔街西装革履的金领、白领下班回家后,这里瞬间变成毒贩子、瘾君子、失足女和流浪汉的地狱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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