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子闯美国：香槟分校的留学奇迹

2000年前后的美国使馆，对于普通人来说，那是个讳莫如深、有士兵把守、在中国国境内但中国人不能随便进出的地方，而对于那些一心想在星条旗下“孵蛋”的人来说，那是一个既让人向往又让人怨恨的地狱天堂。

那时候美国大使馆还没迁新址，签证处在秀水西街和秀水北街的拐角处。即使有预约，排队签证的人也得在腊月的寒风里哆哆嗦嗦等一个多小时才能进屋里继续排队。那时候在使馆工作人员眼里，手机就是手榴弹，绝不能带进使馆，必须花五块钱寄存在门口那些既没招牌也没执照但你必须信任的临时小摊上。

除了收钱帮你看管手机，这些神奇小摊还提供一系列收费或免费的服务，比如粘照片的胶水啦，蓝黑色的墨水笔啦。遇到年纪大一点儿的，英文差一点儿的，还会教你怎么填表格，帮你安排邮递服务等。当时的申请表格中有一项要求是把你的中文名字转译成一种奇怪的电码，而这种电码必须通过他们提供的一本已经快被翻烂了的小本本才能查到。

以上这些琐碎的东西如果缺了其中任何一项，都有可能导致你必须重新花钱预约，重新排队受苦，甚至功亏一篑的严重后果。所以即便有人说他们是和使馆串通好了一起挣钱的地头蛇，但在我选择性天真的眼睛里，他们只是靠山吃山，提供及时而贴心的便民服务的好人。

排队无聊的时候，就观察那个一动不动的警卫哥哥几分钟眨一次眼睛，以此消磨时光，或者没心没肺地跟同去的小伙伴打赌下一个出来的人拿没拿到签证。结果是不用问的，都写在脸上。再坚强的人被无缘无故拒签，那没有淌出来的眼泪也早已倒灌进了胃里，造成他眉头间痉挛般的痛苦表情；再淡定的人拿到签证那一刻的欣喜若狂，即使不叫出声来别人也能听到。

那时候签证官不多，也不常换，每个人都会在MIT BBS的留学论坛上得到一个绰号——眼镜男、长发妹、小妖精、老巫婆之类，这大概是那些在拿签证过程中吃过苦头的人出气的一种方式，肯定不会太友善。但在我眼里，比冷面的签证官更可恶的是那几个在使馆工作的中国籍保安。他们如地主家豢养的狼犬，在没什么好脸色的洋主人面前摇尾乞怜，却对自己的同胞大呼小叫，以平衡他们可怜的自尊心。

因为大多数人赌不起可能造成的后果，对他们的恶声恶气敢怒而不敢言。我因为讨厌他们甚至开始讨厌我曾经那么痴迷的京腔普通话。有时候性子急又身材魁梧的大老爷们也会跟他们杠两句嘴，看他们嘟嘟囔囔悻悻然的窝囊表情，料定他们不会从这种欺软怕硬的生活状态中获得真正的自尊和幸福。

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天了，只记得那天太阳特别晴朗，但也有可能是如释重负的心情造成的假象。我刚从签证处的后门出来，那些发放打折机票传单的阿姨大叔们，就像发现狮子吃剩下的麋鹿残骸的土狼一样迅速围了上来，说着已经演练了千遍的谄媚而不真诚的恭维话，造成一种夹道欢送的伪幸福场面，让你不自觉地把本来想说的“不要”改说成了“谢谢”，随手就接过厚厚一沓子打折机票的广告传单。

就这样，我拿到了这张珍贵的美国签证，还真的循着其中一张广告上的电话订好了机票（那个年代没有“携程”“去哪儿”这样的APP）。因为有全额奖学金，算上免去的学费，一年几万美元对于当时的中国是连土豪都会侧目的数字。所以很豪爽地把银行存款留给了家人和朋友，揣着在黑市上用8.8∶1的巨额汇率换成的几百美元就去了美国。

我上大学那年也没让父母送，拉着一个食堂阿姨送的行李箱独自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到了宿舍才发现我竟然是班里唯一一个没有家长送的。那时候已经不用背着脸盆和被褥，所以场面并没有那种戏剧化的壮烈，只是高度近视的妈妈扒着窗户努力寻找儿子的画面有点酸楚。又大了七岁的我，更不愿意让老人家再经历那种哭哭啼啼的送别场面，一个人提着一大一小两个旅行箱去了首都机场，里面还有用衣服裹着、妈妈坚持要我带上的那口笨重的铁锅。

在芝加哥转机时，我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顺着工作人员手指的方向，看到停机坪上停着一架比旅行大巴还小的飞机。坐上去后，我很认真地数了数，总共不到四十个座位，老旧的人造革座椅已经有了斑驳的痕迹。飞机滑行加速时我分明听到了螺丝螺母间发出的吱吱扭扭的刺耳的摩擦声，让我想起当年住重症监护病房时隔壁床上奄奄一息的老人痛苦的翻身声。

一位胳膊纤细但虎背熊腰的“空婶”横在并不宽敞的过道中间，熟练而面无表情地配合着机上安全指南广播做着机械的动作，教我们怎么系安全带。我的位子就在她的左侧，我一直在担心嵌在她脸上皱纹里的廉价脂粉随时会抖落在我身上。在演示氧气面罩的环节，她腾不开手，毫无预警地就把那半截安全带丢在我腿上，还冲我抛了一个肥腻的媚眼。我慌不迭地低下头去，感觉像第一次偷偷去怡红院就撞见了韦小宝他娘。

和大飞机上的餐饮推车服务不同，飞机腾空没多久，“空婶”端着一个摆满了透明塑料杯子的托盘一掀帘子从后面走了出来，只有可乐、芬达和白水三种选择，当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价格更贵的可乐。也就是十几分钟的光景，“空婶”再次出现，慌里慌张地收走了每个人手里还没喝完的饮料杯子，飞机开始降落。我往舷窗外望去，只见一片漫无边际的农田，完全没有城市的迹象。我没坐错飞机吧？我来的是我日思夜想了这么多年的繁荣昌盛的美利坚吗？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简称UIUC），素有“玉米地大学”之称。除了是因为以学校为起点，无论往哪个方向开，十分钟之后必定进入两边都是玉米地的“景区”。还因为，美国人爱吃的像水果一样多汁的甜玉米，就是在这所大学的实验室培育出来的，今天校园里还留了一块地以示纪念。

香槟人也毫不避讳地自嘲这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我听过最具文采的一句戏谑就是“No Urban，No Champaign”。不过可能正因为这里的荒凉寂寞，没有声色犬马的诱惑，教授和学生们才能专注于各自的学业，潜心研究，才成就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在很多领域名列三甲吧？

能拿到全额奖学金顺利来美国，我要感谢粟春科——当年在图书馆一起熬夜背单词、查资料，申请美国大学的小伙伴。结果那年他走了，我没走成。因缘际会，三年后，在他的大力保荐下，我被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言语沟通系（Speech Communication Department）录取。并加入他所在的组织沟通学（Organization Communication）专业的实验室。他是Noshir Contractor教授最得意的大弟子，也就成了我的掌门大师兄。

我走“快车道”拿到录取通知和全额奖学金的另一个原因是，印度裔的Nosh教授独独偏爱印度裔和华裔的学生，他固执地认为他们比其他种族更天资聪颖，也更勤勉刻苦，所以只招这两类学生。有时候坐在实验室里，恍惚中感觉身在硅谷。

据说中国的很多大学研究生院已成职场，学生们不喊“教授”改喊“老板”了。教授想靠大学给的微薄工资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几乎不可能，必须找项目，让学生做廉价劳动力，这使大学“教授不好好教，学生不好好学”的情形雪上加霜。这种现象在美国也渐渐成为一个不容小觑的问题。

我并没有要全盘否定这种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支持大学成为创造并转化生产力的孵化器，而不是空谈理论的象牙塔，关键是如何找到一个教研兼顾的平衡点。师生应该协力，用Problem Based Learning 的方法去发现问题，培养学生批判性的思考能力、设计师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去应对那些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

一下飞机就有人接的待遇不是每个留学生都有的福利，因为有了春科，我的“落地”没有像很多新生抱怨的那样：根本没有人管你，什么都得自己来。除了衣食住行有人照应，吃喝玩乐有人带着，也不用跟一大群FOB入学新生顶着八月份的大太阳，随着大学指派的本科生志愿者参观校园，参加并不那么有效率的Orientation。

大师兄甚至已经提前为我安排了一个室友，一个刚跟着导师从普林斯顿转学过来的学电子工程的高材生志峰，还是我的老乡。志峰比我更像上海人，无论是口音、长相还是生活习惯。虽然性格略古怪些，但是个好人，是外冷内温型的理工男。只是少了一些社交方面的经验，聊天相处总觉得有点儿尴尬。(www.xing528.com)

厄班纳-香槟双子城是典型的大学城，但两个城市加起来也没多大，一共就那么几个可以去的地方：一个超小的机场，一个简陋的灰狗汽车站，一小条餐饮街，只有一家叫燕京饭店的中餐馆，几家门可罗雀的小酒吧，两三家连锁超市，外加一个美国小城镇标配的mall（购物中心）。

双子城的公交线路覆盖了这两个城市，非常方便，持学生证可以免费乘坐。车子很宽敞，很高级，也很有人情味。司机手边有一个气压开关，可以让车身向右倾斜，还有块自动翻转的铁板，方便轮椅上下车。但有条件的学生还是会选择开车，毕竟伊利诺伊州的冬天寒风刺骨，滴水成冰。买个菜，或从路边捡个旧家具，没个车还是不太方便。

在美国，很多人会把一些不想要的旧家具搁在路边，让有需要的人领走，让它们物尽其用，做个顺水人情，还可以省掉一笔垃圾处理费。我的电视、床头柜、椅子甚至床垫子都是从路边捡的。很多单身学生家里都是这样，也无所谓床架子了，几百美元的东西，怎么也买不下手的，权当日式榻榻米了。

对于我们这些多少挨过点儿穷的“70后”来说，耳濡目染地继承了父辈勤俭持家的美德。可能在中国没机会表现，突然到了一个每元钱都要乘以8.8的国度，人人都变得懂事起来。每每看见有人搬家，就像中了大奖般欢喜，有的甚至就直接守在旁边。

当年在TBC工作时，每到学生毕业回国的季节，我也会跟单老师一起挨个宿舍去“淘宝”，哪怕是没用完的半瓶洗发水，哪怕是有点脏的登山包，如果直接丢进垃圾箱，平添了地球的垃圾压力。拯救一件没完全报废的物品，还它清白，让每一片还未枯败的花瓣散发出最后一缕馨香，是值得歌颂的德行。

在美国，上驾校没有国内这么辛苦，也不用看教练的脸色，但花费不菲。但美国并不要求你必须上驾校才能考取驾照，大多时候是爸爸教儿子，哥哥教弟弟。在我们这个留学生圈子里，就是老公教老婆，师兄带师弟了。在大师兄的耐心教导下，我勉强掌握了前进和倒退的基本原理。好在美国大多是自动挡的车，容易学。

伊利诺伊州地广人稀，居民遵守交通规则，考驾照本就不是一件很难的事，甚至路考的时候都不要求你“平趴”，因为根本用不着。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考了三次才过。失败的原因分别是：扭头张望时过于草率，转颈角度和表演尺度不够夸张以及看见STOP Sign——停车标没有踩死刹车。

回国后我才发现中国马路上很少有停车标，把刹车踩死这件事好像也不是很流行，因为一有机会就得换成油门，才能在人流车流中及时挤过去。但这在美国绝对不行，所有没有红绿灯的路口都得停车，小路遇大路小路停，同样宽的马路，Four Way Stop——大家一起停，即使完全没有人的马路，该停不停，就得吃罚单。

另一个比STOP标识更值得注意的是YIELD标识。在几乎所有的英汉字典里都只有“投降”“产出”的意思，却偏偏忽略了这个词使用最高频率的地方——马路上的意思——“让行”，尤其在并道的时候。有一则新闻说一个家庭一家四口，就因为该让行时没有停车，结果车被撞翻，全家遇难。

美国一共有五个时区，除了夏威夷和阿拉斯加本就脱离美国大陆不算，它的东西海岸、中西部、南部和山区的文化也有很大差异，中西部，尤其是那些以I开头的州，像伊利诺伊州、爱达荷州、爱荷华州、印第安那州等通常被称为“红脖子州”，政治观点和民风相对保守。

虽然厄班纳-香槟是个自由而思想偏右的大学城，还出过奥巴马这样的民主党总统，但伊利诺伊州地处中原腹地，以农业为主，白人占绝大多数，民风淳朴而相对没有那么国际化，Caucasian——高加索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白人，见到有色人种还是会给予几秒钟的注目礼。

和当地人聊天的过程中，我强烈感受到，他们对于美国之外的世界是不甚了解甚至淡漠的，很多美国老百姓一辈子没离开过他们出生的城市，对于遥远的中国几乎一无所知，很多印象还停留在Fox News（福克斯新闻频道）为他们定制的情节里，甚至会问出“新加坡是北京的首都吗？”之类让你哭笑不得的问题。

比无知更可怕的是无知而不自知。每次出席社交活动，我会特意穿一身改良的现代唐装，并且很努力提一些大家可能感兴趣的话题，但好像每次大家都是浅尝辄止。我一开始还自责自己没有本事，后来才发现只是因为money talks（有钱能使鬼推磨）。你看现在国力强了，那么多老外争先恐后地来中国，聊中国，用中国人的钱养家糊口。我现在不用再穿唐装了，他们替我穿了。

校园里会好很多，毕竟UIUC是美国公立学校中接受国际学生比例最高的大学，尤其是专业排名靠前的那些理工科院系，包括俗称Double E的电子工程系、土木工程系、数学系等，都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几个亚洲国家的亚裔学生甚至教授。可能这些专业对于美国人来说真的有点难，愿意读的人也不多。

厄班纳-香槟除了有个mall，好像就没其他娱乐场所了。mall里有一台大号旋转木马，周末会有很多家长带孩子来排队，然后去看电影、吃快餐、打电动、抓娃娃什么的。但尽管如此，周边一些更小城镇的大学生，比如圣母大学，还经常来这里感受“大城镇”的繁华，去有四十个人，而不是二十个人的酒吧喝酒。

我还真的去过一个比香槟还要偏远的城市叫罗克福德，因为大哥Kent的好友Doris——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住在那里。大哥说他在那里留了一箱衣服，我可以拿去穿，我就坐着Greyhound去了。大哥是设计师，我对他的审美充分信任，就算是他十年前买的衣服也绝不会过时。

在北京的时候我就最喜欢穿他不要的衣服，他正在穿的衣服我要是喜欢也会直接扒下来，他最宠我，所以即使是自己喜欢的也不会舍不得给我。他也是唯一一个从中国给我寄过包裹的人，生活在国内被顺丰快递宠坏了感受不到，出国后才会理解漂洋过海的包裹治疗乡愁的功效。

不得不去罗克福德取衣服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有一个很不环保的发明叫“烘干机”，我从中国带来的衣服用它烘完之后都缩水了一个号。美国的衣服太贵舍不得买，只好等到Black Friday跟一帮超会过日子的阿姨大婶一起去商店里“打劫”。

被“流放”到农村，我不会错过任何一个离开双子城的假期。感恩节去了圣路易斯跟TBC的学生聚会，尝试了几乎每个美国大学生都会尝试的东西；圣诞节去了巴尔的摩，在TBC同事Omar家跟他学轮滑摔得鼻青脸肿，看他们三兄弟一起拍的小电影。我也去了旦旦读书的奥兰多，跟她一起在环球影城戴着尖帽子，吹着号角跨了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