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往事：揭秘新东方学校

Angela的美国文化课以及与Peter的交往，彻底点燃了我对这个国家一发不可收拾的好奇心，也让我找到了一个新的努力方向——我要去美国。当时校园里已经开始有了“出国留学”这个选项，大三、大四的学生群体里也有了这种互相感染的气氛。我跟班主任付志明老师说了我的想法，得到他的认可和祝福之后，开始疯狂加大学习英语的力度。

Peter走之后，我才意识到有个英语母语者陪我说英语，随时把我从课本里背下来的生硬词汇变成地道的美国口语，是件多么奢侈而幸福的事，也让我意识到聊天是如此有效的学习方法。跟Peter交往的短短几个月，不但让我的发音和用词更加精准地道，更重要的是大大提升了我用英语交流的意愿和自信。

我每周六会骑车到人民大学，参加当时北京唯一的一个“英语角”。其实英语角算不上一个学习英语的地方，它只是为一群希望练口语的人提供了一个安全而不受裁决的场所。在那里没人会嘲笑你“假洋鬼子”什么的。去那里的男女老少水平参差不齐，如果实在找不到一个程度匹配的人，就索性鸡同鸭讲，扯开喉咙各聊各的好了。

除了英语角，我还做了一件现在想想非常疯狂的事。我会徘徊在北大勺园留学生公寓的门口，看到面善的学生就屁颠屁颠地凑上去问：“Can I help you？”没有人会无缘无故陪你练口语，但我相信初来乍到的留学生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琐事需要帮忙，为别人提供援助是最容易被人接受的一种交友方式：I scratch your back，you scratch mine。

那个年代学校管得很严，十一点宿舍就熄灯锁门。为了能熬夜准备非人的GRE考试，我一狠心，撇下兄弟们从宿舍搬了出去，在北大西边的万柳公寓租了间小屋子。虽然号称“公寓”，其实更像监狱的设计。三四通长长的平房像瑞士卷一样被均匀地隔成不到七平方米一间的十几间小屋子，推开门就是一张单人床和一张紧挨着床的书桌，椅背抵在床沿上。

虽然狭小逼仄，但却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拥有的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第一次触摸这个年纪早该拥有的自由和私隐的快乐。我从新华书店买了一张美国地图挂在墙上，每天用手指去摩挲那一个个细小而陌生的地理名词，想象着几个月后可能会在其中的一个城市读书生活，心跳都会不自觉地加快。

那时候没有留学中介这个行业，只有一所很特殊的学校，学校有一个带着维新变法气息的名字——“新东方”。俞敏洪校长不光是我们的导师，更是我们的英雄，他自己没能留学，却像古老神话里的英雄一样化身为一座灯塔。在那个留学还是少数人追求的梦想并在夜色中摸索的年代，一群不满中国研究生教育现状，也不甘于适应现状的大学生，就借着灯塔里微弱的光，沿着前辈踩出来的泥泞小路，像一群刚刚被打开笼子的小鸡一样，探头探脑地迈出国门。

新东方那时候规模还不大，条件也很简陋，没有自己的教学楼，基本是租用别的学校周末或放学后的教室，甚至厂房里的大会议室。大夏天也没有空调，满满地挤了一屋子互不相识的学生，埋头做那一摞摞的GRE真题。真题大都是影印本，字迹模糊，但那就是我们“过河”时唯一摸得着的“石头”。

“出国帮”成员人手一本“红宝书”——从五千到三万词汇量的GRE词典。我完全不认同这种背单词的方法，也明知这种学习不是学习，但对于一群母语非英语的孩子，突然要去和所有的美国本科生竞争有限的研究生院录取名额，以及更有限的奖学金名额，这就是我们唯一的路径。之所以说“这种学习不是学习”，因为GRE考完不消三个月，那些曾经拥有的傲人的词汇量便会如独立日的焰火般烟消云散。

那时候的GRE分三个部分，有三个奇怪的名字：“Verbal”指的是文字文学素养，“Quantitative”指的是数学素养，“Analytical”顾名思义是逻辑（分析）能力。对于中国孩子，语法题还算好，中国的英语课教的最多的就是语法。但因为阅读理解的文章话题涉及天文地理、生化科学、医药百科、音乐美术，即使拥有了几万字的词汇量，要读懂所有文章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新东方老师的任务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学生考出高分，于是他们传授的一个重要技能就是答题技巧。老师们花大量时间总结了出题老师四选一的规律，学生们似懂非懂、将信将疑地按部就班，也确实能在绝望中找到一丝希望。我当年考得是800分满分里的640分，分数不高，但好像打败了83％的对手。

美国人的数学教育强调的是理解基本概念，数学考试从某种程度上很接近考驾照，而不是像中国学生那样成天训练如何破解疑难怪题。所以在“黄沙百战穿金甲”的中国学生面前，数学部分就像《水果忍者》游戏。虽然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好得意的，但至少在攻坚的堡垒中这是敌人最薄弱的一环。理科生们不考满分是奇耻大辱，都不好意思跟人说；我考了770分，对于一个四年大学没沾过数学一根鸡毛的文科生来说，也足以自我宽慰了。

逻辑题目要看懂也不容易，要蒙对主要靠人品。但因为并不是每所大学都看这个分数，很多人不会花太多时间去死磕。我当时考了670分，也算是够交代了。好在GRE考试没有写作，也没有口试，所以很多英文实战能力差的人也可以蒙混过关。

那个年代“水未涨，船未高”，总分过了2000分就可以自信满满地申请大学了，不像后来每年都爆出考满分的天（疯）才（子），也让美国大学对中国学生的分数产生了质疑。能不质疑吗？一群中国孩子打败一群美国精英学子，你就想象一下，一个从没来过中国也没有中国籍汉语老师指点的美国学生，竟然拿了高考状元——这绝对是一件细思极恐的事。

于是，很多有脑子的名校开始行动起来，“封杀”GRE满分生，他们的逻辑其实很简单：无论是因为聪明还是努力，你花如此多的时间和心力，只是为应付一场考试，你一定也错过了什么。而那些你错过的，极有可能是更重要的事情，比如：与人沟通、思考人生、锻炼身体、结交朋友、公益劳动、周游世界、兴趣爱好……

GRE虽然难得没天理，但我却不觉得它是最大的挑战，毕竟那个年代想出国、能出国的都是学霸级别的应试高手。考试说到底只是门技术活儿，只要投入足够的时间，熟能生巧，一定能做得好。ETS的出题官们虽然赚足了中国学生的钱，但也是吃足了苦头。他们必须夜以继日地拓展并更新题库，降低学生撞上熟题的可能。还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地跟中国考生斗智斗勇，甚至几度取消考试成绩。

经受了考GRE的魔鬼训练之后，再去准备托福考试就易如反掌了，毕竟托福的听力、口语考试，主要是衡量一个人所掌握的英语能否在美国生活。我没有花钱去报托福班学习答题技巧，几乎没怎么准备就考了个接近满分。之后借着自己胸有成竹的应试经验，还模仿着新东方老师们的谐谑风格，去给别的学生上过一阵托福课。那时候仗着年轻，一天站着连讲七八个小时都不是个事儿。第一批新东方的老师就是这样发家致富的。

申请美国大学的第二座大山是PS，不是考你怎么把脸变瘦、把腿拉长的修图技巧，而是撰写一篇“惊天地泣鬼神”的Personal Statement（个人陈述）。其实就是用有限的文字，回答大学招生官“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学校？”“学校为什么应该录取你？”这两个问题。在我看来，这才是既考验你英语写作能力，又挑战你讲故事水平的大门槛。

在中国的英语课上，很少有机会练习英语写作，因为老师也不知道该怎么教，最多帮学生改改单复数，第三人称加个s什么的。就算学生词汇量再大再偏，因为缺少“熟读唐诗三百首”的海量有效输入，写出来的东西也大多带着浓浓的“最炫民族风”，不知所云的Chinglish（“中国式英语”）常常让外国招生官一头雾水。回看我十七年前写的PS，用词晦涩，肉麻做作，不堪卒读。(www.xing528.com)

但真正被招生官果断弃之的还不是写作技巧，而是作文内容。即使文字再拙，只要故事真实、感情诚挚，还是能打动人的。怕就怕中国学生习作例文看得太多，已经不会讲自己的故事了。当然，中国学生这十几年的光阴全用在应付考试上了，也根本没什么有趣有料的故事可讲。

于是，为了像“别人家的孩子”一样能把招生官弄哭，他们就开始编故事，或者生硬地背诵别人的故事。世界上没有比“哭而无泪”“无景生情”的虚假文字更让人反胃的了。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19世纪，一定有这些PS的功劳。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身残志坚、含辛茹苦，拉扯孩子长大的寡母和那么多卖身葬父、寒窑苦读，最终金榜题名的儿女？

申请路上的第三座大山是推荐信，其实这一项要求挺为难中国学生的。因为中国但并没有这样的“推荐文化”，而且绝大部分大学教授用英语写作也是有心无力。

最常规的做法是老师用中文写，学生自己翻译。话说要把教授们的魏晋文风翻译成外国教授能读懂的英文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也有学生把自己夸一通，然后讪讪地摸着后脑勺去找教授签字。

我听说还有一种简单粗暴的做法就是自己写、自己签，反正基本上都是死无对证。那个年代，电子邮件和手机在中国还没有真正普及，经常不在办公室待着的教授们的电话还得用总机转。就算你中彩票般地遇到一个较真儿的招生官，克服万难打通了教授的电话，估计也是鸡同鸭讲。别说中国教授的英语不知所云，老外能把中国孩子的名字念得让大家知道说的是谁就已是不易。

最后一道难关是大学成绩单，倒不是说你需要做什么特殊的努力，都大四了，一切都晚了。无论你喜不喜欢，成绩就在那里，不增不减。还好有奖学金要求的约束和班主任付老师的叮咛，我没让成绩太难看，但并不是全A，尤其是那些我打心眼里不认同的死记硬背的公共课。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该考的试都考完了，把材料都集齐了，才开始撸起袖子找学校。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得去大学电脑教室排队等待那些586的电脑在隆隆的配音中缓缓启动。所有信息来自半天才能打开的国外网站和师兄师姐们在MIT BBS上七嘴八舌、戏谑怒骂的留言。

我们系里那年只有我一个人打算出国，大家都忙着准备各种工作面试。阿拉伯语专业对口的机构无非就是外交部、经贸部、新华社，以及华为、北方公司这些跨国公司，我对这些根本提不起任何兴趣。虽然老师劝我给自己留条后路，但是我当时心意决绝，也不想利用党员身份白白占用了这些本来有限的推荐名额。

因为有共同的语言和奋斗目标，让我经常跟英语系的人混在一起，不知不觉疏远了同班同学。出国这种事是需要搭档的，不光是互相敦促鼓励，还有一些很实际的事情需要彼此助力。

有一天，在友谊宾馆举行了一个超大规模的部长级国际会议，所有北大外语系的老师学生全部出动，担任现场翻译兼志愿者。在那次实习活动中，我跟英语系的粟春科相谈甚欢，经常约好了一起去查资料，互相帮着在图书馆占座熬夜背单词。他科班出身，英文还胜我一筹，自然我沾光的机会多些。很羡慕春科和他们英语系的学生，过半都在准备出国，而且凭借扎实的语言功底，什么专业都能申请，都敢申请。

其实当时我对自己的阿拉伯语专业早已没有了激情，只是看在四年“同眠共枕”的情分上还在勉力维持着“婚姻”，明明已经动了“红杏出墙”的念头，还是没有勇气迈出跨专业申请那一步。也可能是还没遇到让我一见倾心的“人”，我当时申请的都是中近东研究、阿拉伯文学方面的硕博士项目。可想而知，开设这些生冷专业的大学本来就不多，而且文科研究专业大多没有充裕的资金，即使是博士生都不一定能拿到全额奖学金。那时候也有点抠门，每申请一所大学就意味着五十美元到一百美元的报名费，所以最后我只申请了六所大学。

把厚厚的申请材料包一一寄出去之后，身体从紧张繁重的工作中解脱，但精神上的煎熬才刚刚开始。因为没有参加过高考，没有那种等待放榜的焦虑经验，这一次的等待让我体验到了什么叫“望眼欲穿”。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随着别人一声声的惊喜尖叫，我的心越揪越紧。美国大学哪怕不录取，也会非常礼貌地寄一封信给你，以表达他们的惋惜之情。

录取通知因为随信附上了一摞《报到须知》而显得格外厚重，而拒信通常是很薄的一页纸，所以从门房大爷那里接过信封的瞬间，不用拆就知道是祸是福。但最折磨人的是同样厚厚的信封里却塞着没有奖学金的录取通知，让你一下子从杨过哥哥的大雕背上直接跌落绝情谷底。

最可恨各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不是同时到达，前后要持续几个月。钝刀割肉，比高考放榜残忍多了。直到收到最后一封信，所有六所大学的回复集齐，虽然我拿到了三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但没有一所学校能够提供全额奖学金。没有全奖，别说学费交不起，连签证也拿不到。

于是，留学计划宣告落空。别的小伙伴已经开始讨论接下来做签证、找旅伴、订机票、租房子的计划了，我只能黯然离开这个曾经一起奋斗的小群体。对于我这个一路保送的学霸而言，这算是人生第一次遭受被人拒绝的挫折，但现在回头想想，也是一种难得的珍贵体验。

当时因为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中介公司，所有的事情，哪怕是填一张表格，盖一个公章都得自己做。但也正因为如此，你朝着自己的目标，用自己的双脚踩下每一个坚实稳妥的脚印，你参与并拥有整个过程，留学这件事才因此而变得完整而更有意义。

就好像旅行一样，你大摇大摆地走进旅行社，喊一声：“老子要出去玩一个月，花多少钱都无所谓。”旅行社的职员恭恭敬敬地帮你沏上一壶茶，在电脑上“剔剔挞挞”帮你选好目的地，订好头等舱机票，安排好空调大巴和专车接送，订好当地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有双语导游兼翻译全程陪同，照顾你吃喝拉撒睡，帮你选好餐厅点好菜，替你购物，为你砍价，帮你骂人。听上去是不是好省心？然而，这样的旅行还有意义吗？

同样道理，如果别人帮你找好学校，选好专业，替你撰写个人自述，帮你搜集乃至伪造成绩单和推荐信，甚至找人替你考试，冒充你面试，然后还帮你申请签证、订机票、安排美国的接机、租房子……那就很容易导致这一服务的继续延伸：找人代你去上课、帮你做作业、替你写论文，最后再给你造一份假文凭……功德圆满。但这样的留学还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