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霸罢学：鲑去来，美国留学往事

虽然这本书主要讲的是留学的事，但故事必须从头说起。

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个完全不需要大人操心的小孩，甚至被老师形容成“又红又专”，所以高中就入了党。作为一个十八岁的少年，我其实并没理解在和平时期“入党”的意味。坦率地说，它更像一枚不容推辞的荣誉奖章，提醒你努力做一个更上进的学生、更好的人。那个年代入党，虽然懵懂，但很纯粹。

入党之后没多久，我就被保送到了北京大学。虽然没亲身经历那场被人嘲笑为“不参加则人生不完整”的高考，但和很多同龄人一样，被十几年的应试教育基本榨干了学习的热情。一进大学校门，什么都想干，就是不太想读书，也不太在意成绩和名次这件事了。再加上远离了父母、远离了家乡之后，我的心灵和我的身体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的美妙，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就像刚出笼的雏鸟，四处寻找释放激情的途径。

于是我进了校学生会，从贴海报开始，什么事儿都干，有时候甚至就睡在学生会办公室。后来就有了些职务，还差一点当上学生会主席。在学生会最大的收获是交到一群跟我学不同专业的朋友，可以和他们聊考试以外的话题，聊人生、聊理想、聊大学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很感恩认识这群特别优秀的朋友，关鹏、贺凯、杨洪、开宇、兆旦、王华、王鹏、志静、简易……以及已经想不起来的好多名字。

“70后”这代人自己没吃过什么大苦，但多少见过别人吃苦。我们错过了乱世出英雄的机会，只道听途说了一些北大前辈热血沸腾的传说。我自己离“豪迈”这个词最近的一次经历，是当北约“误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我高举着拳头跳入了游行的队伍，还写了一篇讨伐北约的檄文，站在人群里大声地念。那种为了一个信念就热血沸腾的场面，现在每天玩手机的孩子恐怕无法想象。

“70后”是不耻于谈“理想”的，而北大又是一个允许你谈理想的地方，一个可以在寒冬腊月喝了大酒，踩到刚冻结实的未名湖上，脱光了上衣拍着胸脯大声喊出“我爱中国”而不会被当成精神病抓起来的地方。回想起来，那种踌躇满志的激情是如此的青春、赤诚和壮烈。

学生会主席竞选资格被剥夺后，我消沉了一阵子，辞去了所有的社会工作，回到求知求学的状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北大的这块金字招牌还是吸引了国内外不少的大咖来做讲座。那段时间听了很多五花八门的讲座，感觉校园外的世界好大。在对专业课的热情无可救药地消退的同时，却对其他院系的课充满了兴趣，比如广告系的朱青生教授讲的“当代艺术”，比如英语系的“美国文化”。

美国文化课的讲师叫Angela Goding，她对我的影响很大，开阔了我的眼界，带给了我很多新思想，我在心里一直叫她“天使姐姐”。她因为喜欢燕园的环境而来北大兼职授课，她正经的工作在北京四合院画廊，很有可能她是中国第一家地下画廊的执行总监。

说“地下”，是因为画廊展出的都是不可能进入主流画廊的前卫作品，我也是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了像艾未未那样伟大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另一个原因是它开在地下室，带着一点类似地下党的神秘感，而楼上是家同名法国餐馆——一家当年京城为数不多的能做出正宗法国料理的餐厅。

主厨是个华裔美国人，叫Paul，厨艺精湛，人又风趣，不忙的时候经常戴着他那顶高得夸张的白帽子走到前面跟客人搭讪。他喜欢跟我聊天，我猜他享受教一个乡土气息浓厚的大学生如何正确使用刀叉的成就感。我非常感谢他让我知道真正的西餐是什么样子。(www.xing528.com)

Angela还介绍了他的助理Peter Black给我做朋友。Peter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学的是中国明清艺术史，临毕业前在中国实习。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中文流利得会吓人一跳的白人。我们一见如故，并决定用一种特殊而公平的方式沟通——他说中文，我说英文，谁也不占谁的便宜。我领着他，确切地说是跟着他一起探索我也并不太了解的北京，而他则点点滴滴地给我介绍他在那儿出生长大的美利坚。

他住在交道口，对于不怎么出校门的大学生来说感觉好遥远。Peter是个非常体贴细心的人，有时候我们聊得太晚了，地铁停了，他会硬往我兜里塞五十块钱，让我打车回去。当他发现我舍不得打车还是坐公交的时候，就索性让我在他家睡上一晚，第二天再回学校。我的家训是“无功不受禄”，实在推辞不过，我就加倍努力地帮助Peter学中文。甚至在他没有要求的情况下，自己研发出课程去给他上课，还给他布置作业。

我也会挑一些很经典的中国电影陪他看，比如《霸王别姬》《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他很严厉地批评了我买盗版碟这件事，那时候穷，正版碟我是真的买不起。但我知道他是对的。

Peter脾气很好，但也有暴躁的时候，有一次他重重地把书丢在地上，抱怨中文难得太没天理，质问我为什么中南海和北海都不是海。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也没有百度，我还不能动动食指就回答他——“当年给这些湖命名的统治者是蒙古人，在蒙古语里‘海（海子）’就是‘湖’的意思”，只能自作聪明地反诘他为什么Mr.Black是个白人。

我们就是在这种彼此欣赏、互相嘲弄的交流中，建立起一种惺惺相惜的友谊。可惜几个月之后，他就结束实习回国了。那个年代别说社交软件，连电话都没普及，很容易断了和一个人的联系。多年之后，我妈告诉我，有个人用奇怪的语气打电话到家，说：“你有一个很聪明的儿子，我很想念他。”Peter没留下任何联系方式，不知他现在何处，是否安好。

上Angela的课最美妙的地方，就是常常忘记我们在上课。她很随性，有时候放一部电影，有时候讨论一些学生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们没有课本，唯一的纸质教材是一九九五年版的Lonely Planet（《孤独星球》）影印章节。Angela出生在旧金山，所以常常提起这个城市。当她聊旧金山的时候，也不会传授任何硬性知识，比如金门大桥的高度、淘金热的年代，而是聊她的生活，所以用得最多的教学工具是她的生活照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还没有流行PPT，她用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幻灯片”——用照片底片做成的小方格子，在一个黑色机器上码成一个圈，像时钟一样依次轮动。在熄了灯的教室，伴随着韵律感十足的“咔嚓”声，一明一暗中，一个美国人的生活，她的家人朋友，旁若无人的笑脸，她的厨房和她的狗，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台下我们这群懵懵懂懂的大学生听得凝神屏息，如醉如痴。

当她提到“Paradise of gay people”这个名词之前，我们这些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袖珍英汉字典》深信不疑的学生们都还以为“gay”只是一个表示“欢快”“愉悦”的形容词。当我们看到完美身材的男孩子和面容姣好的男孩子手拉着手甚至亲吻的图片，教室里顿时充满了唏嘘声和怪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