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大众传播时代，唐代中国与外部社会的跨文化交往，除了战争以外，最重要的形式就是跨境贸易往来，主要包括官方外交关系中所建立的朝贡贸易和互市贸易，也包括民间的商队贸易。具体而言，朝贡贸易，主要为来华贡使在朝贡形式下进行的官方贸易。各国到中原的使节，一般都要进贡方物，带来的方物多为高级奢侈品。中原王朝向各国使节相应地馈赠丝绸彩帛、金银器等礼品。这里的“方物”和“礼品”实际上就是商品，“进贡”与“馈赠”实质上就是一种国家贸易。[23]互市贸易，是在藩国向中原王朝请求“互市”获得许可的情况下在边境地区开展的“以己所有易彼所无”的半官方贸易，比如，在北、东北和西北边境，“系游牧部族。其物之最要者为马”[24]。由于边境贸易的规模已然形成，唐代则在边境设通汉蕃语言之人为互市监，进行专门管理。[25]商队贸易，主要为以“兴生胡”为主体的通过海、陆丝绸之路来往于中国和西域之间的民间商品贩运。在唐代的前期，由于唐中央对西域的有效经营，陆上丝绸贸易保持了长期的繁荣。“唐朝为了有效地管理东西陆路地区的涉外贸易，派官员在‘兴生胡’较为集中的西州负责审请公验的审查，即所谓‘过所’的勘验。”[26]“南方海道，来者尤多，以其交通便易也。唐代中国所以管理之者曰市舶使。”[27]
在对待中外民间贸易问题上，唐中央所采取的是胡、汉分治的重农抑商政策，其在限制外国人在华经商的规模的同时，更加禁止中国人参与其商业活动。据关市令载：“诸锦、绫、罗、谷、绸、绵、绢、丝、布、牦牛尾、真珠、金、银、铁，并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以至缘边诸州兴易。”[28]又《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九记载：“开成元年（836）六月……京兆府奏：准建中元年（780）十月六日敕，诸锦罽、绫、罗、縠、绣、织成、细紬、丝布、氂牛尾、真珠、银、铜、铁、奴婢等并不得与诸蕃互市；又准令式，中国人不合私与外国人交通、买卖、婚娶、来往。又举取蕃客钱以产业、奴婢为质者，重请禁之。”[29]又据《唐会要》卷八十六《关市》条记载：“天宝二年十月敕，如闻关已西诸国，兴贩往来不绝，虽托以求利，终交通外蕃，因循颇久，殊非稳便。自今已后，一切禁断，仍委四镇节度使，及路次所由郡县，严加捉搦，不得更有往来。”[30]
这种在中外贸易上限隔华夷的政策，虽然在现实执行中效果有限，但是其所传递的“重农抑商”的文化意义，却一定程度地强化了中国作为以传统农业文明为主导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认同。这与胡商群体所具有的以“商业民族”为核心的商品经济认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外跨境贸易下所形成的“胡商群体”，作为一种外来的契约文化主导下的“商业民族”，其与中原孝义文化下形成的“农业民族”形成了强烈的身份反差。《太平广记》中涉及唐代胡商的内容，多将其建构为“千金贾胡”“富波斯”等。“《太平广记》中记载的唐人对胡商的态度上也反映了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两种文明的冲突”。[31]正是这种基于跨境商品贸易所带来的身份反差和经济文化的差异，更为中原社会形成社会化的经济认同提供了重新审视自我的参照物。
【注释】
[1]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中认同和结构变化［M］//约瑟夫·拉彼德，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金烨，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74.
[2]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两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37.
[3]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5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274-275，273.
[4]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两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11.
[5]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09.
[6]秦亚青.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7]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M］.王立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5.
[8]狄百瑞.儒家的困境［M］.黄水婴，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5.
[9]［汉］公羊寿.春秋公羊传注疏［M］.［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浦卫忠，整理.杨向奎，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6-8.
[10]吕思勉.中国社会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30-331.
[11]吕思勉.隋唐五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887.
[12]高明士.隋唐五代史［M］.增订本.台北：里仁书局，2006：57-58.
[13]堀敏一.隋唐帝国与东亚［M］.韩昇，刘建英，编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134.
[14]堀敏一.隋唐帝国与东亚［M］.韩昇，刘建英，编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138.(www.xing528.com)
[15]堀敏一.隋唐帝国与东亚［M］.韩昇，刘建英，编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138.
[16]［战国］荀况.荀子［M］.安小兰，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87，90.
[17]［汉］司马迁.史记［M］.韩兆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7557.
[18]［汉］班固.汉书［M］.简体字本.［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943.
[19]［战国］荀况.荀子［M］.安小兰，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60.
[20]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0：4068，4724，3132.
[2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369.
[22]秦亚青.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114-115.
[23]李瑞哲.古代丝绸之路商队的活动特点分析［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37.
[24]吕思勉.隋唐五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763.
[25]高明士，等.隋唐五代史［M］.增订本.台北：里仁书局，2006：20.
[26]李瑞哲.试论胡商在丝绸之路上的活动以及中原王朝对待胡商的政策［J］.敦煌学辑刊，2009（2）：164.
[27]吕思勉.隋唐五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765.
[28]荒川正晴.唐帝国和粟特人的交易活动［J］.陈海涛，译.杨富学，校.敦煌研究，2002（3）：87.
[29]李瑞哲.试论胡商在丝绸之路上的活动以及中原王朝对待胡商的政策［J］.敦煌学辑刊，2009（2）：170.
[30]李瑞哲.试论胡商在丝绸之路上的活动以及中原王朝对待胡商的政策［J］敦煌学辑刊，2009（2）：170.
[31]黄云鹤，吕方达.《太平广记》中的唐代胡商文化［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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