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王制》云：“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疆，疆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16]
《史记·货殖列传序》中提道：“夫山西饶材、竹、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17]
《汉书·食货志》复云：“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斫木为耜，煣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18]
按照中国古代先哲和史学家们的观点，所谓的“天下”（即所谓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从最为现实直观的角度看，应该是以“一天下，财万物，长养生民，兼利天下”[19]为特征的中原各区域社会在经济资源上的流通和共享。这种对于统一中国基于经济层面的构想，很大程度上成为传统中国形成其国家认同的重要的意义来源。(www.xing528.com)
隋唐帝国时代，区域间的商品符号的流通由于各区域社会的经济依赖性的加强而呈现出更为迅猛的发展趋势。一方面，以区域间多元商品符号的流通来看，唐诗对此多有描述之章句：刘禹锡在《令狐相公见示河中杨少尹赠答，兼命继之》一诗中云：“四面诸侯瞻节制，八方通货溢河渠。”白居易在《郊陶潜体诗十六首》中云：“东邻有富翁，藏货遍五都。东京收粟帛，西市鬻金珠。朝营暮计算，昼夜不安居。”又卢纶在其《送从叔牧永州》中云：“浪里争迎三蜀货，月中喧泊九江船。”[20]另一方面，以北方区域社会之于南方粮产的依赖性而言，唐开元初年，北方依赖南方输送之漕米已经是唐高祖、太宗时期的十倍之多；北方社会对于南方粮食供给的依赖程度较隋末更甚于十倍有余；至于唐天宝以后，京师对藩镇控制能力的急剧弱化导致了其开支用度则更为仰仗江南之转漕以供给，其依赖至甚者则“南北漕引皆绝，京师大恐”[21]。
国际关系建构主义学者卡赞斯坦认为：“社会交易和交往的密度和行为体之间的权力依赖关系影响身份的建构。社会密度和行为体依赖程度越高，则这种关系对行为体身份的决定性越大。”[22]隋唐时期，中原社会各区域间商品的流通密度和互补依赖性，更为中原各区域居民强化对于统一国家的认同感提供了真实的社会景观和基于人伦日用的个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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