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即一个国家内生的身份感，以及在此基础上从国家行为构成的社会关系中所建构的社会化的自我身份意识。基于国家认同建构的这两个层次，国际关系建构主义学派，倾向于把国家认同分为国家的集体认同（corporate identity）和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1]国家的集体认同源自建构主体个性的内在特质，是建构主体在对国内原生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形成特定意义的基础上，所建构的自我身份意识。国家的社会认同是行为体在“我-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中，以其他行为体为镜子，通过体察其对自我的意图和反馈，而对自身的一些品质属性形成社会化解读所形成的身份感。不论是国家的集体认同还是社会认同，都不是单一维度的，从中观层面看，国家认同大致可以分为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经济认同这三方面内容。
古代“中国”的国家认同，其对象有所谓“国”和“天下”之分：“其所谓国，就是现在所谓王朝；而其所谓天下，即是现在所谓国。”[2]可见，古代“中国”的国家认同具有很强的时间意义，其既包含华夏文化主体超越王朝的、基于华夏文化属性而建构的国族文化认同，也包括国家编民基于王朝正统性和制度优越性而建构的王朝政治认同。隋唐时代的中国，其明显的特征，还在于建立在中外商业贸易往来和区域商品符号互动基础上的经济繁荣，因此，隋唐时代的“中国”身份意识来源，还包括基层社会根据对国内市场统一、互补、依赖等特征的体验和对国家贸易繁荣所建构的景观社会的感知，而建构的开放、多元的统一经济体想象。(www.xing528.com)
传播活动，基于其传受主体、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的不同，也可以分为（跨）文化传播、（对内/对外）政治传播和（对内/对外）商品符号的流通等等形式。借助这些传播活动所具有的信息传递功能和意义共享作用，国家内部的主导性文化得以共享和传承，进而使得建立在主流价值意识之上的道德规范、政治制度和经济文化得以传播和内化。这样一来，不同形式的传播活动便相应地与国家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经济认同之间建立了或显性或隐性的伴随性关系（不是必然的、唯一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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