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中国认同建构与国家传播的关系研究

从族群间凝聚的视角看，跨文化传播为隋唐帝国内部胡、汉族群跨越血统鸿沟实现文化融合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在基于日常人伦的跨文化交往中，从南北朝开始，内附诸胡和汉人通婚与华、夷族群的互动凝聚互为因果，不断地向外推进着中国“我群”的边界，从而持续地对中原社会的华夷观念产生着或明或暗的冲击和重建作用。隋唐中国时代，族群间交往范围和密度大胜于前代，一方面，跨文化交往形成的族群混血，为隋唐时代的“我群”本体的演化提供了酵母；为重建“我群”的想象消除了文化鸿沟。另一方面，跨文化交往中所凸显的“我-他”之别，强化了隋唐时代“我群”的自我文化意识，为隋唐帝国的社会认同建构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化背景。

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族群的集体认同建构，往往是以该群体基于其社会传统和文化语境所呈现的集体化特征为基础的，因此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内发性的特征。然而，“我-他”族群间的跨文化交往活动的发生，使得“我群”在自我身份意识层面出现了动态建构的特征，也就是说，“我群”在与他者的跨文化交往中，会逐渐基于原有的集体认同和新发生的“我-他”关系，而建构一种动态开放的社会认同。在这一过程中，“我群”和“他群”往往会基于“我-他”文化距离的动态性而生成一种开放性的双方关系假设，这种动态的“我-他”关系假设正是“我群”建构其社会认同的意义来源。中原民众在建构华夷关系过程中所形成的“华夷一家”想象，其意义来源正是华、夷群体在跨文化交往中所体现的文化融合。这一意义的生成，一方面取决于与之相关的外源性信息的获取；另一方面取决于中原民众基于华夏文化语境和经验系统对这些信息进行的积极解读。

从外源性信息看，在前大众传播时代，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局限，基层社会在社会交往和接收信息方面都具有很大的有限性，其获取信息的来源不外乎包括个人的区域化社会见闻、社会上存在的主流媒介文本，以及官方政令信息发布等。安史之乱前期，唐长安和洛阳等核心城市中所呈现的胡、汉多元文化融合的社会景观，汉人文化精英以“华夷一家”框架和话语对李唐盛世的文学文本再现，汉化外族在行为层面对自我“华人”身份的客观再现，等等，诸如此类通过感官和文本所传递的关于胡、汉跨文化交往现实的信息丛遂成为唐帝国民众建构华、夷关系和自我身份意识的现实基础和素材来源。(www.xing528.com)

对于同一信息的解读，不同的文化群体往往会生成不同的意义。这是因为，意义的生成取决于个人的经验系统、社会的文化语境以及族群的历史传统。对于华夷群体间的跨文化交往，中原民族之所以形成的是积极的文化多元融合的意义而不是消极的被同化的危机感，是因为：其一，中原居民由于历经了南北朝以来华、夷族群的持续性凝聚和南、北社会的大一统，其在心理层面对外来文化和族群本就形成了一种开放性、包容性的思想意识；其二，外来文化中所具有的对中原文化的互补性，在为唐民带来生活上诸多便利的同时，更传递了浓厚的异域风情，很大程度地满足了作为受众的唐民群体的求新心理和现实需求；其三，唐中央在制度和行为层面对外族内附的支持和鼓励，更对基层社会生成对汉化外族的“我群”身份认同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引导作用。基于这样的文化体验和社会语境，唐帝国基层社会面对胡、汉文化交往的社会景观和文本再现，遂累积性地形成了胡、汉文化融合的积极意义，进而对血统不同而文化同化的华、夷族群建构起了以“华夷一家”为主导的社会化的“我群”认同感。

然而，从历史现实看，在对待内属族群的观念问题上，虽然，“华夷一家”理念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其作为唐帝国理想化民族关系想象的主流观念，但是在现实层面，“夷夏之防”主张亦逐渐上升为唐中央处理民族问题的现实战略。“我-他”观念在理想与现实两个层面的脱轨，最终给唐精英阶层和基层社会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夷夏之防”的无意识在精英阶层和基层社会逐渐传播推广；另一方面，汉人文臣对胡人或胡化武将的文化轻视现象，以及边州汉人镇将对内附异族的歧视盘剥亦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成为日益隔阂胡、汉族群的现实因素。基于观念和行为的互构关系，“华夷一家”和“夷夏之防”这两种悖行的“我-他”观念以及两种观念主导下的行为实践不断地交织作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唐代中原社会诸族群自我意识和族群观念的激荡和演化。同时，族群间跨文化融合发展到了一定的进程，在文化上处于低位的族群必然会出现因为过度依赖和同化而生成基于原生文化被销蚀的危机感，其自身维护原生文化的自主性因之开始凸显。这一由胡人群体在文化自主性意识主导下所发生的主动区隔华、夷的行动，又反过来进一步成为中原汉人群体重构“我-他”观念的重要节点，“夷夏之防”自唐安史之乱后开始成为夷夏观念的主导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