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国的民族关系史和对外关系史可以发现,虽然西汉王朝已经与诸方外族发生了频繁的政治、民间往来,但是外族内迁者鲜少,中原居民受到外族之影响亦尚浅。以对匈奴的族群关系为例,汉文帝后二年《遗匈奴和亲书》中言:“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4]《汉书·萧望之传》载,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入朝贡,汉中央颁下诏言:“今匈奴单于称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竭称臣而不名。”[5]以此观之,西汉之世,汉朝对于匈奴不仅在地理界线上与匈奴以长城为界而定中外,而且对于匈奴的称臣行为,汉中央仍以“客礼”(而非臣礼)待之以作文化上的内外区隔。
东汉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等他者族群开始南下塞内或附塞地区,塞下居民由于异族内迁之临逼而纷纷移入内郡;汉人的内迁则又为外族进一步南下中原提供了极佳的契机。晋初,西北游牧民族进入中原者已不止于塞下诸郡,即便是陕西(关中)、甘肃(陇)、山西(汾、晋)等地界亦可频见其踪迹。[6]如《晋书·匈奴传载》:“武帝践阼后,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徐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侍御史郭钦上言:“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今河南孟州市南)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今陕西绥德县)尽为狄庭矣。”[7]
大量外族聚居内地必然会因为胡、汉身份认同的差异而引发对权力和资源的竞争,尤其是“八王之乱”以后,晋朝的国力和军力迅速衰退,胡人趁机起兵,最终酿成“永嘉之乱”;继而诸胡群起,北方所建立的政权前后凡“五凉四燕三秦二赵及夏成汉”,除前凉、西凉、北燕为汉人政权外,其余皆为胡人所统。[8]中原汉人不堪外族临逼倾轧者,则迁播江左以避纷乱,所谓“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9]。可以想象,当时华、夷族群之间之碰撞有何等激烈。
南北朝中后期,在经历了族群间交往互动的激烈阶段之后,留居北方之汉人则开始在日常生事中与内迁的外族群体持续不断地在文化风俗上两相浸染。至北魏以降,外族群体的汉化和汉人群体的胡化,成为北朝社会的显著特征。陈寅恪先生议之曰:“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10]究其原因,盖隋、唐之前,“中国”之民族主义意识尚未大昌;更重要的则是,入居中原的异族群体在文化上的“汉化改宗”与汉人群体的浸染胡俗,双双促成了两者间的族群凝聚,客观上推动了中原社会的“我者”群体和外来群体在观念上建构形成“我们”共同体的文化想象。
在唐代,“华夷一家”思想虽然起初只是唐中央在政治层面的主张和实践,但是随着唐太宗被西北游牧政权尊奉为“天可汗”,胡将蕃臣济济于朝堂,随着民间社会外族“衣华服”“行汉姓”“婚娶相通”,胡汉文化融合的社会景观遂就形成。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华夷一家”意识开始在唐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开始内化。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亦还有一股潜流正在暗涌——那就是,内附于唐的异族群体(“生蕃”)由于归属感的尚未形成,以及文化融合过程中基于被同化的危机感,其原生的自我民族意识正在不断凸显,加之部分边镇汉将对待内附胡族颇为苛剥,诸胡群体基于主观上相似的文化危机感和客观上类似的生存环境,便开始逐渐凝结形成新的集团。这一新集团多以胡化部落文化为基础,以纳“义儿”(假子)的方式建立起部落式非血缘关系。这一意识暗流的发端,侧面反映了“华夷一家”观念只是存在于唐帝国主流人群中的一种身份意识,对于内附之生蕃群体,其并没有普遍内化“华夷一家”的文化认同,此是为“安史之乱”爆发之伏笔。(www.xing528.com)
唐代自“安史之乱”后,中原社会原有的以唐帝国为主导的华夷秩序为之大变。内附诸蕃的军事动乱、助唐平叛之回鹘的狂妄为虐,以及唐中后期吐蕃在边疆军事角力中对中原边土、人口的侵夺,大大强化了中国人观念中来自异族群体的“共同威胁”感。中国民众逐渐开始以“他者”的假设来建构对外来文化群体的想象。因此,相对于南北朝时期南人、北人互视对方为“他者”,唐中后期中国人观念中主导性的“我-他”关系已经由“南人-北人”转变“汉人-胡人”。皮日休云:“夷师本学外,仍善唐文字。吾人本尚舍,何况夷事臣。所以不学者,反为夷臣戏。所以尸禄人,反为夷臣衰。吁嗟华风衰,何尝不由是。”[11]该诗以“吾人”“夷人”强调华夷身份之别,通过表达自身对于“华风衰”的哀叹,十分明确地体现了其观念上的“我群”意识和“汉人-胡人”文化身份之别。
由于“中国”的集体认同与社会认同之间的互构作用,更由于外来“共同威胁”的激发,更为强烈的“中国”共同体意识(“抗拒性认同”)在唐中晚期开始凸显。这种自发性的民族意识在唐中后期的诗歌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按照《全唐诗》中的收录,张谓诗云:“近传天子尊武臣,强兵直欲静胡尘。安边自含有长策,何必流离中国人。”元稹诗云:“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戎裘。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没尽空遗丘。”贾岛诗云:“角吹边月没,鼓绝爆雷残。中国今如此,西荒可取难。”张籍诗云:“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毯学胡语。”刘商诗云:“一朝虏骑入中国,苍黄处处逢胡人”[12]。这些唐诗皆以外族临威中国为语境,其在以“中国”自谓的同时,无不流露出对家园国土受到外族军事威迫的悲愤、哀怨之情。
至于唐末期,随着华、夷之间交往的持续(沙陀积极趋向中原社会)和“朝贡”关系的重建(奚、契丹等),唐帝国中后期生成的“夷夏之防”观念开始转淡。这主要是因为,进入华夏社会的外族群体在文化和观念上逐渐自我“华夏化”,进而,在主观上不断丰富中国“共同体”意义的同时,在客观上也促使了中国“我群”外延的不断外扩。从族群关系的例子看,唐中晚期开始与中国社会频繁互动的异族族群为沙陀。沙陀大酋李克用曾倡言:“一日天子赦我,愿与公等南向定天下,庸能终老沙碛哉!”又李克用之母谓其父国昌言:“闻王欲委城入蕃,审乎?计谁出?”国昌言:“(李)存信等为此。”克用母言:“彼牧羊奴,安办远计。”[13]李克用等为代表的沙陀部的精英人群,自以“天子之臣”定位,在观念上自认为非“牧羊奴”,这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沙陀等外族在观念上对于中原社会的归属感和文化认同。进一步地,观察唐五代以来内居华夏的沙陀或奚等外族,其在日常生活中主动交际和联姻华人族群的现实行为,亦证明了其在观念上胡汉文化界限的模糊;而世人以“将家子”谓此一群体,则更反映了世人对于其基于血统的“他者”身份的遗忘。[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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