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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代国家认同建构的传播关系研究

时间:2023-08-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隋唐时代,中央机构的政治传播效率和各部门的沟通质量,大大提高了帝国核心机构的行政效力和效率,成为驱动中央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引擎。这些举措为促进“王畿-地方”的政治传播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的渠道和想象的空间,既是隋唐中国在制度和结构层面“大一统”的基础性条件,又很大程度上为“大一统”中国的建构开拓了新的认知维度。

隋唐时代国家认同建构的传播关系研究

隋唐时代,中央机构的政治传播效率和各部门的沟通质量,大大提高了帝国核心机构的行政效力和效率,成为驱动中央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引擎。一方面,在国家传播机制的建设上,唐代“三省一台”在政治信息传播方面协同合作,形成了唐代帝王与群僚百司、京府诸司与地方州府进行政治信息联通的有效政治信息传播网;“投匦”制度的设置,为基层信息由下至上传递提供了新的灵活渠道。另一方面,在统治者的政治传播实践上,唐统治者非常注重君臣之间的信息互动和传播关系,比如唐太宗为了促进帝王与官僚集团的信息互动而积极“求谏”和“纳谏”;又如唐高祖为了革新官书文风,促进上下沟通而颁布了《诫表疏不实诏》等诏令。

王畿与地方的政治互动能力,关系着国家在户籍、赋役、土地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是否能在地方社会有效地被施行,决定着中央对地方的整合能力,以及新统一“中国”内部在制度层面的一体性。为了整合王畿和地方社会,隋唐两代皆不遗余力地致力于促进中央与地方的政治信息的互动,比如,隋代中国的地方行政建制开始由三级省减为二级,在政令信息皆依赖使者驰马行舟而层级传递的前大众传播时代,以“存要去闲,并小为大”为核心的裁剪天下州郡的政治举措,本质上是隋中央与基层之间的政治传播体系由三级传播减至二级传播的重要改革。又如,隋唐两代所修通的贯穿中国南北的大运河网络,为京师与地方之间,以及各地域社会之间的人员、物资、思想的流通提供了便利的渠道;再如,隋代所兴建大兴城(长安),和后来修建的东都洛阳,都成了“朝夕万国凑,海会百川输”[226]的帝国中心所在,强化了京师作为国家想象的载体意义。这些举措为促进“王畿-地方”的政治传播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的渠道和想象的空间,既是隋唐中国在制度和结构层面“大一统”的基础性条件,又很大程度上为“大一统”中国的建构开拓了新的认知维度

日益增加的交往密度和区域依赖性促进了南、北社会的整合。在结构上整合的同时,“南-北”语境的消解最终是在文化共享的作用下加速其进程的。社会主流文化和主导性规范是个体行为的意义来源。社会行动和主导性规范的相互作用,为建构和强化文化群体的自我身份认同提供了现实情景和文化标准。隋唐帝国初期,南、北社会互不认同的社会语境和地方身份意识,至于南北朝末年乃至隋朝立国之后,仍然很大程度地存在于上层社会和基层民众的观念之中。

自唐以降,南北文化语境和区域性地方身份的消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帝国中央所传播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文化政策的引导效力。李唐立国后为了建构自身正统的文化身份、引导社会主导性规范的重建,遂开始以诸如推广官修《氏族志》、颁布崇儒诏令、践行科举选拔制度等文化政策,着手于对当时的社会文化进行引导和调和。比如,唐代中央对科举制的倡导大大提高了基层的汉字读写水平;以“褒崇先圣”为主题的官方祭祀在地方社会的推广,客观上强化了基层社会基于儒家文化的民族记忆和伦理秩序;官方对儒学的尊崇,颁布调和儒、释、道三教的文化政策,有利于引导社会规范的重建和当时的思想文化矛盾的缓和。也就是说,隋唐帝国的文化政策,积极助推了中原社会对传统的汉字文化、儒学思想和历史记忆的建构,进而对中原社会主导性规范的重建和内化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为“中国”的文化身份和自我意识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标准和意义来源。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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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年[M].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4.

[8]高明士,等.隋唐五代史[M].增订本.台北:里仁书局,2006:38.

[9]高明士,等.隋唐五代史[M].增订本.台北:里仁书局,2006:36-37.

[10]高明士,等.隋唐五代史[M].增订本.台北:里仁书局,2006:36-37.

[11][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7.

[12]吕思勉.隋唐五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6.

[13][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29-30.

[14][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31-32.

[15][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278.

[16][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33.

[17][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254,1300.

[18][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48.

[19]高明士,等.隋唐五代史[M].增订本.台北:里仁书局,2006:58.

[20][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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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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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26.

[25][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681

[26]吕思勉.隋唐五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8.

[27]高明士,等.隋唐五代史[M].增订本.台北:里仁书局,2006:76.

[28][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676,681.

[29][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681.

[30]高明士,等.隋唐五代史[M].增订本.台北:里仁书局,2006:76.

[31]葛志毅,张惟明.先秦两汉的制度与文化[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321.

[32][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3,64.

[33][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20.

[34][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54.

[35]按《隋书.炀帝本纪》的记载,炀帝初即位之时,于大业元年春正月“戊申,发八使巡省风俗”,按照诏书所言,其遣使巡行意在“巡省方俗,宣扬风化,荐拔淹滞,申达幽枉’”。([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62.)然而,此仅为冠冕堂皇之空言:炀帝即位以来“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遣使巡省不复施行,往往为皇帝亲巡所取代。《隋书.炀帝下》曰,“所幸之处,不欲人知。每之一所,辄数道置顿,四海珍馐殊味,水陆毕备焉”;又《隋书.食货志》云,“九区之内,鸾和岁动,从幸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需,皆仰州县”。([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94.)。以此观之,炀帝亲巡的目的,绝非如其大业元年三月巡历淮海前颁布之诏书所言“听采舆颂,谋及庶民,故能审政刑之得失”,而是在于“雅爱宏玩,肆情方驰”,“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模”。([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95.)

[36]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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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吕思勉.隋唐五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858.

[40]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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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5]高明士,等.隋唐五代史[M].增订本.台北:里仁书局,2006:66-67.

[46]吕思勉.隋唐五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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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于智荣.贾谊新书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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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唐]魏徵,令狐德菜.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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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唐]魏徵,令狐德菜.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94-96.

[62]吕思勉.隋唐五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44-46.

[63]吕思勉.中国社会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15;吕思勉.隋唐五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998.

[65][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简体字本.北京:中华书局,2000:1783.

[66]“(查士丁尼的帝国)它的人口最多只有2500万,年收入相当于3000万英担。而唐玄宗时期,除了朝鲜和南方未开发地区以外,唐代的人口至少有5000万,如果把南方的人口算进来的话,可能有7500万之多,年收入相当于6000万英担的粮食”。(S.A.M.艾兹赫德,2009:75)

[67]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M].张沛,张源,顾思兼,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141.

[68]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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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569.

[71][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569.

[72]吕思勉.隋唐五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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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唐]吴兢.贞观政要[M].骈宇骞,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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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唐]吴兢.贞观政要[M].骈宇骞,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106.

[78]吕思勉.隋唐五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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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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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210.

[84][宋]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926,933.

[85]“下之通上者,其制有六:一曰奏钞,以支度国用,授六品以下官,断流以下罪及除免官用之;二曰奏弹;三曰露布;四曰议;五曰表;六曰状。”引自[宋]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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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清]董诰,等.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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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清]董诰,等.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3695.

[106]孙樵《读开元杂报》:“凡补缺文者十三,改讹文者十一”,可见地方上所获得的杂报并非印刷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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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序言:1.

[109]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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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198.(www.xing528.com)

[112]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序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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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元]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6205.

[122][唐]吴兢,骈宇骞,译注.贞观政要[M].北京:中华书局,201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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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两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6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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