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国”的集体认同（详见绪论），是“中国”社会内部的诸文化群体在不断的交往互动过程中，基于中原社会内部的传统文化语境，同时借助统一的政权整合力、文化传播载体（汉字符号）以及便利的交通驿道，不断地对所属社会内部的疆土结构、传统文化、制度规范以及国民特征进行解读和内化，进而逐渐积淀形成对于“中国”自我身份和国家观念的意义。这样一种基于自我特征和经验现实而形成的对主我“I”的观念想象，即是“中国”的集体认同。
隋统一中国之前，观之于内生于北朝精英阶层的“中国”集体认同，两晋时期的易学名家郭璞曾有一句预言：“江东偏王三百年，还与中国合。”[218]《隋书·薛道衡传》《北史·薛道衡传》均记载，隋臣薛道衡在向高颍论述隋取陈代之的必然性时，引用了此话，其云：“《禹贡》所载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后汉之季，群雄竞起，孙权兄弟遂有吴、楚之地。晋武受命，寻即吞并，永嘉南迁，重此分割。自尔以来，战争不息……郭璞有云：‘江东偏王三百年，还与中国合。’今数将满矣。……”高颎闻之，忻然认同曰：“君言成败，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219]薛道衡认为南方之地本为中国“九州”的一部分，永嘉南迁后的南方政权虽然暂时与“中国”分隔，但是位于北方的中国正统王朝终会完成统一之业。以此观之，在隋统一中国之前，在以郭璞、薛道衡、高颎等人为代表的北方精英阶层的观念中，“中国”的集体认同，在疆土意义上应该是以《禹贡》九州为基础的南、北统一社会；在政治意义上则应该是以汉文明起源地之北方作为“中国”王权正统的所在，故其以“中国”指代北朝，而言“江东偏王三百年，还与中国合”。
以南朝所建构的“中国”集体认同而言，《宋书·五行志》言：“自中国来江东，性甚淫，而不产。”《宋纪·索虏传》载：“（宋）太祖践祚，便有志北略。七年三月，诏曰：‘河南，中国多故，湮没非所，遗黎涂炭，每用矜怀。’……（太祖）先遣殿中将军田奇（姓田名奇）衔命告焘（拓跋焘）：‘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220]《南史·郭祖深传》记载梁武帝时郭祖深上书言事云：“勉、捨（梁之重臣）之志唯愿安枕江东。主慈臣恇，息谋外甸，使中国士女南望怀冤，若贾谊重生，岂不恸哭。”[221]以此视之，南朝统治高层皆视北方为中国旧土，多有北略收复之意识。另一方面，南朝以“中国来江东”言永嘉南迁江东之故事，以“中国士女南望怀怨”描述北方汉人希望南朝收复疆土。可见，在南朝精英阶层的观念中，其在疆土意义上亦非常强调“中国”南、北社会的统一性；在政治意义上，则认为应该以南朝王权的正统性为核心。
中国的南北朝时期，虽然南、北社会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利益，对彼此政权的正当性表示不认同，但是，其所持的国家观念都一致强调：其一，所谓“中国”者，其现实的基础必须是建立在疆土和政权统一性之上“大一统”，其二，所谓“中国”者，是具有明显的华夏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性的文化族群，虽然存在离合治乱和政权更替，但绝不会因此成为特定时代的存在即“中国”在政治和文化必然存在着重建和复兴的趋势。
在历经隋、唐之世后，南、北社会在社会结构和主流文化层面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整合，在两者的互构作用下，唐人的“中国”认同亦随之相应地发展和变化。(www.xing528.com)
其一，唐代初期，由于世人在历史阅历上纵览了汉之兴衰、魏晋南北朝的离乱以及杨隋由盛骤亡，故唐代中国人的治乱意识和历史时间感更强于秦汉和南北朝时期。唐代的有识之士多认为，“中国”为恒，而朝代易变。比如，《旧唐书·魏徵传》载：“（唐太宗始立）徵谏曰：‘中国始平，疮痍未复，若微有劳役，则不自安。’”[222]魏徵以“中国始平”言李唐之立国；以“疮痍”指代隋末中原之动乱，其言“若微有劳役，则不自安”则表明了其对于王朝覆亡的忧患意识；可见，在魏徵的“中国”观念中，其所包含的时间概念和朝代治乱意识都非常明显。
其二，“中国”疆土的南、北统一和魏、晋失地的收复，大大强化了唐代政治精英们对于中国国土“大一统”的认同感。故在唐代的中后期，出现了精英人士自觉重修地理图借以在版图上再现“中国”想象的一系列行为。《旧唐书·贾耽传》载，贞元十七年贾耽在完成《海内华夷图》和《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之后，表献于唐德宗时，其言“殷、周以降，封略益明，承历数者八家，浑区宇者五姓，声教所及，惟唐为大”；“中国以《禹贡》为首，……陇西、北地，播弃于永初之中（东汉南迁）；辽东、乐浪，陷屈于建安之际。曹公弃陉北，晋氏迁江南，缘边累经侵盗，故墟日致堙毁。旧史撰录，十得二三，今书搜补，所获太半。”[223]唐中期修撰的地理书观之，唐精英阶层对于“中国”的疆土意识仍然是以《禹贡》作为意义本源。对于唐精英阶层而言，如果能够在现实政治中实现或扩大对《禹贡》疆土范围的统辖权则意味着中国“大一统”象征意义的现实再现。
其三，唐代史学家李大师、李延寿撰《北史》和《南史》时，“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而不如《魏书》《宋书》等以“索虏”“岛夷”之谓列传，其云：“晋、宋、齐、梁虽曰偏据，年渐三百，鼎命相承。《魏书》命曰《岛夷》，列之于传，亦所不取。”[224]以此观之，中原社会历经隋初的统一和隋末唐初的整合，其南、北文化语境的消解之相已然初成。盖“岛夷”“索虏”之谓，本就源自各自在文化上的隔阂和不认同。有唐以来，“北人”既然日益认同并趋合于南方文化，其源自南北朝之世的文化偏见自然随之消解；而对于渐去胡俗、回归传统汉文化之“北人”，“南人”自然将以“我者”视之；两相作用，曾经互为“他者”的南、北社会，最终将基于唐帝国结构与文化的互构作用而建构形成“我们”的族群想象。
其四，盛唐以来，唐帝国在社会结构整合和思想文化发展上所取得的交相辉映的成就，强化了唐代精英阶层以“唐”为核心的家国自我意识。按照《全唐诗》中的记载，其中多有诗人以“吾唐”言其自身之归属，如杜荀鹤诗云：“若向吾唐作双瑞，变同祥凤与祥麟。”（《清溪来明府出二子请诗因遗一绝》）；又其《自叙》一诗云：“平生肺腑无言处，白发吾唐一逸人。”黄滔之《放榜日》云：“吾唐取士最堪夸，仙榜标名出曙霞。”齐己之《寄郑谷郎中》：“高名宣省闼，雅颂出吾唐。”皮日休诗云：“吾唐革其弊，取士将科县。”（《鲁望昨以五百言见……微旨也》）陆龟蒙诗云：“梁元尽索虏，后主终亡隋。……吾唐揖让初，陛列森咎夔。”（《袭美先辈以龟蒙所献五百言……用伸酬谢》）[225]可见，唐代所具备的政治整合能力和有序的社会结构，增强了当时民众的家国归属感，进而对个体与家国之间的关联认同产生了提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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