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演化，以秦汉时期为剧变之首，至此之后则开始趋向稳定。先秦以来，中国文化多强调“一制度、统礼仪”以“一天下”，故魏晋南北朝虽为动荡分裂之世，然世人多有“贵统一而贱分歧”之心思，“故晋、南北朝，稍从事釐正字体”。[189]以北朝官方厘正文字观之，《魏书·太祖纪》云：“（天兴四年冬十二月）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余字，号曰《众文经》。”[190]又《周书·赵文深传》云：“太祖以隶书纰缪，命文深与黎季明、沈遐等依《说文》及《字林》刊定六体。成一万余言，行于世。”[191]以南朝而言，据《梁书·萧子显传》记载，梁太宗亦遣大学博士顾野王撰《玉篇》，后嫌其所撰有失详略，又复遣萧恺与学士们进行删改。[192]以此观之，虽然史家多言南北朝时期世人书写汉字多有讹谬臆造的情况，但官方厘正字体之举，足见其对于汉字书写分歧的问题意识和矫正革弊之志，这更从侧面体现了汉字在南、北社会作为官方书面沟通媒介的重要地位。
诚然，北方因为拓跋魏政权推广鲜卑语的背景，鲜卑语亦在北方的语言体系中出现了短暂的盛行。但是从社会反馈看，鲜卑语仅仅是作为一种技能而言，汉字仍然扮演着普遍性语言工具的角色。以汉字在基层社会传播的情况看，民间学童多传习《急就篇》以作启蒙之用。[193]《魏书·刘兰传》中载：“刘兰，武邑人。年三十余，始入小学，书《急就篇》。家人觉其聪敏，遂令从师，……家贫无以自资，且耕且学。”[194]《北齐书·李铉传》载：“李铉，字宝鼎，渤海南皮人也。九岁入学，书《急就篇》，月余便通。家素贫苦，常春夏务农，冬乃入学。”[195]按照《汉书·艺文志》记载，《急就篇》为汉元帝时史游所作，与《尚元篇》一样，“皆为《苍颉》中正字”。另一方面，而于鲜卑语之社会地位，《颜氏家训·省事篇》中云：“天文、画绘、棋博、鲜卑语、胡书、煎胡桃油、炼锡为银，如此之类，略得梗概，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其异端，当精妙也。”又其《教子篇》云：“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196]可见，鲜卑语作为一种技能应是当时之人的共识，但颜氏将其与煎胡桃油、炼锡为银、琵琶等杂艺相提并论，则可见得鲜卑语非为世人所尚之主流语言，而是为取悦公卿以博宠爱之流。南北朝时期，汉字符号的共享，强化了南北社会在文化上的可通约性。
（二）南、北社会的互补性和依赖性：基于“互市”的商品符号流通
《容斋四笔》有“南舟北帐”的典故，其云：“南人不信北方有千人之帐，北人不信南人有万斛之舟，盖土俗然也。”[197]北方本骑射走马之地，南方为舟楫鱼米之乡，地理、气候之悬殊而成风俗、文化之差别，进而又成为两个文化群体彼此形成差异化身份意识的根源。然而，生事之演进，亦在于多元文化交流而促成之互补和依赖，所谓“以己之有易彼所无”。南北社会基于“互市”的商品符号流通，大大增强了区域间的互补性和依赖性。从认同建构的角度看，“日渐增加的相互依赖”，将促成互动的“动力密度”（dynamic density）的增加（如贸易和资本流动），进而产生“共同利益的困境”（dilemmas of common interests），这在集体认同建构的体系进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98]从文化交流的层面看，地方特产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往往是传播地域风俗和文化观念的载体。地方商品特产的互通，无疑地从微观层面为地域间跨文化交流架设了信息和意义的载体。
《梁书·张稷传》云：“初
洲接边陲，民俗多与魏人交市。”[199]按《宋书·索虏传》记载，宋永初二十五年魏将若库辰树兰移书豫州，云：“此之界局，与彼通连，两民之居，烟火相接，来往不绝。”[200]以此观之，以“交市”等形式频繁发生的跨文化交往已经大大地增强了南、北边境社会在经济收益和民生日用方面的相互依赖性；否则，何以演化为边境民俗，何以甚至在南北军事对峙之年，边民往来仍不可断绝。民间“互市”的习惯性和必要性，推动了“互市”的官方化。《宋书·索虏传》云：“（宋）世祖即位，索虏求互市，江夏王义恭、竟陵王诞、建平王宏、何尚之、何偃以为宜许；柳元景、王玄谟……以为不宜许。时遂通之。”[201]《魏书·食货志》云：“（魏世宗延昌年间）西域、东夷贡其珍物，充于王府。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神龟、正光之际，府藏盈溢。”[202]《宋书·后废帝纪》记宋元徽四年，尚书右丞虞玩之表陈时事云：“天府虚散，垂三十年。……备豫都库，材竹俱尽；东西二
，砖瓦双匮。敕令给赐，悉仰交市。”[203]《北齐书·苏琼传》记曰：“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辄度。淮南岁俭，启听淮北取籴（买米）。后淮北人饥，复请通籴淮南，遂得商估往返，彼此兼济，水陆之利，通于河北。”[204]史书对于南北朝“互市”/“交市”之记载颇为零星，然其中亦可窥得“互市”（“交市”）之于南、北经济民生以及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官方主持下的“互市”大大拓展了南北商品交换的规模和种类，进而促进了南、北物质文化交往的“动力密度”，进而催生了区域社会之间的“共同利益”。于南方经济而言，“互市”的经济收益不论对于朝廷官方还是民间社会都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乃至于南民多企望复启“通粜”增加收入，以改善俭约缩紧的生活状况（“淮南岁俭，启听淮北取粜”）；至于甚者，南朝刘宋末年则朝廷之“敕令给赐，悉仰交市”。于北朝民生而言，北方之粮食种植和日用物产多难及南方之丰富、精美，故以“互市”为渠道，南方米食和“南货”得以流入北方，下则以“通粜”得解北方民间饥馑之急，上则致“南货”丰富朝廷府库日用之备。甚至由于上层社会的追捧，“南货”竟然逐渐成为南朝向北朝仕宦进行政治贿赂的有效手段。《魏书·傅竖眼传》记载：“徐州刺史卢昶遣文骥守朐山，樵米既竭，而昶军不进。文骥遂弃母妻，以城降萧衍。后大以南货赂光州刺史罗衡，衡为渡其母妻。”[205]
（三）唐代南、北区域社会日益增加的交往密度和利益依赖性
1.北方对南方作为帝国经济性功能区域的依赖性剧增
中国自南、北分立以来，南方之富庶，实非秦汉时所可想象，故隋统一之后，隋、唐两代之国家水、陆交通建设遂有沟通南、北以行国家漕运之便的意图。“漕运”者，即国家组织下的凭借水道交通（亦有陆漕）而进行的粮食专业运输，由于“漕运”关乎着宫廷用度、百官俸禄、边防军队的粮饷支付，以及民间粮食供给和储备，故其对中央行政系统的正常运作、国家边境安全的保证以及社会结构的稳定均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经济制度。(www.xing528.com)
《新唐书·食货志》云：“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自高宗以后，岁益增多。”“开元初，河南尹李杰为水陆运使，运米岁二百五十万石。”“及代宗出陕州，关中空窘，于是盛转输以给用。”[206]唐初之时，唐中央在开支有所节度的情况下，长安粮产尚需依赖南粮北调以缓解关中饥馑；高宗后，则北方对南方之经济仰给遂有加强之势；至于开元初年，南方转运北方之漕米竟有二百五十万石。是时，北方社会对南方粮食供给的依赖程度较隋末唐初之时已经增加了十倍之多。唐天宝以后，由于藩镇割据日益，京师之开支用度则更为仰仗江南之转漕以供给，乃至于唐德宗建中年间“及田悦、李惟岳、李讷、梁崇义拒命，举天下兵讨之，诸军仰给京师。而李讷、田悦兵守涡口，……南北漕引皆绝，京师大恐”[207]。以此观之，唐世以来，南、北区域社会在交往密度日甚一日的过程中，南方社会以其经济优势，有效地以“漕运”“转漕”等形式补足了关中、洛阳、太原等政治中心的国用、饥馑之需，南方的经济功能对于北方生计的支持和补充已达到了不可或缺的地步。
2.江东文化对于北方胡风的引导
南方社会对于促进帝国整合的显著功能，一端在于其作为唐帝国有机体的经济功能性区位的不可替代性业已成型，另一端则在于其文化优势：江东文辞的兴盛，带动了帝国内部普遍性的尚文风气，进一步加快了深染胡风虏俗之北方社会回归华夏文化的节奏。
从统治阶层看，源自北方胡化政权之隋、唐，其君王皆多对南方所兴之文辞之学表现出爱慕之情，隋炀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对文辞的推崇，治史者皆多有论及[208]，本文故不复详论。但看唐代初期翰林学士由文学待召之人逐渐演化为可草制诏敕、平章国事之职官的变迁，便可窥得唐代之权力核心对文学诗词的推崇。至于唐中期，翰林学士之所受荣宠和地位愈高，《唐会要·翰林院》记载：“（德宗）兴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敕翰林学士，朝服班序宜准诸司知制诰例。”又载：“（宝历）二年，敬宗以翰林学士崇重，不可亵狎。欲别置东头学士，以备曲宴赋诗。”[209]统治阶层中的尚文风气，还表现为其对进士的追捧。《唐语林》（卷四）中记载：“宣宗爱羡进士，每对朝臣，问‘登第否’？有以科名对者，必有喜，便问所赋诗赋题，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优而不中第者，必叹息久之。尝于禁中题：‘乡贡进士李道龙。’”[210]进士取仕至于唐中晚期，从政治务实的角度看其弊端在于过度偏尚文辞。唐宣宗作为统治者，不仅不视进士为文辞浮薄而无实才之人，反而以进士自居。可见，原风靡于南方社会的文学风气在关中社会亦是何等浓厚，乃至于至唐晚期，仍为统治集团褒尚之潮流——盖君王深受之驱使而不自知。
从北方社会的精英阶层看，山西运城之王维、河南新郑之白居易、河南巩县（今巩义市）之杜甫、京兆万年之杜牧皆诗词名家，其对南方文辞之风的褒尚，于其诗文中亦可见一斑。王维在《别綦毋潜》诗中云：“盛得江左风，弥工建安体。高张多绝弦，截河有清济。”[211]“建安体”乃汉献帝建安年间以“建安七子”为代表所形成的具有汉魏古风的一种诗体，其言不华而志高雅，意慷慨且多气骨，王维将江左文风与建安诗体并称而论，可见其对江左文风之褒崇。白居易诗云：“江南名郡数苏杭，写在殷家三十章。君是旅人犹苦忆，我为刺史更难忘。境牵吟咏真诗国，兴入笙歌好醉乡。”[212]白居易出身北方社会，然多有南方为官的经历，其以“真诗国”高赞苏杭之文化地位，可见江南文化在白氏观念中的地位不可小觑。
以唐朝出身北方胡化武将家世之人物观之，其中亦不乏善工诗、书，尚文学之人者。《新唐书·韩愈传》记载，韩愈的七世主为北魏安定王韩茂，按《北史·韩茂传》所云，韩茂以战功拜征南大将军，“虽无文学，每议论合理，为将善于抚众，勇冠当世”。[213]可见，以文才而列“唐宋八大家”之韩愈亦为胡化将门出身。又《新唐书·列传·文艺》中记载：杜審，诗文为武则天所赏识（其孙为杜甫），乃为晋征南将军杜预之后；元万顷，高宗时任著作郎、北门学士、武则天朝任凤阁侍郎，乃北魏京兆王子推之裔。[214]《北史·京兆王子推传》中云，京兆王子推“位侍中、征南大将军、长安镇大将”，故元之家世亦为胡人武将。[215]胡化将门之家世，其家门风传统多尚武好骑射而轻文学诗词（如韩茂者，则“无文学”），然而历经世代之后，这些将家后代中竟频现以文学而闻名之人物，可见，源自南方社会的尚文风气，发展至隋、唐之世，俨然已经在北方社会形成气候，即使将家门风传统亦不得不折入其流。
唐代史学家李大师、李延寿撰《北史》和《南史》时，其云：“晋、宋、齐、梁虽曰偏据，年渐三百，鼎命相承。《魏书》命曰《岛夷》，列之于传，亦所不取。”[216]以此观之，中原社会历经隋唐的整合，其南、北文化语境的消解之相已然初成。“岛夷”一词亦在唐世被建构了新的意义，专指海外文化未开化之种族，原有的关联地域文化身份的意义已渐消解，如皇甫曾诗云：“海内求民瘼，城隅见岛夷”；施肩吾诗云：“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
吕思勉先生议隋唐以来江东、关中与山东之社会风气的变迁，曰：“隋、唐之世，关中实为华夷混杂之区。以视山东，虽亦有异族荐居，而衣冠之绪，与腥羶之俗，犹判然不相杂者，固不可同日而语。此又当时之人，所以重山东而轻关辅也。唐室腥羶之习，盖极于开元、天宝之世，至德宗以后，则日即于中国矣，观其多恭俭奋发之主可知。”其又曰：“尚经学，守礼法者，山东之旧风，爱文辞，流浮薄者，江东之新俗。以旧日眼光论，经学自贵于文辞，礼法亦愈于浮薄。然北方杂戎虏之俗，南方则究为中国之旧，统一之后，北之必折入于南者，势也。故隋、唐之世，文辞日盛，经学日微，浮薄成风，礼法凋敝，实为大势之所趋，高宗、武后，亦受其驱率而不自知耳。”[217]以上文案例观之，吕先生之论，诚不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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