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隋国运诚短，然之于中古时期“大一统”中国的重建，其功劳不可谓不伟大。在政治上，隋朝促成中国疆土归一，下承唐帝国三百余年的国祚；在文化上，隋文帝以“依汉魏之旧”为主导重定仪法规范，开启了对前代胡汉杂合、莫是能一的社会文化的重建和整合；又物质建设上，隋文帝所建之大兴城，为隋、唐帝国建构了国家想象的中心和文化向心力的所在，隋炀帝贯通大运河，客观上打通帝国内各主要区域的沟通关节，开辟了区域社会的物质、文化的水上交通体系。由此观之，不论在文化观念层面，物质结构层面，还是在整合国家的渠道建设层面，杨隋之于中古时期“大一统”中国的重建，其功不可没。
（一）背景：杨隋的文化身份背景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几个世纪里，非汉人族群在北方政治和社会中所占的主导性地位给那里的社会风俗和制度规范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胡人政权所进行的汉化改革和汉人社会精英与胡人王室贵族的通婚，最终促成了与前代中国权力阶层迥然不同的两个贵族集团：其一为崛起于山西中部和北部的代北贵族，其二为其势力扎根于山西西南、陕西和甘肃的更为强大的关陇贵族。它们不仅有着血统上的多元性，还有着胡化甚深的生活方式和观念思维。[7]
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北魏精英集团中留守塞北六镇的胡人、胡化汉人，与久居中原的汉化胡人、汉人，两个集团之间由于对部落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认同冲突，其分化开始日益明显，直至酿成“六镇之乱”，继之以“尔朱氏之乱”。此后，北魏分裂为西魏和东魏。[8]西魏政权主要由北魏时塞北六镇之胡人和胡化汉人所建立，故其武德和军备实力应为中原各政权之首。然而，其薄弱之处则在于文化。以政权的文化基础而言，“东魏继承了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文明，江左的粱则是神州正统文化的所在地”，而西魏的精神凭借则多为部落胡俗。为了从文化层面建构西魏政权的正当性，同时促进内部胡汉精英群体的融合，西魏宇文泰在建国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政治和社会改革，以从根本上建构一个胡汉族群彼此认同的，文化上更具有凝聚力的新的社会集团。一方面，宇文泰与汉人精英中的苏绰一众人等，凭借关中地区在历史上与周文化的深厚渊源，比附《周官》典制建立了一套西魏官制，以示西魏政权对周文化的守承性。[9]另一方面，宇文泰又基于胡汉精英们的籍贯姓氏进行了谱系修改，其赐汉将们以鲜卑姓氏以示为胡人后裔，又将部分胡汉将领的关东原籍润饰为关中籍贯，旨在使西魏的胡汉精英能够凭借军队部落式的组织化整合，依据各自祖源在血缘、地缘上的同一性而彻底融合。“这些措施，逐渐使关陇地区的胡汉人种凝固为一体，亦提高了关陇人士的自信心与向心力，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关陇集团，此一集团日后长期宰制了北朝末期以迄隋及唐初的政治、社会、文化核心”。[10]
北周政权源出于西魏。杨隋作为崛起于北周政权的胡化汉人精英，其家族与北周王室的一样，都是源自西北的关陇贵族，故在文化上胡汉融合已深。一方面，久习战事、浸染胡俗的关陇豪酋基于府兵制的部落式组织结构和长期地与鲜卑贵族联姻混血，多强于武德而弃之以汉人原有的文弱习气，同时中原传统的夷狄观念也因之淡漠。另一方面，北朝时代，统治者多有汉化改革之举，盖因为汉文化为精神凭借之主流已为不争之事实，胡俗化于汉风已是时代所趋——非汉人君主尚有如此汉文化认同感，何况汉人精英中的杨隋？以胡汉政治联姻而逐渐强大的关陇集团，其虽然在行为层面曲于迎合胡化的生活习俗和制度，但动机实出于功利务实之谋算；其观念层面或必更趋向于回归对汉文化的认同感和原生身份意识。
（二）杨隋开国时的文化宣传和政令传播：隋中央文化话语权的建构
《隋书·高祖上》：“大定元年春二月壬子，令日已前赐姓，皆复其旧。”。[11]可见，文帝在受禅之前，即已经下令去除了之前所赐之鲜卑姓氏，复汉人旧姓。隋文帝受禅后，又依据汉、魏典制之旧例，大行改易西魏以来胡汉杂合的制度仪法。[12]以此观之，杨隋作为胡化关陇集团的代表，其虽以武备之强而得统一中国之势，然其文化身份的狭隘性和区域性，最终成为其获取更为广泛政治支持和统治基础的阻碍。为了争取中原各精英群体和基层社会对隋朝作为“中国”共主的身份认同，隋文帝于统一之初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宣传和润饰，继之又诉诸汉魏传统典制，系统性地进行了新规范的制定和推广，以从文化上建构和宣示隋朝立国的正统性。
1.《伐陈檄文》的发布：统一中国前的军事宣传
杨隋统一中国之前，南方尚有陈、梁政权与之并存。隋开皇八年三月，文帝欲行统一之事，为了获得舆论上的支持，其发布了《伐陈檄文》（此为平陈战役发动前唯一的一份书面的军事宣传文本），其曰：“昔有苗不宾，唐尧薄伐，孙皓僭虐，晋武行诛。有陈窃据江表，逆天暴物。朕初受命，陈顼尚存，思欲教之以道，不以龚行为令，往来修睦，望其迁善。时日无几，釁（衅）恶已闻。……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诛翦骨肉，夷灭才良。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险，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蹙内外，劳役弗已。……”又言：“有梁之国，我南藩也，其君入朝，潜相招诱，不顾朕恩。士女深迫胁之悲，城府致空虚之叹。非直朕居人上，怀此无忘，既而百辟屡以为言，兆庶不堪其请，岂容对而不诛，忍而不救。”[13]隋文帝发动平陈战争，本为招怨之举，然其言论先行，将陈、梁之政权身份定位为杨隋之藩国，将杨隋平陈之举比附为唐尧伐苗、晋武诛孙皓；其又列数陈、梁为君不道的种种罪状，从“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的角度，建构了伐陈战争“讨不义，伐有罪”的“义战”形象。
观此檄文之传播效果，《隋书·高祖下》：“（开皇八年十一月乙亥）陈师誓众……（九年春正月）辛未，贺若弼拔陈京口，韩擒虎拔陈南豫州……丙子，贺若弼败陈师于蒋山，……韩擒虎进师入建邺，获其将任蛮奴，获陈主叔宝。陈国平，合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癸巳，遣使持节巡抚之。”[14]南北朝对峙长达百余年，而隋军之平陈战争自誓师到大捷仅短短两个月。由此观之，隋军南下并未受到大规模的民间阻抗，这除去军事实力等客观因素外，积极宽松的舆论环境也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2.劝学行礼诏令的发布：抑武崇文，引导基层礼俗的重建
隋文帝受禅之后即开始在北方社会推行劝学尚文、重建社会规范等政教措施。《隋书·卷四十七·列传第十二·柳机》载，开皇三年四月文帝诏令天下劝学行礼：“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朕受命于天，财成万物，去华夷之乱，求风化之宜。……而积习生常，未能惩革。闾阎士庶，吉凶之礼，动悉乖方，不依制度。……古人之学，且耕且养。今者民丁非役之日，农亩时候之余（原文为“馀”，本书中改为“余”），若敦以学业，劝以经礼，自可家慕大道，……始自京师，爰及州郡，宜祗朕意，劝学行礼。”[15]《隋书·高祖下》记载，隋文帝在收复江南之后，于开皇九年四月壬戌颁诏全国以偃武崇文，诏曰：“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专行。禁卫九重之余（原文为“馀”，本书中改为“余”），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代路既夷，群方无事，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门子姪，各守一经……京邑庠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此则教训不笃，考课未精，明勒所由，隆兹儒训。”[16]
隋文帝诏书中明确提出了要收罢军士兵器，劝勉功臣兵将之家学书习文，在京师官学之外推行地方乡校教育，为地方人才开辟入朝进仕之途等政治主张。隋文帝罢武崇文，本质上是对北朝民风中崇尚战事、轻视文化的胡俗特点的贬抑，对南方社会中所崇尚的华夏正统文化的褒扬，其旨在通过推行文治教化引导北方社会风气回归汉魏礼教传统，平衡南北文化，宣示北方胡化政权出身的隋朝将致力于成为神州正统文化继承者的立国理念。然而，该政策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观文于隋文帝仁寿二年废学之举，其推行阻力可见一斑。
3.制礼乐诏令的发布：重修礼乐，主导精英文化话语权
高祖即位后即大议改北周旧制之事，裴正奏对曰：“后魏已来，制度咸阙。天兴之岁，草创缮修，所造车服，多参胡制。故魏收论之，称为违古，是也。周氏因袭，将为故事，大象承统，咸取用之，舆辇衣冠，甚多迂怪。今皇隋革命，宪章前代，其魏、周辇辂不合制者，已敕有司尽令除废……”。至于开皇三年，牛弘“拜礼部尚书，奉敕修撰《五礼》，勒成百卷，行于当世”。[17]仁寿二年，文帝又重议“五礼”，其诏曰：“礼之为用，时义大矣。……正父子君臣之序，明婚姻丧纪之节。故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安上治人，莫善于礼。自区宇乱离，绵历年代，王道衰而变风作，微言绝而大义乖，与代推移，其弊日甚。……今四海义安，五戎勿用，理宜弘风训俗，导德齐礼，缀往圣之旧章，兴先王之茂则。”[18]隋朝建立之后，政权中央以“违古”来定义后魏以来胡汉掺杂之礼制，多次重修“五礼”，一方面，意欲通过重建汉家传统的朝廷仪法回归中原礼制正统，以建构其继承中原王权的正统文化身份；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重启“制礼”的政治仪式以对新建立之国家起到引导社会风俗，建构和规范社会秩序、人伦纲常的政治目的。与“雅乐正音”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作用不同，“礼”的作用更在于规范社会秩序和道德人伦，在于界定人际关系和权力等级。从建构主义的角度看，文帝制礼的过程，本质上是隋中央基于社会规范之于结构和观念的建构作用而主动进行的文化规划行为；目的在于通过诉诸“先王”传统而推广“后王”所主导的规范和制度，进而将中原社会整合于隋朝的主流政治文化之中，强化中原民众对隋政权的认同感。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诏书话语中明确提出“弘风训俗，导德齐礼”，强调“缀往圣之旧章，兴先王之茂则”，主观上宣告了隋中央回归王道、重兴德治教化的治国理念和隋朝作为华夏正统的“后王”身份。
作乐，是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功成之后宣扬功业、维持政权文化意义的政治传统。隋文帝曾言：“声不正，何以使儿女闻。”[19]此诚可见作乐之于王朝的文化凝聚力和政权延续性的重要意义。隋开皇九年十二月甲子，文帝统一伊始，又颁布诏令议定制乐之事，曰：“百王衰敝之后，兆庶浇浮之日，圣人遗训，扫地俱尽，制礼作乐，今也其时。朕情存古乐，深思雅道。郑、卫淫声，鱼龙杂戏，乐府之内，尽以除之。今欲更调律吕，改张琴瑟。……共就九成之业。”[20]隋开皇十四年夏四月乙丑，诏曰：“在昔圣人，作乐崇德，移风易俗，于斯为大。自晋氏播迁，兵戈不息，雅乐流散，年代已多，四方未一，无由辨正。……人间音乐，流僻日久，弃其旧体，竞造繁声，浮宕不归，遂以成俗。宜加禁约，务存其本。”[21]以此二诏书观之，文帝制乐，其主要有两层深意，其一，在于罢黜郑卫淫声，在于恢复圣人遗训，在于改弦更张。从传播仪式观的角度看，制乐的仪式过程，本质上是为了宣告中原社会昔日百王衰敝、兆庶浇浮时代的结束，褒扬隋朝作为中国新主统一中国、治定中原的功业。其二，还在于“作乐崇德，移风易俗”。隋中央通过回归传统本源以重建中原礼乐的规范标准，本质上是一种致力于主导社会精英文化和风俗规范重建的政治行为，反映了隋中央积极提升其官方的文化话语权，大力建构对社会规范标准的绝对权威性的政治意图。
为了完成对帝国礼乐的重建，隋文帝还非常重视对儒家士生的招募。隋文帝受禅伊始在议定制礼之时，即诏“宜集通儒，更可详议”。《隋书·儒林》云：“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说纷纶，无所取正。高祖膺期纂历，平一寰宇，顿天网以掩之，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于是超擢奇隽，厚赏诸儒”[22]。对比汉高祖立国之初的《求贤诏》（见第三章第三节），两者目的颇有雷同，盖立国之初，社会初定，民心浮薄，开国君王多有招募人才重建古典仪法之举，意欲通过诉诸传统文化的凝聚力，获得更普遍的和深厚的政权基础。
（三）隋代整合“王畿-地方”的基层政令传播体系设计
1.政治传播的州县二级体系的建立
《隋书·杨尚希传》云：“（高祖受禅初）尚希时见天下州郡过多，上表曰：‘……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以众，资费日多，吏卒人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才，百分无一，动须数万，如何可觅？……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帝览而嘉之，于是遂罢天下诸郡（开皇三年十一月甲午）。”[23]顾颉刚先生在其《中国疆域沿革史》中议之道：“南北朝末叶，州、郡建置日益纷繁，遂至有官无土，有牧、守而无人民。隋文即位，惩其积弊，乃于开皇三年悉省诸郡，以县邑直隶于州。自东汉季年，改刺史为州牧后，地方之区划相沿为三级之制度，至是乃变为二级制，故隋文之时，实吾国疆域沿革史上之一重要阶段也。”[24]
在前大众传播时代，政令信息皆依赖使者驰马行舟而层级传递，故中央至地方的政治传播体系与政治区域划分具有密切关系。以“存要去闲，并小为大”为核心的裁剪天下州郡的政治举措，其初衷虽然是为了省减行政开支，但是，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本质上是隋中央与基层之间的政治传播体系由三级传播减至二级传播的重要改革。隋开皇三年，“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于是计账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25]《通鉴》记载，国家在文帝受禅伊始民户数目尚不足四百万，[26]此时清检出的户口竟达到了当时户口之二分之一。大量隐匿人口被检出，一方面反映了六朝以来小农对地方豪酋依附关系的逐渐瓦解；[27]另一方面则客观地证明了隋朝中央至于地方的政治传播能力已初具效力。
2.基层社会与国家的制度化纽带关系的重建：户籍清检制度的实施
魏朝自永安以后，由于中央政权征役过度，民间户口多以诈欺之法以应对，遂导致了基层行政体系的失灵；而国家对农村秩序掌控能力的弱化，又进一步使得地方农户隐匿户籍、依附豪强渐为常事。《隋书·食货志》云：“（魏文宣帝）所役甚广。而帝刑罚酷滥，吏道因而成奸，豪党兼并，户口益多隐漏。……户口租调，十亡六七。”风俗既已形成，至于后世则渐成积弊：隋文帝开皇初年，“是时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28]户籍，本是秦汉以来国家与基层社会制度化联系最为有效的一种媒介，然而户籍制度的失效，国家与基层社会失去了制度化的关系纽带，一定程度上农民原本依附于国家的归属感和身份感，转而为依附地方豪强的地方认同所取代。(www.xing528.com)
隋朝立国之后，隋中央在行政体系的建制方面积极介入基层社会，隋文帝颁布新令规定：“制人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查焉。”后隋文帝开皇五年又采纳高颖的意见：“输籍定样，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29]隋文帝检校户口行于平陈之前，故应该是在北方社会施行；虽然不是全国范围的户籍重建，但此北方户籍的大规模清检之后效，侧面反映了隋朝立国后，地方社会的自主性开始趋于统一和集中，农民对国家依附心理渐强，故逐渐倾向于选择成为国家的编户。通过权责分明、分工具体的基层行政体系，前代遗留下来的户籍奸欺隐瞒积弊开始改善。随着国家介入基层社会，六朝以来小农对地方豪酋依附关系的逐渐瓦解。[30]从传播学的意义上看，国家通过户籍渠道与原子化的社会大众建立了具体、稳定的联系，进而将国家关于农业社会治理的赋税、土地等政策信息传达到基层社会的个体；民众则以户籍为媒介建构了自己关联于国家的合法化的身份意义。隋朝基于“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的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强化基层民众关联于国家的身份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3.沟通中央和地方的补充机制：巡省察风俗制度
巡省察风俗制度，亦称为遣使巡行制度，究其本源应为周代之天子巡守之制（详见第三章第一节）；“天子亲巡之外，有时亦派遣使者代表自己巡视天下或畿内，以督课诸侯，发政施令，维系周室声威”[31]。至于汉朝，按照《汉书》记载，历代汉帝均有遣使持节巡行地方的惯习，或以为览观风俗、访举贤良、存问鳏寡、赏赐三老、孝悌，或以为赈济灾困、访查冤狱、察举暴吏失职。汉代的遣使巡行制度，作为沟通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传播机制，为中央与地方政治、民生信息的上下流动提供了一定的补益渠道，传递了君王对地方的抚慰、督课之情，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帝王作为权力中心的象征意义和朝廷中央的政治美誉度。（详见第三章第三节）
隋朝亦仿用汉朝旧制复行巡省之制，然按照《隋书·高祖本纪》的记载，隋文帝时代大范围的遣使巡行并未形成定制，前后仅执行了三次：隋文帝初受禅后（文帝开皇元年，乙丑），即“遣八使巡省风俗”。此大有宣告改朝换代、开国立威之意。开皇三年十一月己丑，文帝复行巡省之事。又仁寿元年六月乙卯，“遣十六使巡省风俗”，此次全国性遣使巡省，距离开皇三年已经过去了17年。[32]由此观之，隋文帝时期的遣使巡省风俗，其象征性的王权宣示意义大于实际的政治传播功能。按照开皇三年十一月己酉，文帝发使巡省的诏书曰：“朕君临区宇，深思治术，欲使生人从化，以德代刑，求草莱之善，旌闾里之行。民间情伪，咸欲备闻。已诏使人，所在赈恤，扬镳分路，将遍四海，必令为朕耳目。如有文武才用，未为时知，宜以礼发遣，朕将铨擢。……远近官司，遐迩风俗，巨细必纪，还日奏闻。庶使不出户庭，坐知万里。”[33]于传播学的视角，文帝遣使巡省的本意在于以“使人”作为中央获取地方资讯的“耳目”，通过遣使“将遍四海”，而使“民间情伪，咸欲备闻”，“庶使不出户庭，坐知万里”。然从文帝遣使巡省的频次看，该制度在实际执行中应该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故仅偶尔行之，未成为惯例。
又《隋书·高祖本纪》言：（隋文帝）“乘舆四出，路逢上表者，则驻马亲自临问。或遣潜行人採听风俗。吏治得失，人间疾苦，无不留意”。[34]由此观之，隋文帝在遣使巡省之外，亦倾向于以“亲巡”和“潜遣行人”的方式，获取民间风俗资闻。盖“亲巡”比之“遣使巡省”，更能直观感知社会风貌；而“潜遣行人”比之“诏发使人”，则更可以深入基层、参与式观察，避免地方官吏提前准备、矫饰瞒报。[35]
4.隋代沟通“王畿—地方”的物质渠道建设
（1）大运河：全国性资源与信息互动的传播网络。
中国地处远东，于外部而言，四周由于戈壁、海洋、高山和丛林的隔绝而自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结构。如果说文化是在时间上维持这个社会结构的稳定锚，那么交通则是在空间上整合这个庞大社会结构的黏合剂。交通建设利于国家一统者，其一在于为基于朝贡巡守制度的信息互动和意义共享提供了实现的可能；其二在于为国家日常政令信息的传递沟通架构了物质载体；其三在于为政治社会化和主流文化的基层化提供了传播渠道；其四在于为地域间资源和人员的沟通往来提供了开放的格局。古人深谙此道，中原社会的历代王朝向来重视交通驿道之拓建：周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36]（《尚书·旅獒》）；自嬴秦开中国统一之局，始皇开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又通道至九原，复使蒙恬通九原抵甘泉道，“堑山堙谷千八百里”[37]（《汉书·贾山传》）；汉武帝时通道西南夷，又通道至西域，“自敦煌西至盐泽（罗布泊），往往起亭”[38]。
至于隋唐，交通发展之远胜前世者，则在于大运河之贯通南北。[39]隋代大规模开凿之运河网络，“以洛阳为中心，西达关中，南至余杭，北迄涿郡”，“海通以前，固南北交通之捷径也”。[40]隋代所修贯之运河，多数在前世业已存在，然其所发挥之枢纽作用仅仅拘于各自区域范围之内，未有后世渠道深广、纵贯南北之局面。开皇七年四月，隋文帝“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漕运”；大业元年，炀帝大发河南诸郡百万民夫开通济渠；大业六年，炀帝“敕穿江南口，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倂置津官草顿，余东巡会稽”。[41]虽然文帝开渠在于利漕运和平陈战事，而隋炀帝大开运河在于便游兴、伐辽东；然而，从客观上看，大运河网络作为帝国信息、资源和意义共享的渠道和载体，其对于中原社会的“大一统”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整合、平衡和沟通作用。
就疆土和政治“大一统”的整合密度而言，继六朝以来地域社会追求自主性的过程，中国在隋朝恢复统一之后，其地方区域性发展与中央权力建构的咬合密度已经大大弱于秦汉时期，“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如何建立全国性的交通网络以利政治支配，便成为当务之急”。[42]从资源与信息流动的必要性看，隋炀帝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所在地在关中，军事中心所在地则在东北，届时关中经济之衰势已日益明显，江南地区则已经因为种植业的发达而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所在。如何沟通三大中心，以实现经济资源、行政权威和国家安全三大利益的兼顾和平衡，则成为隋中央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
细观隋代贯通增修之运河网络，其沟通全国各大中心之效果明晰可见。大运河网络以洛阳为中心，贯通大兴城（今西安附近）与潼关之广通渠，其实效之一便在于密切长安与洛阳两大政治中心的往来；向东北延伸至于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则大大便利了中央与东北前线的军政信息和物质的互动；沟通了黄河和淮河的通济渠（即汴河），互联了当今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的数十个县市，为隋唐时期洛阳和扬州两大国际性大都市之间的往来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水上通道；通向东南的邗沟，关联了扬州以南之长江和淮安以北之淮河，为南方优势经济资源的北调提供了现实可能；江南运河北起今之江苏镇江、扬州，经过苏州，南至杭州，很大程度上密切了江南各中心之间的往来互联。
唐末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中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43]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记大运河之便利言：“公家漕运，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44]以中国“大一统”格局的稳态发展而言，治史者赞隋代大运河曰：“自隋唐中国再统一之后，统一已是常态，分裂则是短期的现象，其中原因多端，运河开通后促使地域社会之间人才、物资、思想的广泛交流是主因之一”。[45]
（2）大兴城的建设：隋代国家中心想象的载体。
隋开皇初年，文帝受禅后仍沿用汉之长安城为都。然汉长安城屡经战事已凋残怀旧，“当时宫室，事近权宜，不足以立制度”。[46]故隋文帝君臣决意建新都，以实现文化上谋新去故、安宅民心的意图。李穆在《请移都表》中言：“（汉长安）自汉以来，为丧乱之地，爰从近代，累叶所都。未尝谋龟问筮，瞻星定鼎，何以副圣主之规，表大隋之德？……伏愿远顺天人，取决卜筮，时改都邑，光宅区夏。任子来之民，垂无穷之业，应神宫于辰极，顺和气于天壤，理康物阜，永隆长世。”[47]开皇二年六月，隋文帝在《营造新都诏》中言：“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众所聚。……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48]开皇二年十二月丙子，新都定名大兴城，开皇三年三月丙辰，文帝君臣常服入新都。
于古人而言，都城，或称京师，或称王畿，是君王治定四方之所在。《释名》曰：“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公羊传》云：“京师者何也？天子所居也。京大也，师众也。言天子所居，必以众大言之也。”[49]由此观之，都城除了是象征着君权的政治中心之外，其建设之初衷还在于形成一国之人、财、物汇集之中枢。反过来，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浓缩，都城又成为帝国疆土统一、政治稳定的根本，故秦始皇统一中原后建都咸阳，则移六国豪族名家十二万户充实关中以强本弱末。
又《孟子·尽心》言：“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荀子·大略》言：“王者必居天下中央。”《吕览·慎势》曰：“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50]由此可见，古代先王在建设王畿之时务求以“地中”为要，而“中国”一词，最初之含义也是指都城的所在，如刘熙注《史记·五帝本纪》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何休曰：“王者封诸侯，必居中，所以教化者平，贡赋者均，在德不在险。”[51]（《公羊传》，僖公元年《解诂》）贾谊曰：“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徭使，其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52]盖为图行政治理之便利，故王畿都城在地理位置上多设于国土之中央，国都在地理交通上通达四方的便利性，反过来又进一步建构了都城在国家政教活动中的核心地位。
隋代诗人许善心在《奉和还京师诗》中云：“朝夕万国凑，海会百川输。”[53]此生动地描写了隋都交通便利快捷、磁吸各方资源、使臣商旅云集之洋洋大观。而大兴城所具有的磁吸能力，客观上来自大兴城作为国家中枢的地理物质条件，主观上则来自基层社会对于大兴城作为隋帝国中心的文化想象。从文化意义上观之大兴城的构造：“宫城与皇城居于全城的北方中央，其原因除了北方地势较高，有利于防卫之外，也配合在天象中，宫城象征着北极星，皇城象征着环绕北辰的紫薇垣，外部城象征向北环绕的群星。此是象征皇权的至高无上。”[54]帝国之王畿象征着皇权和国祚，代表着天象中北辰之位，是民众形成国家想象的物质载体。大兴城所蕴含的“众星拱北辰式”的帝国权力结构，传达了隋中央旨在以新都建构隋帝国核心象征、强化国家向心力的政治文化意图，客观上促进了基层民众和外部社会建构隋帝国国强物丰的积极想象。
（四）隋帝国两代倾覆的传播学思考：政治传播的疏失
观之隋代中国的疆土和国威，文帝时，“《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参踪盛烈”；至于炀帝时，中国则“地广三代，威震八纮，单于顿顙，越裳重译”。[55]然而，隋历经两代而亡，“社稷颠陨，本枝殄绝，自肇有书契以迄于兹，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56]究其缘由，隋朝国乱伊始，外困于匈奴雁门之围，内危于杨玄感肇黎阳之乱，上起于炀帝为政之荒淫苛暴，下始于征辽之役夫群起为盗；然国家由安转危非在于朝夕之间，亦非一人一事所至于此。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隋代两朝君王，无论贤昏俭奢，其为政治国同有两大疏失。
一在于权力阶层期初期所推崇的文治教化效果忽微，中原社会的主导性规范难以内化。隋文帝开国之初虽有偃武修文之劝学政策，然其终归未以文治教化为治国之道，至于仁寿二年，文帝终行废学之举。对此，《隋书·儒林传序》曰：“高祖暮年，精华稍竭，不悦儒术，专尚刑名……”。《隋书·帝纪第二》云：文帝“不悦诗书，废除学校……逮于暮年，持法由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57]隋炀帝则“法令滋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58]隋炀帝虽“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然而，其“外事四夷，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群起，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其风渐坠，以至灭亡”。[59]中原历代王朝推广文教，名义上是传承先王们推崇德治教化的王道思想，本质上则在于以国子、郡县之学为媒介推广权力阶层所主导的社会规范和政治文化，以疏导社会舆论、引导基层民风、规范统治秩序；是权力阶层实现政治社会化、促进政治认同的主要手段之一。而隋之帝君皆尚霸道而弃文教，这种暴条扰民、峻法危迫的统治方式难以促成社会主导性规范的内化，因此，基于霸道所建构的统治秩序也必然因为缺乏观念认同而岌岌可危。
二在于统治集团与官僚集团关系不亲，进谏言路遂至阻滞，中央政治传播体系失灵。《隋书·高祖下》议文帝曰：“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暨乎暮年此风逾扇”。君臣之道，先义后利，然文帝待人“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如此一来，君臣关系必然疏离，上无纳谏之胸怀，下则谏言者必少，所进之言也必有虚妄。言路不通，意味着统治集团内部沟通失灵，政治信息无法有效互动，于国家而言，则必为内患之兆。故《隋书·高祖下》曰：“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60]。隋炀帝为政期间，按《隋书·炀帝下》言：“（炀帝）除谏官以掩其过。”“猜忌臣下，无所专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政刑弛紊，贿货公行，莫敢正言。道路以目。”由此观之，炀帝在观念层面上始终不视官僚集团为“我群”，故而信任全无、任意贬杀，致使“左右之人，皆为敌国”，猜忌、敌意主导了君臣传受关系。至于炀帝末期国乱盗起，统治集团与官僚集团之间的沟通危机则演化为更为严重的隋中央对地方军政民情的闭目塞听，当是时：“近臣相互掩蔽，隐贼数不以实对”，“各求苟免，上下相蒙”，“四方万里，简书相续，犹谓鼠窃狗盗，不足为虞”。[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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