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亚史学家费正清先生在其《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曾这样论述中华的第二帝国时期（隋唐帝国）：“观察公元4世纪的世界历史，人们也许会认为罗马帝国国祚正长，而中华帝国则已然日暮途穷矣。中国北部的中原地区已经完全被胡人占领，南朝诸国显然无力统一全国，而此时全国又受到一种外来宗教的侵袭，并且这种宗教所鼓吹的禁欲思想、出世主义还与中国传统哲学及家庭本位的社会制度格格不入……不过中华帝国……在5世纪中叶几乎是‘复制’了秦-汉帝国，并最终在7世纪建立起更为强盛的大唐帝国。”[1]
英国历史学家S.A.M.艾兹赫德在对比晚古时期（公元400年—1000年）世界各大王朝的历史时论述道：“在西方，古老的帝国在衰落之后就再也没有复兴起来；而在中国，古老帝国首先在公元589年到618年的隋朝重新统一，继而在唐朝复兴了。欧洲在进入后古代时期时有一个中断，而中国在进入后古时代时却是连续的。……在中东，尽管阿黑门尼德帝国在阿拔斯（Abbasids）王朝统治时期得到了短暂的恢复，但到公元900年的时候，伊斯兰帝国已经就让位于伊斯兰共和国了，即便是奥斯曼人也没有将帝国复兴。在印度，公元370年消亡的古普塔斯王朝（Guptas）是最后一个印度帝国王朝。……只是在东地中海地区，巴希尔二世（Basil Ⅱ Bulgaroktonos）将拜占庭帝国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公元1000年左右旧世界（the Old World）里面除中国以外仅存的官僚帝国。”[2](www.xing528.com)
如果说先秦诸子们“一乎天下”的政治理想，功成于秦始皇“大一统”规模的建构，治定于汉帝国“法先王，统礼仪”模式的传统文化重建，那么，当中原社会结束了魏晋南北朝360余年的动荡而重新实现广阔疆土的归一和开放性社会结构的繁荣时，先圣们“定于一”的政治主张诚然已经在中原居民的观念层面内化为一种毋庸置疑、理所应当的文化共识。即使是在唐中晚期藩镇割据的情况下，各强藩节度使仍然对唐中央仪式化的封赐尤为重视，同时其政治目标也仅仅是擅地自保，绝无如安禄山之辈自立称王之举。为何？盖当时之人，其心所向乃以“唐”为正统之中国共主；任何藩镇的自王之举，皆有被视为叛臣而得被讨伐之风险。也就是说，即使“唐”不再发挥中央集权的帝国功能，但是以正统王权唯一性为象征的中国“大一统”认同依然主导着世人的观念和行为。正如崔瑞德先生在《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年》中所论述的：“安禄山之乱以后，当人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中央权威的衰亡时，他们心目中不是把它比作晚近的分裂局面，而是比作周代后期，即周王的权威下降并受到封建主权力挑战之时……因此，隋唐两朝终于树立了中国一体化的思想，即一个领土统一的帝国的思想。”[3]那么，从传播学的角度看，隋、唐以来统一“中国”想象是如何在民众观念中建构形成的呢？是隋、唐帝国政治传播活动的助推，还是中原社会交往的趋势使然？本篇将从隋唐帝国中“王畿-基层”的信息互动和意义共享，以及“南人-北人”的地域文化交流，两个方面详细论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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