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匈交往与“汉人”认同建构的关系
以“汉”名中国本部之民，汉族之称，起于刘邦有天下之后。[141]如此朝号与族名合而为一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如夏朝与华夏，唐朝与“唐人”。然而，能以此两千年前之王朝的朝号“汉”作为中原主流族群的正式称谓，更沿用至今，则唯此一例而已。究其原因，除了族名使用已成惯习不易擅改之外，还应该在于中国汉朝这一历史阶段对于建构形成“我—他”关系中的“汉人”文化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意义。
秦汉之际，于中国而言所谓“外者”，漠南北有匈奴，嘉陵江流域有氐，陇、蜀之境有羌，朝鲜半岛有三韩和濊貉，汉武帝时则始通西域诸国以制匈奴。然而，观其中对汉代中国本部居民的族群身份意识造成重大影响的，则当为匈奴。“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142]；“蒙古高原与中国内地相抗之局，成于此”。[143]在汉朝之前，中国本部民族亦有与外族杂居、战争之交往，但是，自汉以前，为我族征服异族之世。[144]对于“我-他”关系的处理多沿袭传统上“惠此中夏，以绥四方”“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态度，至于秦人则秉持“王侯设险以固其国”[145]的理念；故汉朝之前，“我-他”交往中的“中国”族群意识和国家观念多以“华夏中心主义”为主导，或接受四方朝贡，或区隔中外。至于汉高祖时代，为了缓和匈奴之边患，中原帝国则开始向匈奴行和亲赠遗之事：“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146]此后，和亲赠遗遂为汉家羁縻常策，华夏中心观念基于现实政治的落差而至此大破，渐渐取而代之的则是汉匈关系背景下的“汉”/“汉人”自我认同。
按照建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的观点，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尚未建立健全的古代社会，霍布斯文化主导了国际关系，国家之间往往以“敌人”的假设来建构他国的想象；而在描述现实外交秩序方面，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与前近代国家内部社会秩序的等级性和亲缘性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许多时候两国之间会以诸如君臣、父子、兄弟、甥舅等人际身份关系来界定国家间的关系。[147]君臣、父子关系表现出的是一种国家间的“臣属”关系，而兄弟、甥舅关系则体现出两国之间相对地对等性，即所谓“敌国”者。在中国历史上，所谓“敌国”者，即指政治地位对等，军事实力相当，文化上不与“中国”同之“他者”。
匈奴以“敌国”身份出现在中原帝国的对外关系中，不仅在政治军事上给中国带来了危机，而且还在观念上对汉以前“中国”累积性建构的原生族群意识提出了挑战。“自我的身份和利益是在与他者的互动过程中得以建构、产生意义并逐步发展起来的”。[148]“汉”/“汉人”自我认同的形成，并不完全是由军事、经济等物质条件所决定的，而是汉匈关系互动中，中原王朝基于现实外交和文化差别而进行观念建构的产物。
比如，高祖时代，娄敬为高车使者持节至匈奴，与之划清地界，作丹书铁券曰：“自海以南，冠盖之士处焉。自海以北，丰强之士处焉。”[149]又文帝后二年《遗匈奴和亲书》中言：“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又曰：“今天下大安，万民熙熙，朕与单于为之父母。”[150]又如，《汉书·萧望之传》载，甘露二年，匈奴入朝贡，汉宣帝诏言：“盖闻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单于称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竭称臣而不名。”[151]以此观之，在政治上，传统“华夏中心”观中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至于汉朝已经由于一个异族军事力量的崛起而一分为二，由汉皇帝和匈奴单于共主制之。在文化上，由于匈奴这个华夏文化“德不能弘覆”之“他者”的出现，传统中外观念中“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这一论述再次获得了现实经验和意义的来源。此时所谓之“汉人”认同，即是基于与匈奴在政治上的对立和文化上的区别而建构形成的，即，是与“丰强之士”“引弓之国”相对的所谓“冠盖之士”“冠带之室”是也。
（二）汉匈外交文本中“汉人”认同的建构
前近代国家体系中国家之间的身份关系，最典型的呈现和建构方式就是两国之间的外交文书。这是因为，外交文书作为正式的国家间交往的书面媒介，是基于两国政治文化和规范共识，并不断地与现实政治环境互构而协商形成的正式文本。汉匈之间的国书以及汉朝发布对外政策的诏令等，作为汉匈关系互动的书面媒介，其通过话语和内容的选择运用，侧面传递了汉匈彼此的态度认知，从而对建构新型“我-他”关系下“中国”的社会认同具有重要作用。
《史记·匈奴列传》言：“汉初定，故匈奴以骄。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妄言。”[152]冒顿致书吕后言：“孤愤之国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愤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对此，汉中央令张泽报书反馈曰：“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吕后与冒顿单于的国书往来，其语言或有夸诞、矫饰之嫌疑；然就汉匈双方之礼仪态度而论，匈奴待汉朝之无礼轻慢，而汉中央则待以恭敛有礼，必是确定无疑的。故冒顿得书后又遣使谢曰：“未尝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153]然此种汉高祖时期的汉匈“国书”互动模式，彼此建构并强化了“汉人”武德不强、求安心切，匈奴不通义礼、长于掠杀的“我-他”认知，是为之后汉匈外交关系建构之依据。
孝文帝三年五月，灌婴击退匈奴右先王，匈奴单于于次年遗书于汉复求和亲，即使在军事失利的背景下，其书开篇之语仍盛气凌人，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朝作为军事获胜的一方，其回复匈奴之言语则亦谨慎恭敬，云：“皇帝敬问大单于无恙。……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背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诛。……使者言单于自将并国有功，甚苦兵事。服绣袷绮衣、长襦、锦袍各一，比疏一，黄金饬具带一，黄金犀毗一，绣十匹，锦二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154]孝文帝后二年，汉复与匈奴和亲，文帝颁布《与匈奴和亲诏》，有曰：“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新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155]
孝文帝在书、诏中，将汉皇帝与大单于对举论之，不仅以“昆弟”“兄弟之义”强调了匈奴在政治地位上与“汉朝”之对等，而且大行“赠遗”之策，诏书中言语恭敬示好，将匈奴之扣边杀掠行为以“细过”润饰略过。可见，至于文帝时期，基于汉初期对匈关系的经验积累，汉朝的资源和文化优势与匈奴的军事优势在汉统治者的观念中被不断地凸显，日益强化了其对于自我强文化、弱武德的“汉人”认同；而这种身份认同又成为其对外行动的意义来源，对其在外交关系中传播活动的话语内容和方式具有很大的导向作用。
汉初高帝、文帝时期所形成的中原为弱于武德之“冠盖之室”、匈奴为难化以善之“引弓之国”的刻板印象，在观念上强化了汉朝中央对中原安全风险的假设，对后世汉朝的自我认同和外交政策产生了更为重大的影响。西汉中后期，即使是在匈奴遣侍子、归降的情况下，汉朝中央基于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考虑，都倾向于“以和为贵”：所谓“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疆”[156]（扬雄语），不可生隙招怨是也。比如，《汉书·陈汤传》载，初元四年，谷吉上书请送匈奴侍子回庭，曰：“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义，今既养全其子十年，德泽甚厚，空绝而不送，近从塞还，示弃捐不蓄，使无乡从之心。弃前恩，立后怨，不便。”又如汉臣扬雄曾上书谏曰：“今单于上书求朝，国家不许而辞之，臣愚以为汉与匈奴从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157]
（三）“汉人”民族主义意识的发端
唐之刘祝议汉朝之羁縻，曰：“奈何以天子之尊，与匈奴约为兄弟，帝女之号，与胡媪并御；蒸母报子，从其污俗？中国异于蛮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别也。婉冶之姿，毁节异类，垢辱甚矣。汉之君臣，莫之耻也。”[158]“汉之君臣莫之耻”，此言差也。刘祝所论及的仅仅是汉朝对匈奴关系的策略层面。扬雄曾上书哀帝曰：“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来厌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以为国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159]又严尤议征匈奴，曰：“臣闻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必有征之者也。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汉武帝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160]可见，汉之君臣并非不以苟合匈奴为耻，而是时势所拘，故其外交政策多以功利得失为计较也。
游牧种族与中国对立，并在军事、外交上屡压中原，实以匈奴为第一次。[161]民族意识的发端有赖于与外来他者之互动，外来“他者”之压迫愈甚，则“我者”群体的民族意识越强烈。因此，虽然汉朝在外交手段上行“羁縻不绝”之策以笼络匈奴，但是在观念层面上，“汉人”耻辱意识的暗流却已经开始涌动。
高后时期，冒顿单于遗书高后，语言甚为狂妄轻侮，高后召众议发兵击匈奴之事，当时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162]《汉书·贾谊传》载，汉文帝时，贾谊曾上疏陈政事曰：“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悬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又曰：“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163]汉将樊哙因匈奴冒顿单于言语无礼而欲发兵雪耻；贾谊以中夏与夷狄之间君臣之礼相反逆而以为羞，并主张汉朝放弃对匈奴和亲赂金的苟安政策，而求反转以为匈奴之主，严惩叛国投敌之中行说。此诚可见，当时汉朝的精英阶层在我、他关系变化时，其作为“汉人”在面对外族压迫下的耻辱意识的萌发。
至于武帝一朝，中原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复兴和军事上的胜绩，为“汉人”群体在文化上的自我认同提供了切实的物质基础，尤其汉朝基于军事实力重建的自我认同，主导了这一时期的汉匈关系建构。武帝时代，基于国家物质实力的恢复，国家的政治目标已经开始转向了帝国文化的建设，开私学、尊儒术、重建仪法、封泰山行巡守等等这一系列的政治和文化措施都是汉初君主所不能企及的。这种重建中原文化传统的政治理想，必然也包括在外交上重新建立中原帝国的汉家威望。比如，武帝《泰山刻石文》曰：“四海之内，莫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164]又武帝《巡边诏》曰：“南越东瓯，咸服其辜；西蛮北夷，颇为辑睦。朕将巡边陲，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率师焉。”[165]
进而，早前汉匈交往之故事在新的时势背景下被建构了新的意义，成为武帝君臣民族主义情感的意义来源。武帝于太初四年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166]武帝诏书所言，乃汉朝君主首次以书面形式公开对匈奴不臣于汉朝表示仇耻之意识。又按《汉书·卫青传》载，汉武帝曾诏言：“匈奴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老，以盗窃为务，行诈诸蛮夷，造谋籍兵，数为边害。故兴师遣将，以征厥罪。”[167]汉武帝一反先帝诏书中与匈奴好言礼待的传统，列数了匈奴诸如“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老，以盗窃为务”等罪条，其旨在重建国家声威、讨伐雪耻之意识明确可见。又元鼎六年前后，武帝巡边至朔方，故遣使郭吉告于匈奴。郭吉直面单于曰：“南越王头已县于汉北阙下。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汉。何但远走，亡匿于漠北寒苦无水草之地为？”[168]汉使入匈奴多有因言语有失而被扣留见杀者，此为故事。然而，郭吉作为“汉使”并不惧于此，其面呈匈奴单于之外交辞令，满溢宣誓汉威、讽贬匈奴之意识，基于汉朝军事自信而强化的“雪耻”心态和民族主义意识可见一斑。
汉元帝时，陈汤上书言：“臣闻天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169]陈汤主张“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立场，这实际上是对汉朝羁縻政策中汉匈“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关系模式的放弃；转而倾向于回归传统的“刑以威四夷”的外交立场。陈汤以“强汉”自称，提出“天下大义，当混为一”，这种表达与高帝、文帝时汉匈奴国书往来中所言的“自海以南，冠盖之士处焉。自海以北，丰强之士处焉”“今天下大安，万民熙熙，独朕与单于为之父母”等“二分天下”的观点，形成了明显对比。以此观之，在“我—他”关系结构发生变化时，汉朝精英阶层积极回归古典的华夏中心主义的言行，侧面反映了一种建构于汉帝国政治认同和中原传统文化认同之上的“汉人”民族主义情感的发端。
【注释】
[1]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
[2]吕思勉.中国社会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00-301.
[3]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M］.王立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
[4]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M］.王立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12.
[5]［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0：201，202，204，210：
[6]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增订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58.
[7]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增订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46.
[8]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11-215.
[9]［战国］孟子，等.孟子［M］.万丽华，蓝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319.
[10]白冰.青铜器铭文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324-325.
[11]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增订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58.
[12]陈戍国.礼记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382.
[13]［南朝梁］刘魏.《文心雕龙》全译［M］.龙必锟，译注.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121.
[14]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J］.文物，1976（1）：64-65.
[15]大盂鼎，根据不同释者的观念，大概是周成王或周康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大盂鼎》，共19行，291个字。白川静，通释.曹兆兰，选译.金文通释选译［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66-73.
[16]［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080.
[17]［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8]因后人有疑《尚书·周书》中的《泰誓》三篇为伪古文，故此皆《史记·周本纪》中的相关内容予以辅证本文观点。
[19]先秦诸子.尚书［M］.葛平，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322，327.
[20]［汉］司马迁.史记［M］.韩兆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243.
[21]先秦诸子.尚书［M］.葛平，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156.
[22]陈戍国.礼记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161.
[23]［汉］司马迁.史记［M］.韩兆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225.
[24]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50，270.
[25]墙盘是西周中期恭王时的礼器。铭文全文记述了文、武、成、康、昭、穆等历代周王朝国君的为政功业，该铭文是现今发掘的最长的铭文铸刻，共284个字。
[26]徐中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J］.考古学报，1978（2）：139-148.
[27]徐中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J］.考古学报，1978（2）：139-148.
[28]徐中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J］.考古学报，1978（2）：141.
[29]［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079.
[30]［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44.
[31]吕思勉.中国社会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03.
[32]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57，358.
[33]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4.
[34]葛志毅，张惟明.先秦两汉的制度与文化［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123.
[35]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61-362.
[36]吕思勉.中国社会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02.
[37]［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188-1191.
[38]［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184.
[39]葛志毅，张惟明.先秦两汉的制度与文化［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127-128.
[40]［汉］班固.汉书［M］.简体字本.［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139，171.
[41]［美］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崔保国，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46.
[42]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15.
[43]［春秋］左丘明.国语［M］.尚学锋，夏德靠，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5.
[44]吕思勉.中国社会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06.
[45]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4.
[46]［战国］孟子，等.孟子［M］.万丽华，蓝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30.
[47]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62.
[48]［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162.
[49]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32-233.
[50]吕思勉.中国社会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03.
[51]［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164.
[52]［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162，1164..
[53]吕思勉.中国社会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03.
[54]［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165.
[55]［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175-1176.
[56]［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166-1167.
[57]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31.
[58]钱穆.秦汉史［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
[59]钱穆.秦汉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60]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M］.王立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1.
[61]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3.
[62]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2版.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7.
[63]钱穆.秦汉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5.
[64]如《孟子·梁惠王》：“（王）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对曰：‘定于一’。”（［清］纪昀，等.四库全书［M］.2007：281.）；《荀子·王制》言：“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疆。”（［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清］阮元，等.春秋公羊传［M］.台北：世界书局，2009：（隐公元年）二，（成公十五年）十八）；《荀子·非十二子》：“一天下，财万物，长养生民，兼利天下”，转引自《百子全书·荀子上》（据扫叶山房1919年石印本影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九.
[65]［汉］公羊寿.春秋公羊传注疏［M］.［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浦卫东，整理.杨向奎，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6-11，463.
[66]葛志毅，张惟明.先秦两汉的制度与文化［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283.
[67]葛志毅，张惟明.先秦两汉的制度与文化［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281.
[68]张觉.荀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56-157.
[69]［汉］司马迁.史记［M］.韩兆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5539，512.
[70]［汉］司马迁.史记［M］.韩兆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1319.
[71]［汉］司马迁.史记［M］.韩兆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555
[72]［战国］荀况.荀子［M］.安小兰，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87.
[73]［汉］司马迁.史记［M］.韩兆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555.
[74]［战国］荀况.荀子［M］.安小兰，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59-60.
[75]［汉］司马迁.史记［M］.韩兆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555.(www.xing528.com)
[76]［战国］荀况.荀子全译［M］.蒋南华，罗书勤，杨寒清，译著.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340.
[77]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501.
[78]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501.
[79]钱穆.秦汉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80]钱穆.秦汉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8.
[81]钱穆.秦汉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8.
[82]吕思勉.中国社会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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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56.
[109]陈汤上书言：“臣闻天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蕃，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班固.汉书［M］.简体字本.［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2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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