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部的大一统规模在秦朝得到了建立，继而在汉朝开始了进一步地整合进程。秦人轻文化，贵法治；汉人则重古法、尚传统，善以王道、霸道兼行治理。如果说秦朝的功绩在于帝国规模和结构的创建，那么汉朝的功业就是使物质和精神俱已疲乏的帝国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和共有文化的血液。汉初君主皆崇尚“王道”，提倡慎罚减赋、与民休息的俭约之治。中原社会从汉高祖起，至于吕后时代的二十余年间开始呈现复苏之象。到了汉文帝时代，中国的危机开始由民生问题转向了内政、外交以及社会风化。[104]贾谊曾上书言国之忧患：“王国之地大难制，一也。匈奴之嫂侮侵略，二也。富人大贾之侈靡相竞，俗吏之不知风俗大体，三也”。[105]景帝之后，由于七国之乱得平，匈奴边患也渐渐稍息，故而教化风俗一事遂成为汉朝中央的当务之急。在社会规范的重建方面，首先，汉中央以诉诸传统文化的方式开始重建汉家典制；其次，其倡导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建构以“儒术”为主导的中原主流政治文化；第三，其致力于以政推教，积极地以乡校为依托推广民间学术和礼教，并将文教与“仕途”相接轨，大大促进了学术和文教在基层社会中的推广，此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言：“汉兴，除挟书之律，设学校之官，既逢清晏之时，益以利禄之路，于是乡学者益众，学术为士大夫所专有之局，至此全破矣”。[106]
基于对观念和现实的限制性和建构作用，文化往往是自我再现的预言。当传统和文化为一个族群所守承，更得以借助权力的力量而推广，那么这个族群便会按照文化的路线而进一步聚合。“‘中国’本部的族群，自称为‘汉人’，乃是认同于这一时代坚凝的文化共同体。”[107]进而言之，当权力所主导的规范系统与社会普遍的文化心理具有相一致的倾向时，社会群体的自我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之间的关联性就会强化。中国之汉朝，是“中国”本部族群的文化身份和王朝观念之间的关联认同建构尤为突出的历史阶段：“中国”本部的族群借王朝之号“汉”而自称为“汉人”，进而被后世延用成为固定的族名“汉族”。可见得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内在关联性在“中国人”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显著。(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较之前代，汉朝亦是中国与周边民族之互动交往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自战国以前，中国所遇者多山戎，至秦、汉之世，乃与骑寇遇”，“骑寇之强大者，则匈奴也”。[108]匈奴的崛起，从文化意义上看，乃是骑射、游牧文化和冠带、农耕文化的第一次正面碰撞。匈奴作为政治上的“敌国”，文化上的“他者”，其军事上的进取和外交上的压迫，为中原社会提供了重新审视自我的契机。从中国对外关系结构看，中国对夷狄传统上的“君臣”朝贡关系被汉匈“昆弟”关系所打破；从观念层面上看，“华夏中心主义”观念开始渐逝于中原社会对古典统治秩序的理想之中；取而代之的是基于汉帝国政治认同和中原文化传统所建构的“汉人”族群认同。“汉人”族群认同作为一种形成于“我—他”关系互动中的观念意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地与对外关系中的行为和结构保持着互相建构的关系。随着汉匈力量对比的变化，匈奴对汉劫掠轻侮的往事被建构了新的意义，汉人精英阶层中的仇耻意识开始明朗，进而逐渐演化为一种回归华夏中心主义的“强汉”[109]身份认同，标志着中原社会原始的“汉人”民族主义情感的发端。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