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在其论著《秦汉史》中，曾高度评价嬴秦在开创后世中国大一统局面上所做出的功业：“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并天下，至二世三年而亡，前后仅十五年。然开后世一统之局，定郡县之制。其设官定律，均为汉所因袭。其在政治上之设施，关系可谓极大。焚书坑儒，立以古非今之禁。尊王学、斥家言。定一尊于朝廷，综百家于博士。力反战国游士讲学之嚣风，求反之于古者政教不分官师合一之旧。其同书文字、划灭古文。对于文教上之影响，亦复匪浅。……北筑长城，南戍百粤。内开驰道，建咸阳宫殿。物质上之种种建设，亦至伟大。”[63]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观之，秦推行“书同文、行同伦”等文化统一政策，使得文字符号系统和传统价值规范得以凭借政治的统一而在整个“中国”范围内推广；这为后世“中国”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想象的物质载体和价值本源。在传播渠道和物质建设方面，嬴秦的交通驰道建设和长城防御体系的修筑，似乎成为《春秋》所述“内诸夏，外夷狄”的真实写照，驰道的建设开放了帝国内部的交往空间，扩展了人们对于可能的远距离出行和跨地域联系的想象空间；长城的修筑则明确了华夏内外的边界，强化了帝国内部“我们”群体的想象和认同。秦帝国“大一统”制度和规模的创建，实现了先秦诸子所主张的“定于一”“一天下”之政治文化理想[64]。基于制度规范和社会结构的相互建构作用，“大一统”的观念和意义基于秦帝国初创的“一天下”治理模式得以进一步扩散，并为其后之汉朝君主所认同和继承，更成为后世中原王朝致力于追求的政治理想。
（一）秦帝国“大一统”主张的思想渊源
“大一统”概念最早出现在《公羊传·隐公·元年》一文中，其曰：“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何休注“大一统也”曰：“统者，始也，总系之辞。王者受命，改制布政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徐彦疏曰：“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又《公羊传·成公·十五年》中云：“王者欲一呼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何休注曰：“据大一统也。”[65]
由此观之，“大一统”概念始出之时，《公羊传》强调的重点有三，一在于“统”，二在于“王”，三在于“一”。“统”是《公羊传》“大一统”概念的核心，蕴含着儒家之“三统、五始”的思想：所谓“三统”，即天地人三统，如孔子曾云：“天道以视，地道以履，人道以稽，废一曰失统，恐不长国”（《大戴礼记·四代》）。“三统”亦称夏商周三统，有尊先王之意，如《尚书大传·夏传》云：“王者存二代之后，与己为三，所以通三统”；《白虎通义》对此解释道：“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后，何也？所以尊先王”。[66]“统”，还有何休所注之“始”的意思，即“五始”：“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67]所谓“王”，即尊王，其强调践行“大一统”的行动主体是受命之王。所谓“一”，即天下为一的意思，强调君王的治理要以“一乎天下”为政治目标。可见，“大一统”概念出于《公羊传》之时，实主张的是一种天人应合的政治秩序，其认为受命之君若要实现“一乎天下”的统治，则一方面要“重本正始”、布政教化实现统治，另一方面要尊崇先王，要效法保存先王的制度进行治理。
“大一统”概念发展至战国末年，基于当时“天下散乱，莫之能一”的现实困境，其原本注重的“重本正始”、通三统而治的理念逐渐弱化，转而更加强调“一乎天下”的观点。由于秦之政治文化独崇法家，而韩非、李斯皆师从荀卿，受荀子观念的影响颇深，故而或可以推断，秦帝国一统而治的政治理念应受到荀子“一天下”主张之影响最甚。
在政治治理方面，《荀子·儒效》中认为：“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者，是俗儒者也；“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者，是雅儒也；“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者，是大儒也；君王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任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68]荀子认为衡量政治人才的重要标准之一，在于其是否能够为国家制定统一的制度和规范系统，而人主若要实现“天下为一”的政治目标，就需要以任用能够“统礼义”“一制度”的政治人才作为前提”。由此可见，荀子非常强调“一制度、统礼义”对于国家治理的意义。此一观点在秦帝国君臣的政治实践中尤得推崇。按《史记·李斯传》云：“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史记·始皇本纪》又云：“（始皇帝）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69]秦帝国的“法令由一统”的治国之道，实成为荀子“一制度”理想的最先实现成果。另一方面，荀子在《儒效》篇中有推崇“法后王”之深意，《史记·六国年表》中曰：“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70]按《史记·始皇本纪》中云：“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71]由此观之，李斯推崇随时变革、反对“以古非今”的政治主张，极可能受到了其师荀子之“法后王”观点的启蒙和影响。
在经济方面，《荀子·王制》云：“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疆，疆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72]荀子认为唯有中国合和为一，方能尽地利之用以致国强物盛。这一观点与其弟子秦相李斯的主张亦有相合之处，例如《史记·李斯传》中记载了李斯说始皇勿逐客卿的一段言论，其言：“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即“泰”，“太山”即“泰山”。原文为“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73]愚按李斯之语实主张七国之地与民皆属中国，不分内外四方，秦应该尽其物利、聚其人才而善用。李斯言“地无四方，民无异国”之语，其中实蕴含着“中国”为一家的深意，而“地广粟多，国大人众”之语则实与荀子之中国“和则一，一则多力”的主张颇为类似。
文教思想方面，《荀子·非十二子》中针对天下各派学说莫是能一的情况，提出了学术思想一致的主张：“若夫总方略，齐言行，一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一天下，财万物，长养生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迁化，则圣人之得势者，舜、禹是也。”[74]又《史记·始皇本纪》云：“丞相李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75]由此观之，虽然荀子主立仲尼之说，而李斯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两人在学术立场上或有相异，但是两者观点都主张一国之内应该保持思想和言论的一致性。故而，李斯所谏言的焚书、废私学等文化统一政策，则极可能受到了荀子“总方略、齐言行、一统类”之文化观的影响。
荀卿主儒家，尚文化、重历史；李斯崇法家，尚功利、重现实；两者道不同，而两者观点却多有相合，何也？其一，李斯所学本出自其师，立场不同而已，故取其师之“法后王”“一则多力”“一制度”“齐言行”等务实、功利之主张以为己用。其二，荀卿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对秦国之法治和富国政策亦颇赞许，《荀子·强国篇》有云：“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76]
（二）嬴秦统一帝国的创制对后世“大一统”认同建构的影响(www.xing528.com)
1.制度层面
在国家的地方建制方面，秦定郡县制以全面取代分封制，彻底废弃战国时代列国之间的封疆国界，这意味着中原社会原有的战国认同从地理意义和政治意义上被彻底打破；国家信息的传播可以以“中央”为权威中心形成层级式发布，理论上有助于将整个中原社会快速有效地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为中原居民形成“中国”共同体的想象提供了切实的国家实体。
“天下一统，战争息而生计舒，交易之事益盛。”[77]在经济政策上，嬴秦统一度量、货币和车轨，大大促进了帝国内部商贸往来之便利，加大了商旅群体在不同地域之间的流动量。“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知巧”[78]，统一多元的中国市场的形成，客观上促进了不同地域的物质交换和文化交流，为中原居民观念中的“中国”共同体建构提供了丰富切实的物质内容。
在文化政策上，按《说文解字》中云：“（秦统一之前）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79]
秦功成之初则行统一礼仪、制度和文字之举，由此可见，嬴秦统治阶层将思想文化、规范礼仪和社会舆论的“一统”视为帝国大一统建设的重要环节。虽然这种高度的文化管制或有抑制文化多样性、压制学术多元发展之嫌，但是以战国末期“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之时务审视之：这些措施实为一统之后促成合和之局的应有之义。以秦所行之文字政策为例。战国之世，所行文字为三类，一为古者王官所用之古文，其多见于古者官书，如《诗》《书》《左氏春秋》等，通过“师师相授，简册相逡，传统不绝”；至于战国，则王官废私学兴起，古文遂所用甚少，但仍通行于鄒、鲁之地，于平民则知之甚少；二为大篆，亦称“史籀书”，为“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而秦地多用大篆，如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等皆用“史籀书”；三为小篆，为六国民间通行之新文，“多本大篆，或有省改”；新文的出现象征了与官学和贵族学术相对的私学和平民学术的上升；四为隶书，为狱吏行记录官司之便，所用之简易文字。
秦划减古文、省改小篆，文字皆以大篆统行之，实为对中国文字符号的统一和整合，该政策于秦世时虽收效乎微，但于后世中国文化之发展却功利大显。中国各地虽皆有方言，所谓言语异声，但是基于相同的书写符号，政治信息得以向全国发布而可以避免因符号转换而产生的意义偏差，国民教育得以凭借通行的文字书写和文本规范而遍及民间；文学读本得以避免古文著述的阅读门槛而可以向更为广泛的受众传递中原族群独有的民族情感和生活体验。由此观之，统一的符号书写系统，对于诸夏共有观念的形成可谓意义重大，后世中国虽历经诸蕃入华和民族混血，但华夏之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犹传承不绝，实应归功于中国文字之于汉文化横向传播和历史纵向传承方面之伟大力量。
2.物质建设层面
“秦（二十七年）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80]；秦三十五年，复除道至九原（今河套地区），后又使蒙恬通九原抵甘泉道，“堑山堙谷千八百里”[81]。
秦始皇重视驰道交通的建设，其初衷是为利郡县巡行之便，以提升中央权力对郡县地方的辖制能力。观之于现实，帝国道路建设的意义远大于此，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四通八达的驰道为当时以及后世中国各地之民风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现实的传播渠道。比如，秦时曾大行移民政策，徙得六国豪族十二万户于咸阳，其初衷是为行疆本弱末之术，但客观上却促成了中国历史上人口风俗的一次大迁移和大融合。关中之地当时为中国极西之地，文化上虽多受三晋文化的影响，但仍处于诸夏文化的边缘。六国之族作为周宗室世袭政治、文化传统下孕育的精英阶层，其十二万户举家迁徙入关中，必将把其所主导的六国文化和传统风俗传播入秦国故地，大大促进了关中之地的东方化，对中国东部文化之西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必须依赖交通运输的发达和便利。由此观之，秦的驰道建设在此次中国本部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媒介渠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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