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所谓“中国”者，其疆土之西仅以秦为限（今之陕西东南部），南则以楚为界（今之湖北西北部），北至于晋、卫诸国（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东可达于齐、鲁，“治化不及于海滨”。[58]此时所谓“国”者，“家”也，即一宗族所封之城邦。所谓国家观念者，对于庶民百姓而言多为以宗族城邦意识为主导的归属感而已。春秋时代，周朝所建构的“天下”认同至于此时已经逐渐淡化成为一种大宗族之间共有的传统记忆，大大限于朝贡、祭祀、会盟等仪式活动。从社会文化上看，“政教不分，官师合一”是这一时代的明显特质。历史进程至于战国时代，中国内部逐渐形成了诈力相尚、权力相侵的政治局面：“国”与“国”则兼并日盛、封疆废弛，邦国内部则大夫篡夺、世袭坏乱，以宗族世袭为特征的诸侯封国模式渐为军政国家模式所取代。随着一“国”的势力范围由城邦发展为区域，“中央—郡县”的权力辖制模式始行于战国，此时所谓“国”者，军事集团也：军政一体，农兵合一，工商博兴，地权私有，立私学，兴游士、养武士食客，建城郭渠道，等等这一系列新的社会现象成为这一时代的显著特征。[59]观念至于此时则多为基于“七国”各自独立政权的政治认同。
在长久的分裂和战争中，中原社会源自共有文化和历史记忆的华夏观念（“理论上说诸国都是千年前西周的臣子”）[60]开始回归人心，发展为强烈的四海归一的愿望。这种建立在多元政治认同之上的“一”元式文化认同，无疑成为日后中国“大一统”意识萌发的肥沃土壤。随着地处西北边陲的秦国统一中原，改封建为郡县，“中国”开始由封建之世进入帝国时代。秦帝国时期的“中国”，随着始皇拓土开边，其规模已大异于往昔，根据《史记·始皇本纪》二十六年述秦疆土云：“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乡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61](www.xing528.com)
嬴秦虽国祚短促，只传了两世君主，但其建构的以“大一统”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规模，却极大程度地被汉王朝所继承和沿革。“大一统”观念与统一帝国的结构相互建构，“循着历史路线在社会制度当中占据支配地位，从而成为合理化其支配地位的合法性认同”[62]，主导了“中国人”群体的国家观念和族群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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