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周后稷，名弃。……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
2.“（后稷孙鞠之子）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
3.“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
4.“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
5.“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5]
其中，第①与②条所记载的大意是，周人的祖先以农耕起家，因授民稼穑之法而获封邑传国，后虽移居戎狄之地，仍以务农为本。第③和⑤条所记载的大意是，周人的先祖虽居处戎狄之间，却无好战之习，且保持着仁德爱民、礼贤下士、尊老爱幼等的文化传统。第④条则记载着，与戎狄为邻的周人，在生活方式上并不认同戎狄部落之俗，而是如东土之人一样筑城邑别而居，并且设有特定的用官之制。这样的历史叙述表达了两个统一的核心思想：其一，周人在文化上不是如“西土”诸蛮夷一样“他者”，而是在促进中原农事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功绩、对上古时期“东方”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的积极参与者。其二，从文化和祖源上，周人都是“东方”族群的一员，虽然居处不同，然而在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族群性格等特征方面都保持着明显的农耕文化特征，即重农事，筑城以居，设官而治；好和平，笃仁重德、爱民下士。[6]
《史记》的撰写虽然是在距离周朝年代久远的汉代，但是其原始素材却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先秦时期的《尚书》《诗经》《国语》等文本资料；而这些先秦时代的历史典籍的取材来源，则又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周人（或后来的华夏）自我宣称的族群起源故事（emic ethnogenesis）”。[7]不论上述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与否，可以肯定的是，《史记·周本纪》关于周人祖先在农耕文化祖源方面的叙述，很明显地反映了以太史公及前代史官们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精英们认同周人“我群”身份的历史意识和文化立场。故而，他们在叙述周人族源历史时所运用的话语、框架、事例，都是在致力于建构和呈现东方“我群”中的周人形象。进一步需要思考的是，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些后世的汉文化精英们相信并采纳了“周人自我宣称的族群起源故事”？也就是说，周人在传播自我族源历史时有怎样的特殊方式？他们又是如何利用文化宣传手段有效地建构自我的“东方”文化身份的呢？
（一）以竹木简策为媒介的历史书写
西周时，文字传播的媒介主要包括青铜器、竹木简册和甲骨。甲骨，是周早期的记事媒介，甲骨文记事应该多是受到商人记事习惯的影响，在周文化中的出现范围和时间都很有限。竹木易腐坏，西周时的竹木简册，在现在的考古发现中尚未可见，但是，“金文中有‘册’字，官名有‘作册’，这都显示当时有专司记载大事于竹木简册的职官”。由于周朝设有专门“作册”的职官，那么，周人很有可能通过竹木简册来保存和传播族群记忆。要进一步证明这种推断的证实性，后世的文献或可提供证据。
《尚书·周书》中的《武成》篇有云：①“王若曰：‘呜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启土，公刘克笃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②“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于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③乃反商政，政由旧。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贤，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丧，祭。……垂拱而天下治”。[8](www.xing528.com)
文引用中的第①条主要是追忆和夸耀公刘、太王、季历以及文王等一众周人先祖在殷商朝的功德事迹；第②条则通过以“正义之师”的框架记述了牧野之战中商军倒戈、“血流漂杵”的战争场面，歌颂了武王亲征克商的战功；第③条是对武王获得政权后，在一系列政治改革和社会教化上所取得的功绩进行的宣扬，比如为商朝的忠臣名相进行平反；按功勋重新分封爵位和土地；践行以“惟贤能是用”的职官标准；重视对民众的教化等。全文以“我文考文王”“我师”称周人，以“敌”称商，这种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方式，非常直接地表明了此篇作者的身份。《孟子·尽心章句下（第三章）》有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注曰：“古代尚未发明纸时，用漆在竹片或木片上书写文字，一块竹片为简，编联若干竹简名为策”。[9]因而，孟子语中的“二三策”即两三片竹简的意思，由此可以印证周人所做的《武成》篇确是记载于以竹木简册之上的。其次，孟子在上文中表示了对《武成》篇的质疑，他一语道出了《武成》中自相矛盾之处：“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诚然，《武成》篇中以“至仁”标榜周军，又以“血流漂杵”刻画周军的英勇，正是这一自相矛盾的叙述，从侧面印证了该篇应该是周人为伐商的正义性进行自我宣传的文章。而《孟子·尽心下》中所言的“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则证明了周人确有以竹木简册为媒介来自我宣扬和歌颂本族历史记忆的行为。
（二）以青铜铭文为媒介的历史书写和文化宣传
礼乐文明是“周”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周人比商人更加注重礼制，因而以“礼天事人”为目的祭祀活动也较前代骤然增多。作器铸铭，遂成为周人尚行“礼乐”的重要环节。进入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的发展由短铭期进入了长铭期。周人通过长篇铭文将祖德、战功、赐命、婚稼等重要政治、军事事件铸造在青铜器上，以此作为周人自我文化宣传和历史传承的重要传播方式。青铜被誉为“美金”。“美金”和锡的合金铸造的青铜礼、乐器，蕴藏了丰富“礼”的意义，因此被当世之人视为极具文化价值和身份意义的宝器；子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故可以见得周人对青铜器的珍视。[10]
青铜器作为铭文传播的媒介，具有精美、贵重、耐用、神圣等特点，故而大大增强了铭文传播的信度和效力，因此铭文的内容也得以历经世代而纵向传承。“许多铜器铭文的典型结尾语‘子子孙孙永保用享’”，这反映了周人利用铭文记事达到族群记忆可历世代传颂的初衷。[11]其次，青铜器铭文的内容中往往会注明器物拥有者的姓氏和年代，这种实名制的特点则更增强了所记载事件的可信度。第三，青铜礼器器型越大则象征了拥有者的地位越尊贵，比如“鼎”往往是王权的象征，“问鼎中原”一词也由此衍生而出。大型青铜器沉重而不易携带，往往被保存在祭祀活动或象征权力的中心场所。这种媒介特性很大程度上赋予了礼器拥有者的祭祀特权和社会权威，进而反过来又强化了青铜器所有者（天子、诸侯）在传播本族文化传统方面的话语权和主导性。
《礼记·祭统》专门对青铜鼎铭文传播做出了详细的记述：“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名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矣，称美而不称恶。”又云：“铭者，论譔写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明，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明示后世，教也。夫铭者，壹称而上下皆得焉耳矣。”[12]《文心雕龙·铭箴》又云：“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与欹器：则先圣鉴戒，其来久矣。故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盖臧武仲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13]
周代青铜器铭文《何尊》中这样的记述：“……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①‘昔在尔考公氏克速文王，肆文王受兹大令（命）。②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14]文中第①条明确指出了，周文王的权威是来自于承受上天的命令（大兹令）；第②条进一步说明周武王克商，而后代商治理中原民众，也是通过了“廷告于天”的程序而获得“天”认可的行为。也就是说，在“天命观念”的语境下，“何尊”铭文中的话语明确表达了，周人代商治理中原社会，不论是在“天子”身份的正统性方面，还是在“告天”仪式的程序履行方面都具有相当的合法性。
西周中期的长篇铭文《大盂鼎》中有这样的记载：①“不显玟王受天有大令，才珷王，嗣玟乍邦，［外门内辟］（通辟，驱除）厥匿，匍有四方，［田允］（通畯，长久的意思）正厥（四方）民。②在［上雨下于］（通于）御事，［］（同取）酉无敢［左酉右上舌右下火］（通酖，爱酒的意思）……。我闻殷述令，隹殷边侯田［上雨下于］殷正百辟，率肄于酉，古丧祀。”[15]《大盂鼎》铭文的第①条指出，周文王、武王承受天命的安排来驱除为恶的殷商，保佑并长久的治理四方民众。第②条指出，周人在处理公事时不敢享受酒乐，而殷商就是因为从殷的四方诸侯到朝廷官员，都沉溺于酒乐之中，所以才失去了天下民众。上述铭文的核心思想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周“天命观念”中“天命”随人事而变的观点，即殷商失去“天命”，是因为殷商嗜酒失德；而周人有资格取代殷商的统治，则是因为周先王“正德”善治，勤于祭祀。
可见，铭文的内容是以记撰祖先的功业和荣誉为主的，其作用在于“自名”，即是对祖先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自我传颂，而且扬“美”不扬“恶”，传“功”不传“过”。铭文的传播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时间长度上的纵向式的跨代传播，以“明示后世”，起到教化后人的作用；另一种是范围广度上的意义扩散，通过主流集团在祭祀等活动中对铭文中内容的传播，使一族的历史传统和功业得以在社会的上下各阶层中广泛传扬。铭文传播的话语权一般仅掌握在当时社会上层集团的手中，其中天子具有最高的权力；基于现实权力和文化权力的相互助力，这又进一步推动了主流集团所推崇的意义和规范获得更为广泛、长效的共享和认同。
青铜器长铭传播的方式集中体现了周人在传播观念上的两个特点：一是重视和笃信文字符号在历史传统传播中的效力，这与许多民族重视口述历史的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是强调共有经验和意义在时间上的维持和传承。这种形成于周人的特有传播观念，也在后世王朝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中华”帝国的政治传播历史上，王朝统治者无不体现了对文字符号运用和碑石记刻的热衷。正是文字符号在记载族群历史记方面所具有的持久性和准确性的优势，以及周人对于族群历史和文化规范在时间上传承重视，保证了周朝远及上古的历史和传统可以被保留，成为后世中国人形成自我族群认同的历史意识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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