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先生在其论著《中国社会史》中指出：“盖古者车未同轨，书未同文，行未同伦，所恃以团结异族，树统一之基者，实赖开化较早民族，将其文明，移植各地也……夫‘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左传·隐十一年》）宁得不谓之私？然先同姓，次外戚，次功臣、故旧，星罗棋布，用作藩屏。而一族之势力，由此遍布于环区。一族之文化，由此广推于各地矣……谓汉族统一中国，封建之制，实有功焉，非虚语也。”[2]可见，对于日后统一“中国”的建立，吕思勉先生首先将奠基的功劳归于周人的分封制；他同时更强调，封建之制作为当时初创的一种社会结构，促进了“周”文化的传播，为日后“汉”文化主导下统一“中国”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本源。
观念与结构的关系，不尽然是因果关系，更多的应该是互为建构的伴随性联系，即同一社会中的观念和结构，往往会相互作用，彼此或促进变化或维持稳定。因此，吕先生所认为的“一族之文化，由此（封建之制）推广于各地”，也可以作逆向思维，即以周为宗主的分封之制，亦有赖于周人的文化传播而得以维持。也就是说，周王朝在建立之初所致力于在其文明系统中规划建构的以“天命观念”（mystique legitimacy）为基础的“周天下”认同持久有效地促进了大小封国、方伯（local lord）向周王室的整合，维持了“中国”初创时期中原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反过来，这一“封建”结构的整合，即分封关系的确立，又进一步为“周”所推崇的主导性规范和制度（如朝贡制度）的传播提供了较畅通的渠道。鉴于周人文化与中国初创期社会结构间的建构关系，若要论述后世中国自我认同和国家观念的形成和内化，就应该首先对周人的文化传播活动和认同建构问题进行必要的考察。
研究周王朝的历史，我们会注意这样一个现象：“众邦拱卫的周王只在其国祚四分之一的时间里维持着军事上的威慑优势”，从公元前770年开始，周王国的军事力量开始由盛转衰，甚至迫于边陲战乱和中亚蛮族（戎人）的入侵而东迁洛阳。但是，尽管如此，东周王室作为名义上的宗主，在褪去军事实力后仍然继续存在了五百多年。[3]究其原因，治史者发现，“周王朝”的合法性基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周人立国之后就积极地致力于在其统辖的中原社会之中发展一种新的以“周天下”为核心的政治认同：这种认同建构的方式就是基于今天所谓的“文化宣传”（cultural propaganda）。比如，他们“强调商周两朝的祖先同根同源，都是渊源于一个高度神化了的祖先，从那里分出商周两支王族的谱系”，他们制定了宫廷的礼仪、规范和国家体系，“利用当时尚在发育的中国文化的一切方面来声称自己取代商朝的合法性”。[4](www.xing528.com)
周人围绕建构以“周天下”共识为核心的政治合法性认同所开展的文化传播活动，具体包含了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周人以竹木简册和青铜铭文为媒介的历史书写和文化宣传，通过宣扬其祖先谱系的东方族源身份和“天命观念”，建构了“周天子”正统的文化身份和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周人将“众星拱北辰”式的“天下”价值本源付诸“朝贡”和“巡守”为具体形式的政治传播实践中，建构了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国家象征符号和权威认同；其在推广“分封制”为核心的国家规划方案和理念的同时，建构并推广了一种以“内中国（王畿的所在），次诸夏，次夷狄”为格局的“周天下”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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