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周、秦两个朝代，一为赖“封建之制”建构了“天下—四方”的政治文化格局，一为行“郡县之制”开创中国本部“大一统”的制度和规模。秦朝国祚短促，其开创的“中国”本部的大一统规模在汉朝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和共有文化的血液；较之前代，汉朝乃是骑射文化和冠带文化的第一次正面碰撞时期。
“自来治史学者，莫不以周、秦之间为史事之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1]周、秦两个朝代，一为赖“封建之制”建构了“天下—四方”的政治文化格局，一为行“郡县之制”开创中国本部“大一统”的制度和规模。中国历史上的这两个朝代，不论在中国社会结构的初创方面，还是在“中国”文化意义的建构方面，都具有始源地位。秦朝国祚短促，其开创的“中国”本部的大一统规模在汉朝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和共有文化的血液；较之前代，汉朝乃是骑射文化和冠带文化的第一次正面碰撞时期。匈奴作为政治上的“敌国”，文化上的“他者”，从观念层面上看，打破了中原古典统治秩序中对于“华夏中心主义”的想象；取而代之的是基于汉帝国政治认同和中原文化传统所建构的“汉人”族群认同。故而，这三个朝代对于初创时期的“中国”自我身份意识（集体认同）和共同体想象（社会认同）的形成都具有的重要的开创意义。
国家的整合有赖于信息的传播和意义的共享。政治和文化传播活动的有效性，关乎着主流文化和主导性观念的内化程度，进而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结构的整合密度。周、秦、汉三代，其间历经了多次社会结构和政权的调整，随着国家的地方建制由同心圆式的“天子-诸侯”模式向中心辐射式的“中央-郡县”模式的转变，国家道路建设的目标就不再仅仅服务于朝贡和战争，而是为了把国家政治传播的触角延伸至帝国统治下的区域社会。当基层社会被发布自帝国核心的同一套的政令信息和同一套制度规范系统所整合时，“中国”初创期的自我身份感也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由周朝象征性的“周天下”共识，春秋时期的城邦国家意识，进而发展为了帝国时代的“大一统”“中国”的想象。(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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