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隋唐帝国”时期是中国在结束魏晋南北朝360余年分裂之后的重新统一和复兴的时期，也就是西方东亚史学家所称中国的“第二帝国”时期。不论是在中国历史的时间纵轴上，还是在中古世界的空间水平坐标上，这时期的中国在政治结构、社会组织以及文教水平上都崛起到了一个新高度。盛唐在文治、武功、财赋等方面的强大实力，被帝国内部以及周边的各类人群不同程度地分享，强化了其治御下各类副文化群体对“唐”共同体的关联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后世，费正清曾明确地指出：“中国自唐代以来一直是一个牢不可破的政治统一体”，“‘五代’时的混乱时期只持续了50年左右，这与六朝时长达350年的分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能到了10世纪，大一统的观念与制度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国家的混乱分裂状况不可能长期存在”。[28]
其二，与秦汉“第一帝国”相比，隋唐“第二帝国”不论是在多民族混血的范围上，还是在“交海外，通绝域”的力度方面都是之前的秦汉帝国所无法企及的。费正清在其著作《中国：传统与变迁》中论述到：“581年，有鲜卑族血统的北周大将杨坚篡位建立了隋朝。这时，少数民族已基本溶入华北地区，所谓‘华夷之辨’不过是理论上的区别罢了……胡人政权好比‘阴’，为中国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和建功立业的热情，而这最终又导致了‘阳’——中原大帝国的重新崛起。”[29]傅斯年也曾指出，“宜知唐宋两代有汉胡消长之迹”。[30]可见，起隋、唐至宋正是“中国”内部文化多元成分和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和调整的关键时期。
其三，中国历史上除了诸如“以夏变夷”“合同一家”“华夷一家”等促进“中国”本部和外来多族群凝聚的观念，还同时存在着与之相对的“夷夏之防”心理。隋唐时期，正是上述两类矛盾心理交织增长的时代，也就是历史上“我—他”关系互构处于动态波动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聚会于中国疆土内的各族群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地动态磨合。具体而言，一方面，唐太宗被北方、西北诸民族政权推崇为“天可汗”，所谓的“天可汗制度”正是“华夷一家”主张付诸实践的证明，这一制度形成后，“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馀（即“余”，原书中为“餘”，后文统改“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31]。另一方面，“夷夏之防”心理在这一阶段随着“安史之乱”的发生而不断主导了“我-他”关系：安史之乱——这种源自于文化间磨合的暴力冲突，虽没有带来帝国的直接灭亡，却成为帝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继而社会观念也为之大变，“夷夏之防”观念骤然成为主导性社会心理，向来为人所仿效的“胡服”“胡妆”则被诟病为“服妖”“悲啼”，其中意义发人深省。这一特殊的历史事件、事件前后“我-他”关系的变化，以及该事件对原有的以“华夷一家”观念为主导的“中国”认同所带来的重构，都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诸多极佳的参照面。
其四，隋唐时期，由于帝国在“开边武功”和“交通海外”方面的规模大大超过之前，而届时“中国”在国力、文化等方面也属于“我-他”关系中的领先位置，因此，这一时期正是“中国”自我“华夏化”“大国化”的发展时期（是近现代中国“自我东方化”意识萌发之前的阶段）。方豪在《中西交通史》中就明确指出：“我国自古即以夷狄视四邻，汉晋以后，虽频受异族侵凌，终以文化较高，自尊之心，未能稍戢；隋通海外，南洋东洋诸岛国之文化，又远低于我国，乃以为世界民族，永无可与我为伍者；此种心理，在鸦片战争前，实甚普遍，结果则故步自封，甚至并科学亦反对之；道光以后，屡败于列强，人民观念，始逐渐改变；然妄自尊大心理之养成，实渊源于隋代也。”[32]因此，隋唐两代，对于探究跨文化交流与“中国”自我身份建构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其五，华夏文化的同化作用和内附民族对中原文化生活的日益依赖性，往往使内附民族产生自主性危机感。隋唐时期，伴随着周边族群与中原本部民族日益密切的交往活动，这些周边民族在歆慕华风，接受汉文化的同时，其原有的民族意识和维护原生文化的自主性也在不断生长。“安史之乱”本身所反映的就是内附“生蕃”群体在不断趋近、整合进入中原农业社会结构的同时，其维护原有部落文化的自主性心理日益滋长的现实；它实质上是内附北方部落由生蕃向熟蕃演变过程中民族意识不断发酵的结果。可见，这正如亚历山大·温特所描述的：“相互依赖的弱点就是，可能对自我控制产生明显的威胁，而且不断增加的相同点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担忧：如果同其他国家不再有区别，那么国家就没有存在的目的或理由”[33]。虽然温特教授所表达的是国家间的依赖和认同问题，但是对于同样作为行为体的不同族群，这种观点也具有相当的适用性。吕思勉先生指出：“当五胡乱华时，他们（北方的游牧民族）无不自附于汉民族，如前赵的改姓刘，拓跋氏之自讬于黄帝，宇文氏的自讬于炎帝都是。自辽以后，就没有这种举动了。这就见得他们民族意识的明显。”[34]可见，隋唐时期正是周边“他者”自我意识由蒙昧走向萌发的关键时期，因此，考察这一时期的“汉蕃”间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对于研究内附蕃族在进入中国本部文化系统过程中，如何建构原生认同和“中国”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联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1004.
[2]Ronald L.Jepperson，Alexander Wendt，Peter J.Katzenstein.Norms，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M］//Peter J.Katzenstein.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9.
[3]Giddens Anthony.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
[4]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2版.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5-6.
[5]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2版.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5-6.
[6]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2版.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6-8.
[7]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2版.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7.
[8]高明士，等.隋唐五代史［M］.增订本.台北：里仁书局，2006.
[9]Ronald L.Jepperson，Alexander Wendt，Peter J.Katzenstein.Norms，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M］//Peter J.Katzenstein.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9.
[10]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中认同和结构变化［M］//约瑟夫·拉彼德，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金烨，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74-75.
[11]任振河.刍议中华文明与华夏文化发祥于河东蒲阪［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7（2）：114.
[12]［汉］司马迁.史记［M］.韩兆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4972.
[13]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83.
[14]黄丽生.儒家“天下”思想的内涵及其当代意义［M］//黄俊杰.传统中华文化与现代价值的激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30-259.(www.xing528.com)
[15]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53.
[16]陈戍国.礼记译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97.
[17]［汉］公羊寿.春秋公羊传注疏［M］.［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浦卫忠，整理.杨向奎，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49.
[18]［汉］司马迁.史记［M］.韩兆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3101.
[19]［汉］司马迁.史记［M］.韩兆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7557.
[20]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M］.耿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0.
[21]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M］.耿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0.
[22]［宋］朱彧.萍洲可谈［M］.李伟国，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142，134.
[23]［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8395.
[2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元］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
[25]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08.
[26]［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7.
[27]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2.
[28]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M］.张沛，张源，顾思兼，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141.
[29]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M］.张沛，张源，顾思兼，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111-113.
[30]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M］//傅斯年全集（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181.
[3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元］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7493.
[32]方豪.中西交通史［M］.郑阿财，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198
[33]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中认同和结构变化［M］//约瑟夫·拉彼德，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金烨，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82.
[34]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两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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