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外域移居内地尤为自由，当时移入内地者多为北狄和东胡；自隋以后西域来者逐渐增多。对于外夷内服者，按唐代的户籍制度，大都有户籍：“若夷落内附者，必皆列其生齿之数，虽羁縻州，亦多有版”[62]。可见，当时的中央政权对待内附外族的国家政策是具有一定的文化性目标的。“元初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晋记三十》（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有云：‘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自南北朝开始，中国之姓氏开始趋于紊乱……中外人种亦更趋于混合，至于不可复辨”。[63]“因为体格的差异，由于婚姻的不通；而婚姻的不通，则由于文化的隔阂”。[64]中国姓氏的紊乱和中外人种的混合，主要原因就是中外通婚的普遍化。通婚是文化隔阂被打破的最为典型的证明。“唐朝蕃汉通婚，以不禁为常，而事亦通行无疑……案唐代异族，入处内地者甚多，安能禁其婚娶，此势所不行也。”[65]
另一种进入中国当时的社会结构之中的方式，就是以“蕃将胡兵”这一特殊功能性群体，即军队的身份进行族群整合的。“太宗之用蕃将，乃用此蕃将及其所统之同一部落。玄宗之用蕃将，乃用此蕃将及其统领之诸种不同之部落也”[66]。这实际上反映了内附蕃部形成中国新的社会群体的历史进程。[67]
但是，“文化进展到一定的程度，便要发生平衡的现象”[68]。内附诸蕃在接受唐统治者的“汉化”政策逐渐成为帝国百姓的同时，作为一种文化的反作用力，其维护部落文化的自主性也开始凸显。[69]“安史之乱”实际上就是这种文化自主性的激烈暴力形式，也内附诸蕃是以特殊功能性群体——军队的身份整合进入中国社会过程中的动荡磨合阶段。因此，本论文将沿着这一思路，通过考察分析相关的文献资料，尝试对以下问题进行解答：(www.xing528.com)
RQ1：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随着内附民族在文化上逐渐汉化“改宗”，中原本部民族也不断地在生活方式上追逐和适应着异域“胡风”。“汉化-胡风”的双向作用，对于“我-他”关系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在族群间跨文化交往的过程中，内附民族在观念上被视为“生蕃”，进而视为“熟蕃”，进而被接纳为“我们”，这一新的文化认同是按照何种传播模式进行扩散的？
RQ2：“安史之乱”本身就是内附民族在强势、普遍的“华夏”政治、文化系统中，民族意识日益明显的一种外在暴力的表现形式。可见得，在统一的政治结构中，“华-夷”频繁的交往和传播活动，加速了内附蕃族的民族意识和自我观念。另一方面，“安史之乱”后，汉蕃关系由“华夷一家”转为“夷夏之防”，昔日尚之为时尚的“胡风”被诟病为“妖风”。可见，中原本部居民的自我意识和“夷夏之防”心理也大大明显于唐初太宗被尊为“天可汗”的时期。那么这种民族意识和社会心理的变迁，在媒介文本中，是如何被体现和重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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