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对立局面长达360余年之久，“中国自‘五胡乱华’之后，非汉人族群大规模地入主中原，与汉杂居，进而互通婚姻；又因隋唐皇室皆源自北朝系统，历代与胡族共处，显然已沾染相当深度的胡化，乃是不容否认的事实”[60]。而南方则是汉文化的保留地，较少受到“胡风”的影响，南方的大家族大都是从北方迁入，在文化上鄙视北人，认为北人粗鲁、土气，而自身则是汉文化正统的继承者，并发展了了一种典雅的文体以及温文尔雅的社会习俗[61]。南人、北人的这种隔阂既是空间上，更是文化上的。待南北政治对立被隋、唐帝国的统一所打破之后，弥合南北方在文化与空间上的隔阂就必然成为帝国建设的重要议程。因此，本论文将沿着这一思路，通过考察分析相关的文献资料，尝试对以下问题进行解答：
RQ1：不论是杨隋还是李唐，其政治基础皆来自北朝的“汉化”胡人政权，因此，两者在统一中国之后必然要面临其他地方利益集团的质疑和反对之声，为了获得各地方利益集团的支持，新的政权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官僚体系内部进行结构的平衡和整合。而结构的变化必须依赖观念的变化，那么新的中央政权在促进南、北地方意识的沟通和融合方面，有哪些文化政策和措施？这些文化政策和措施又是借助怎样的传播媒介得以实施开展的？(www.xing528.com)
RQ2：在杨隋统一中国之前，南朝、北朝虽然是属于不同政权的两个系统，但是由于地缘的亲近性、资源的互补性，一直都存在“互市”/“交市”的情况，也就是说，南、北方的经济、文化交往一直都未完全停断。那么，继统一国家的局面形成之后，在一元的政治环境之下，随着交通运输的空前便利，南人和北人是如何通过跨文化交流，打破地域身份，实现地方意识与“中国”共同体的关联认同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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