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交往中的中国对外观念和我-他身份认同的再现

对于古代中外交往中的中国对外观念这一主题，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从“天下观”来展开的，比如，刑义田先生的《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罗志田先生的《先秦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念》，杨联陞先生的《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陈尚胜先生的《试论儒家文明中的涉外理念》。^[53]陈先生的论作与前人的研究不同，其在文中不仅对“天下观”进行了论述，还基于儒家文明对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影响，分别对中国对外关系历史中出现过的“王霸观”“义利观”“夷狄观”进行了学术梳理。

国外的相关研究，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上“我-他”关系演变中的对外理念和外交实践两个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可归为四类：日本东亚史学者的相关研究；美国哈佛东亚史学会的相关研究（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国际关系学中的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学派的相关研究；以及以杜赞奇教授为代表来自印度的中国史学家们的相关研究。

分析现有研究发现，在专注于东亚史研究的各国学者当中，以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为代表的日本学者们对中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最为丰富，研究成果中最具影响力的应该首推西岛定生先生在《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社会》^[54]中通过系统论证和阐述所提出的“册封体制论”。西岛先生的这一观点提出之后，堀敏一先生对其进行了回应，认为册封体制反映的只是中国古代帝王处理对外关系的刚性一面，更多的时候中国古代帝王更加善于使用柔性手段来实现外交上的目标，堀敏一先生的这些观点后来被日本学界称之为“羁縻体制论”，他的相关论文后被选编形成《隋唐帝国与东亚》一书（2010）。^[55]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安部健夫先生，致力于以异王朝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历史，其研究的重点不只在于政治经济史，还尤其关注精神史（或心态史），他的论著《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就是从中国历史事实的角度来对中国王道天下论的重新讨论，安部先生在文中对当时学界所认为的，在中国由主权、领土、人民所构成的国家抑或民族概念从未出现过这一观点提出了批评，他“根据很多文献和统计资料认为，天下是由跟主权、领土、人民类似的因素构成的概念”；“中国有作为国家民族的天下概念”。^[56]渡边信一郎则在《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中，以中国特有的表述“天下”作为主导概念，从“天下”的意识形态结构、领域结构、天下观念与中国古典国制的形成以及与王畿内相关的宫阙制度、祭天仪式等进行深入探讨，建构出中国古代的“天下型国家”的历史样态。（中华书局版本，序论，2008）

来自美国哈佛东亚研究学会的学者们关于中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成果，主要可参考由费正清先生所编著的《中国的天下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一书中，英文版是《哈佛东亚研究丛书》（第32辑）。书中包括1963年到1965年间，参与一系列学术研讨会的13篇各国学者的论文，如《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中国的朝贡观念及其在国外的认同》，等等。这些文章从各个视角考察了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尤其通过分析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演变，对中国古代践行千年的朝贡制度和“天下秩序”进行了多角度剖析。(www.xing528.com)

国际关系研究建构主义学派中，亦有部分学者对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表示了兴趣。其中以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gnston）关于战略文化理论的相关研究为代表，其以中国兵法书籍《孙子兵法》和政治性书籍《资治通鉴》中所反映的战略文化理念与后世国家战略行为之间的关联性为研究对象，将中国历史中传统的战略文化和战略实践进行比较，深入剖析了其中一种或几种战略文化对国家的对外关系决策和行为的影响程度。^[57]

来自印度的杜赞奇教授（Prasenjit Duara）撰写过多部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比如《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与东亚的现代）（2003）、《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1995）、《中国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全球性与区域性》（2009），以及论文集《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这些作品非常独特而又深刻地从历史意识、文化权力、民族主义的视角，关注了传统中国与东亚社会、中国的历史意识与现代性发展之间的关系。

不论是对传统中国的对外观念研究，还是对古代中国对外实践的研究，抑或是对古代中外交往中的“我-他”关系研究，国内外学界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成果。但是，在传播学学科范围内：（1）传统中国所主导的外交规范和制度（“天下秩序”“朝贡体制”以及“羁縻体制”）是如何在“我-他”交往中被他国认可，并形成共识的问题；（2）中国在“我-他”交往中的形象和身份的对外传播的问题，则缺乏相应的探讨和研究。相比前述的国内外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乃至国际关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国的传播学界往往掣肘于媒介技术之于时代的主导影响，对前大众传播时代的传播与族群凝聚、认同演变的关系问题一直关注较少。即便是新闻传播史研究，也只是以媒介和技术发展的历史作为研究脉络，忽视了传播活动与人的伴随性特质，从而对传播之于社会结构和观念结构的主体间作用探讨极少。针对上述研究空间，首先，本书将从信息传递和仪式传播的角度，关注“中国”族群凝聚过程中，“中国”认同传播和扩散的机制问题（mechanism）；其次，主要依据对传统中国的政治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两类传播活动进行分析研究，重点回答：（1）传统中国在与外部世界交往的过程中，其主导性的外交规范和制度是如何被“他者”接收、接受，并认同为外交共识的问题（包括自我调整和妥协）；（2）传统中国是如何实现“自我”形象和身份的对外传播的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