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中的族群认同问题：以隋唐时期的中国建构为例

中国的族群凝聚问题、族群跨文化交往中的“我者”和“他者”的身份认同问题，以及中国民族形成的演变问题，一直以来都不乏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界的研究者们投来的橄榄枝。因此，体现了十分明显地学科交叉的特点。

基于中国在近代史上的民族危机和民族自觉意识的勃发，当时的许多历史学家都纷纷被激起，专注于对中国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顾劼刚先生于1922年在为商务印书馆编撰教科书的过程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的古史观”^[43]之后，他又和史念海先生于1923年完成了《中国疆域的沿革》一书，该书虽论述的是中国的地理史，但是地理疆域沿革的损益增扩本质上反映的亦是一国族群凝聚、迁移和中外关系演变的历史：在国家外部威胁日甚一日的局势下，书中尽述中国历史上的疆域损益及沿革轨迹，旨在警示当时国人：国家山河开创现在局面之匪易。^[44]1923年，中国人类学家和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完成了《中国民族的形成》一书，该书所具有的实证主义倾向与同代的“古史辨派”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通过科学测量统计和历史考古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李济先生对“我群”的构成和演变进行了探究，一方面，其通过对来自中国不同地域的旅美华人的身体结构进行测量统计，从中国人种的体貌特征考查了“我群”在体质上多元混血的演变进程；另一方面，通过考察中国历史上城墙废弃和修建的记载，来研究“我群”在历史上数次大规模迁徙的时间和方向；最后，他基于对中国姓氏来源和帝王演变的历史记载来深入剖析“我群”的构成成分和演变历史。^[45]

1935年，面对“中国民族”的形成这一问题，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民族演进史》一书中，从中国民族演变历史的角度，分别论述了中国民族的形成问题，中国本部统一的进程，中国本部族群第一次向外开拓的过程，北方少数民族内迁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影响，中国民族在近代所受到的创痛等等问题。对于隋唐时期的“中国”认同问题，吕先生认为“汉人的待异族，是最宽大的。从来鄙视夷、蛮、戎、狄，不过因为其文化的落后。他们苟能进而自同于我，我即无甚歧视之心。五胡之能占据中原，原因固然很多，而汉人民族主义的暗昧，未始非其中一重要的原因。却是自宋以后，中国受异族的压迫渐深，而其民族主义，亦渐见明显”。^[46]可见，隋唐两代实为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孕育阶段，意义重大。

1989年，费孝通先生发表了其关于中国民族认同研究的论著《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其中观点认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是一个由分散的多元体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其中汉族发挥了这个多元一体结构中的重要凝聚作用。更重要的是，费先生在文中肯定了“中华民族”高层次认同的形成，即境内56个民族作为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其已经形成了“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认同意识和情感道义。^[47](www.xing528.com)

时间至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界改变传统的二元视角，转而对中国历史上族际流动乃至族群凝聚和国家认同进行研究，使相关认识得以深化”。^[48]其中，姚大力教授一直专注于北方民族的关系和认同问题研究，代表性成果被收集编成《北方民族史十论》一书，相关文章包括《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回回祖国”与回族认同的历史变迁》等。^[49]王小甫教授则专注于唐代的族群关系的研究，其相关文章《唐五代北边的内外关系与国家认同》，就是“以唐五代北方及西北沿边地区的族群活动与族际关系为例，从统治者的政策目标和周边族群的政治动向间相互作用着眼，尝试探讨各族群为争取资源或参与共享而力求认同、实现整合的过程”。^[50]王教授文中的族群认同和资源共享的观点部分地受到了王明珂先生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的社会人类学的相关理论的影响。^[51]再如，邓小南教授在《试谈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一文中，则更明确地从社会、文化心理的角度，探讨五代宋初时期，中国内部在经历了唐代的民族融合和冲突，以及政治上的割据和动荡调整之后，“胡汉”民族间心理隔阂消解和观念流变的问题。^[52]

近年来，台湾学者们对于华夏“我群”与“他群”的演变和认同问题也表示了关注，除了王明珂先生的论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之外，许倬云先生的《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中的内外分际》（2006）也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通过引入了族群研究中的“边缘”概念，论述了在特定的资源竞争与环境分配过程中，华夏族群边缘形成和变迁过程，同时讨论了“中国人”如何借助历史记忆和失忆来定义“我群”和“他群”，并实现族群的凝聚和扩张。许倬云先生的《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中的内外分际》虽是一本小小的册子，文墨不多，但是非常精炼地将中国几千年以来“我”“他”互动和“内外分际”的演变进行了简约精辟的概述。

综上所述，关于中国民族的形成和演变问题，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相关研究，不论在方法上还是内容上都或有重合之处，具有明显的实证主义倾向。而历史学者们则更依赖于对史料的收集、把握和分析，以“名物训诂”“辨白考订”的方式从史料的记载中，爬梳探寻其中民族演变的轨迹和规律。从研究成果看，上述研究对中国族群凝聚的活动和结构的关注多于对其民族意识和观念变迁的关注，也就是说研究重点更加倾向于民族演变的社会行动事实而忽视了观念事实。虽然，20世纪九十年代后，学界开始是转向对中国族群凝聚的“心态史”研究，但是相关研究也多仅涉及民族意识演变的历史进程问题（historical progress）。对于“中国”国家认同和族群意识的传播和扩散的内在机制问题（mechanism），则还是主要以微观经济学上的资源竞争动机论为理论基础。而且，现有关于传统中国族群意识和“认同”问题研究的历史学、民族学的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对“认同”这一概念的解读和运用还比较含糊，欠缺对“认同”一词进行学理上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