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与传播：隋唐时代中国认同构建

埃里克森的认同理论认为，“认同就是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的交往中所发现的差异、特征及其归属感”^[17]。国际关系学的建构主义学派的观点认为，国家可以被视为是行动者（actor），本身就会建构和形成认同/身份（identity）；这种认同/身份指涉了作为民族国家之国家（nationhood）认同和作为独立主权国家之国家（statehood）认同的动态建构过程。这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关于集体特征和共同目标变动的民族意识（nationhood或nationalism），二是关于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角色变动的国家身份（statehood）。^[18]亚历山大·温特又类似地将国家行为体的认同归纳为国家的集体认同（corporate identity）和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其中，“集体认同是指建构行为体个性的内在品质”，“在国家作为行为体（actor）的特殊情况下，集体认同缘于国内政治”；“社会认同（或者角色）是行为体在体察其他行为体意图时，它自身一些品质属性的涵义”。^[19]集体认同是国家行为体基于国内主流的价值文化、社会语境、政治生态而内生建构的身份意识；而社会认同取决于国家主体基于集体认同而对国际关系中主导性规范的内化，以及对“我-他”关系中“他者”行动的意义解读。不论是作为民族国家之国家认同，即国家的集体认同，还是作为主权国家之国家认同，即国家的社会认同，抑或是两种认同间的相互建构，都是国家行为体在自我发展、内外交往和关系互动中，通过将国内外语境中的各种规范、制度和关系内化成个体意义，进而建构生成的观念产物。

传播，是将行为体的独特经验变成共同经验的过程。^[20]从国内传播的角度看，国内社会的官方祭祀仪式^[21]，历史书写和历史意识^[22]，全国性的人口调查^[23]，语言文字和疆域地图^[24]，媒介文本叙事（比如小说）^[25]等要素，都是国家/民族（nation）“集体认同”形成的来源和媒介。从对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角度看，国家行为体总是会通过彼此间的信息互动而建构形成“我-他”关系间的主导性规范，进而基于本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对实现和维持这种规范和结构的主导性的国际文化（如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26]进行意义解读；基于对规范的内化和意义的形成，国家行为体往往会对“我者”和外部“他者”的文化特质、政治类型、行为方式等方面进行区别和定义，进而逐渐建构形成自我的“社会认同”。与此同时，国家行为体还会在传播活动中获得许多外部社会的评价和反馈，这些“他者”眼中的“我者”形象，正如库利的“镜中我”理论所指出的，为“自我”（I）生成社会关系中的宾我（me）意识提供了重要依据。通过对行为体之间的信息互动和经验共享，社会规范得以习得内化、文化传统得以传承共享、国际共识、秩序和关系也得以协商建立。可见，不论是源自国内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集体认同”，还是生成于国际关系结构中的国家的“社会认同”，两者都离不开以信息互动和经验共享为主要特征的传播活动。传播与国家认同建构之间的天然联系，使得“认同”问题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国内研究的视角与相关问题

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从媒介技术影响的视角来阐述传播与国家/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其研究主要以电视、报纸等主流媒体为对象，对网络媒体的相关研究也有所涉及。国内现有研究的结论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从大众传播媒介的角度看，以电视、报纸、国营广播等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对于国家、民族或文化认同的形成和强化具有重要意义；^[27]主流媒体可以通过自己的话语秩序和话语方式来界定国家认同的精神世界并使之具有一定的合法性；^[28]国家认同作为社会凝聚力的动力机制和实践目标，与大众媒介着力建构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向心力有着积极的正向的预测关系。^[29]其次，从传播仪式观的角度分析，媒介仪式尤其是电视仪式，让仪式参与者的个人身份与国家-民族认同交织在一起，这对国家或民族认同的建构和凝聚具有积极意义。^[30]第三，从新媒体传播效果的角度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由于其在“‘整合’和‘断裂’之间的巨大张力，对包括族群认同、地域认同和国家认同在内的多维文化认同体系的整合可以产生更广泛的推动作用”。^[31]文献分析发现，现有的相关研究尚存在以下三点不足：

第一，传播学科下关于国家、民族以及文化“认同”的相关研究具有明显的媒介技术倾向，从而将传播与认同之间的关系狭隘化、简单化，弱化了“认同”生成过程中人、文化和社会的要素。人是“认同”建构的主体，文化是建构“认同”的意义来源，社会是“认同”生成的语境，而传播媒介只是推动“认同”生成和变化的介质。从人、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去探究传播与认同建构之间的关系，或许对现有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第二，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说，“米纳娃之枭只在黄昏降临之时才开始它的飞翔”，意指思想只有在现实的历史过程完成之后才会出现。^[32]前大众传播时代，帝国权力对社会的组织管理成为早期政治传播活动的雏形，传播技术的相对落后，使得以官书、驿马驰道为主导性媒介和渠道的政治传播成为古代君主国家争取和强化认同的有效手段之一。不仅是政治传播，当时发生于基层社会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也基本上是在国家权力的组织和推动下才得以顺利进行的，比如“边贸互市”“内外通婚”“移民戍边”“遣使交兵”“布道传教”等。因此，帝国主导的传播活动对历史上国家共同体想象的形成和维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现有大多数相关文献都是对大众传播背景下现代社会中的“认同”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过度偏向现代性，而忽略了传统和历史意识；由于缺乏对历史上认同形成的流变进行考察，往往造成了“一时一事”的研究局限。

第三，按照库利的“镜中我”理论，一个人的自我观念是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将这种个人体验推广至一个国家、民族或文化群体，跨文化传播之于认同的形成，同样具有深刻的意义。跨文化传播作为不同文化群体之间信息流动的普遍形式，与文化群体自我意识的形成和改变具有密切联系，在“我-他”交往互动中，“我者”往往通过对“他者”的再现，来建构“我-他”关系，进而强化“我们”（德文：weness）的认同。政治传播，作为国家组织管理国内社会的有效手段之一，是政治过程与传播过程的统一。“在不同的国家，因地理环境、民族文化传播的差异，信息传播系统的社会职能不尽相同。但是在沟通上下，争取民心及协调、整合社会各阶级、各族群、各集团的利益方面，却是基本一致的。”^[33]通过对外界传达国家权力部门的主张、政令、制度、信念等，国家可以有效地将基层社会纳入规范化和制度化的体系之中，从而对国内社会的整合和认同起到神经中枢的作用。政治传播、跨文化传播之于历史中国家共同体的原生认同，其作用可见一斑。然而，这两种重要的传播形式与“认同”之间的联动关系似乎还未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应有观照。

鉴于现有研究的上述不足，一方面，本书拟将“认同”问题放置于文化和社会的场域之中进行探讨，将“中国”的国家认同问题，置于文化多样性的视角下和更为广阔的国家政治生活之中，从跨文化传播和政治传播的角度，探讨隋唐“中国”共同体建构过程中，“认同-社会”的联动关系和作用机制。另一方面，本选题将回归“传统”，将现实问题置于历史的背景之下进行重新审视，用历史的既成史实为现实问题提供理论参考。这种溯源式的研究，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视角关注“中国”原生认同的形成模式和演变规律，是对现有相关研究过于偏向“现代性”和“技术性”的有益补充。(www.xing528.com)

（二）国外研究的视角与相应不足

首先，国外传播学界对“国家/民族认同”的相关研究，也集中讨论了媒体技术、媒介内容对国家、民族、族群认同的影响作用，但是相比之下，国外研究的视角更加多元，研究对象更加开放，在研究方法上使用更多的是批判性的话语分析方法（critical dicoursive analysis）。^[34]比如，Linda Jean Kenix在其文章中以太平洋上的萨摩亚民族为对象，探讨了《萨摩亚观察者》中的媒介文本对萨摩亚民族认同的影响，研究认为媒体对民族认同的建构不一定要建立在排除对“他者”形象的基础上。^[35]James W.Tollefson以《读卖新闻》关于福岛核灾难报道的文本为研究对象，通过批判性话语分析，考察了日本媒体在建构日本认同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过程中的话语模式；研究认为，《读卖新闻》通过“核辐射风险降低”和“国民的国家义务”两种话语将日本的民族认同与服务国家核工业这一主题相互整合关联。^[36]Philipp Müller则在其文章中指出，新闻报道通过在新闻话语中形成对本国相对于外国的优势评价，进而在国家认同建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37]再如Dina Gavrilos从国家认同和地方认同的冲突和互动关系入手，以语言文化多元的美国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地方报纸进行话语分析，考察想象的共同体是如何通过国家、民族、种族的层次移动、竞争和互动被建构和再现的这一问题。^[38]

其次，除了媒体和技术的视角外，国外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更多地以跨文化传播、宗教传播，以及语言、文化传播的角度，关注全球化背景下，传播活动与群体认同、传统认同与现代身份适应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目的主要在于回应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族群、国家以及区域联盟（如欧盟）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适应和整合发展的问题，体现了较强的社会问题意识和人文关怀。其一，部分文献对跨文化适应问题表示了关注，它们主要从传播学的视角下探讨异国语境下或区域联盟语境下的“新—旧”认同协商和个体适应的问题。^[39]比如，Méabh Ni Maolalaidh在其文章中以在英爱尔兰儿童及其首属群体（母亲）为研究对象，通过人际访谈和批判式话语分析的方法，考察异国语境下的国家认同问题，研究认为，身处异国的儿童在国家认同和身份转换问题上处于两难境地，如果消极对待身份转变问题将会阻碍儿童的文化适应过程，而积极地改变国家认同和身份，又会否定原有国家认同的当然性，从而可能与儿童个人自我选择产生冲突。^[40]Patrick Kimunguyi则以欧洲认同为研究对象，探讨媒体在形成泛国家（pan-nation）认同中的作用和机制。Fraser Naomiz则以国际主义、传媒活动和加拿大认同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国际主义在主流文化话语中的使用，以回答国际主义价值是如何在加拿大人的观念和实践中发生冲突的这一问题。其二，宗教文化在建构认同方面的作用，同样也得到了国外学界的关注。其中有文章以宗教和宗教信仰的嵌入性为研究重点，探讨宗教信仰传播对国家认同的影响。Annette Schnabel和Mikael Hjerm认为，在不同程度上，宗教对于市民社会的形成仍然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越紧密，那么族群认同就越强烈；宗教的同质性越高，族群认同就越强。^[41]其三，有的文章以语言、文化的传播作为认同研究的切入点，比如Christof Demont-Heinrich在他的文章中，以瑞士作为案例，通过考察英语在多语言背景的瑞士的地位上升，对于瑞士集体认同的潜在影响，进而探讨了语言、国家认同、国家地位、英语与现代性话语等之间的互动关系。^[42]又如Shah Purnima Kantilal在其博士论文中以印度具有当代大众文化特征的全国性的舞蹈节为研究起点，以案例研究的方法，探讨印度在经历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当代大众文化、公众记忆、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

综合分析近二十年来相关的英文文献发现：

其一，许多研究都敏感地察觉到了“全球化”趋势和“现代性”认同对地方、传统的原生认同可能带来的改造和颠覆作用。基于批判性话语分析等质化研究的方法，相关研究在整体上具有从简单的媒介技术视角向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角转变的趋势，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技术理性的媒介研究取向向基于批判理性的反思性研究取向的转变。但是，问题是，“国家/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不是单单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语境中才发生变化的。也就是说，“全球化”“现代性”对“国家/民族认同”的张力，只是一种普遍可察觉的作用力而已；“国家/民族认同”本身就是一种基于“地方特性”和“历史记忆”的归属感。“国家/民族认同”的国别化和历史性特征，意味着其内在的暗流涌动应该具有更深层的原因。因此，剖析其演变的深层原因就必须褪去作用于“认同”的普适化、同质化的外衣（如“技术”“资本”和“霸权”等），回归到“国家/民族认同”生成和演变的原生社会结构和本土历史语境之中。

其二，许多文献虽然对不同国家和族群的认同问题做出了科学化研究和学理性反思，但是问题在于，从方法论上看，相关研究整体上呈现出欧美范式一枝独秀的宰制性特征。这些“欧美地方化”的方法和理论是否能够解释和指导亚洲文化版图内的认同问题呢？这就让我们不得不面临“欧美地方化”方法和理论的适用性问题。从研究内容看，以传播学的视角对中国认同问题的深入研究基本上是很缺乏的，而这种匮乏在回答中国认同的原初问题上面就更加明显了。

因此，本书将选取与“西方”相对的、更异元的“中国”社会为研究背景，将研究视角定位在中华帝国的第二次统一的历史语境中。本研究将基于历史文本分析、历史研究法和案例研究法，一方面，拟通过选取典型的关乎族群凝聚和认同建构的历史性案例，进行个案分析和多案例的比较研究；另一方面，将通过相应的文本书写来对这些记载于正史、野史、民间文学等不同的文本的社会事实和观念事实进行剖析；从而归纳形成新的关于“中国”认同演化的模式和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