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忠诚和文化归化：中国共同体形成

社会学认为抗拒性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产生共同体（community）。抗拒性认同主要为“那些其地位和环境被支配性逻辑所贬低或诬蔑的行动者所拥有”。^[10]因此，“共同体”可被理解为，是基于对抗外界不利环境和来自其他有利人群的压迫，而凝聚形成的群体。鉴于“共同体”形成的“抗争性”动机，隋唐帝国时期的“中国”，其国力之强盛、疆土之肥育、物产之丰富，在当时的东亚，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屈指可数的，因此称其为“共同体”，或有所不妥；但，实则不然。

具体观察公元4世纪的历史，“中国北部的中原地区已经完全被胡人占领，南朝诸国显然无力统一全国，而此时全国又受到一种外来宗教的侵袭，并且这种宗教所鼓吹的禁欲思想、出世主义与中国的传统哲学及家庭本位的社会制度格格不入”，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前景不可不谓之几近日暮途穷，不过中华帝国最终“在5世纪中叶几乎是‘复制’了秦—汉帝国，并最终在7世纪建立起更为强盛的大唐帝国”。^[11]中国在隋唐时期的重新统一，本质上是在“复汉魏之旧”这种“大一统”观念的主导下所实现的政治“共同体”重建。从文化地理意义看，中国的不利因素则在于其所处远东社会的封闭性，“由于沙漠、高山和丛林的阻隔，中国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更隔绝一些……因此中国统治阶级更希望把帝国建设成一个文化载体，以对抗这种封闭性”。^[12]同时，中原的这一地理特征也造成了中原居民在国民性上的两大缺点：故步自封，民气稍弱。加之，由于文化上当时在亚洲只有印度文化或可与中国匹敌，“四围诸族，程度皆下于我，遂不免傲然自大，而稍流于故步自封；又以广土众民，生活及文化程度，皆远较他族为胜；一时虽为人所征服，不久即能同化他人；不恃兵力，亦足自立，民气遂日流于弱；此则其缺点也”。^[13]按照国际关系建构主义学者的观点，在以“霍布斯文化”为主导的古代社会，国家间的关系是以“敌意”作为建构基础的。^[14]中原居民在国民性上的这一弱点，与骑射民族的猎杀善征形成鲜明的对比，边疆的安全问题因此更加成为中原历代王朝的困扰。为此，从嬴秦统一中国以来，历代都以修城驻防为常策；自汉以来，和亲、骨—箠、羁縻等制度又成为惯用之谋边之策；直至明清两朝，闭关锁国政策在前后间隔的三百余年里又反复被推行——中原政权一直以不同的方式应对外族可能发动的进攻和资源掠夺行动。

从上述两点看，“中国”共同体，在本质上是一种在基于农耕文明和儒家文化而凝聚形成的文化综合体基础上，在“我-他”关系互动中而逐渐建构的“中国”民族意识。在现实中，“中国”共同体是以实现疆土和平和资源共享为目标的，因此，其往往以政治共同体（国家）的形式而存在。政治忠诚和文化归化，始终是判断“中国”共同体成员身份的两大重要标准。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20世纪末写作完成了关于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该书主要从文化根源的角度来探讨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问题。该书认为，民族共同体作为理想化的人民群体，是一种现代的想象形式；民族意识的建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共同体的领土化、帝国王朝体系的消亡、‘共时性’时间观念的出现、资本与印刷技术的相互给养，以及领土化的印刷方言取代神圣语言等。安德森在书中基于文本分析的方法，从现代小说的结构、叙事技巧以及诗歌的语言中，探讨文学作品对“共同体”的再现功能；同时，他采用了历史社会学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将“想象的共同体”放置于更为广泛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脉络当中，通过历史纵深和跨国因素分析，从“文化根源”的角度来探究人类追求“归属感”的历程。^[15](www.xing528.com)

虽然，安德森对于民族主义起源和扩散的表述在历史的精确性（accuracy）和理论的简约性（parimony）之间取得了有效的平衡；但是，他将民族意识定义为现代国家的特定产物却受到了诸多争议：“安德森视民族为一种‘现代’的想象以及政治与文化建构的产物，这使他在当代西方学界，在关于民族主义性质与起源时间的‘现代（建构）派对原初派’（modernist/constructivist vs primordialist）论战中和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的作者）同被归入现代派，而受到‘原初派’的批评”；同时，印度裔的美籍中国史学家杜赞奇教授（Prasenjit Duara）认为，“早在现代西方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早就有类似于‘民族’的想象了”；《民族主义思想和殖民地世界——一个衍生性的议论》的作者夏特吉（Chatterjee）则指出：虽然安德森认识到民族的意识形态建构本质，但是却没有对这种建构的具体进程进行有力论述。^[16]

因此，本书撰写的另一初衷还在于回应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在论述民族主义起源过程中缺乏对中国案例分析和对认同建构进程进行考察的缺憾。本书将以传播学的视角，围绕传播活动与国家认同建构之间的伴随性关系，对隋唐时代“中国”共同体的国家“集体认同”和“社会认同”建构的进程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以回应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论述民族主义起源过程中，缺乏对中国案例分析，以及忽略对国家观念和族群意识建构进程展开分析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