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与社会传播：隋唐时代中国认同的研究

国家具有不同的形式，比如资本主义国家、君主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等等，多样化的国家形式源自国家和不同社会模式的关系。^[7]不可否认，君主国家中所生成的帝国模式下的国家认同和民族国家中生成的现代国家认同之间，两者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帝国时期的“中国”共同体想象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的“中国”认同是建立在不同的文化积淀、物质基础、社会情境和国际环境的基础之上的，比如，中国历经千年的，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精耕细作模式和农耕社会结构，已经在历经了社会化的工业大生产和全球化的传播技术革命之后，转而向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信息化现代国家迈进。同时，中国的社会单元也由以地缘、亲缘为纽带的传统“大家庭”（extended family）形式，向“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模式转变；另外，中国人口的受教育模式也已经革命性地由传统的考学科举体制向西方现代性的大学教育模式转型；中国的国际身份也进而由“中国的世界秩序”的主张者转变成为“世界秩序中的中国”。

诚然，不同的时间范畴内，“中国”共同体这一概念，具有不同的所指和能指。但是，隋唐帝国时代的“中国”共同体想象与现代社会的中国国家认同之间的“源-流”关系、主体一致性和相似的“复兴”趋势不可不被重视。

其一，国家本身具有一种所有时间范畴和所有空间范畴内的所有国家形式所共有的特征，即“本质国家”（essential state）或“国家自身”，同一空间范畴内的“本质国家”，阐述的就是排除了各种历史社会情境之后的国内政治生活的历史传承性。这种基于“本质国家”的历史传承性对于具有连续性历史文字记载的远东社会而言尤其显著。传统和现代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对于具有累积性沉淀特征的观念认同而言，传统和现代的承袭关系尤为明显。罗素曾说过：思想观念同是果（effects）也是因（causes），它是果，因为思想离不开它所处的社会环境、政治制度背景；它是因，因为如果幸运的话，它成为一般人的信仰，便可以塑造后来的政治制度。因此，作为一种被建构的观念意识，“中国”的国家认同，即使是处于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形式的语境之下，也应该有其自身的内在一致性和继承性。按照规范建构主义的观点，社会规范对施动者（actor）群体具有限制性和构成性双重作用，一方面，施动者基于传统和规范来判断自身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另一方面，施动者往往诉诸传统和规范来解读和定义自身行为的价值和意义。^[8]施动者群体在外部环境已经改变的情况下，仍然会受到传统观念的暗示作用，进而影响了施动者形成对事物的认识和行动的选择。帝国时代的共同体想象之于现代国家的民族认同地继承性就在于，发生空间的相对同一性和施动者群体的相对稳定性。(www.xing528.com)

其二，从隋、唐至今的1500年中，不论是在主张“华夷一家”的盛唐时期，还是在倡导“五族共和”的民国时期，抑或是以“五十六个民族合同一家”为立国主张的新中国，“中国”共同体想象的施动者（actor）群体一直以来都是一群以具有多种民族成分为构成特征的多元性的“中国人”群体。虽然，长期以来，在这多元的施动者群体中占主导地位的族群大部分时间都是以农耕文化为特征的“汉人”群体。但是，这一“汉族”，“也只是文化上的共识，非必限于血统上的同源”^[9]。也就是说，“汉族”群体，在很大程度上都不是单纯地以血缘、血统、人种为集结纽带的，而是在跨文化交往的过程中，伴随着文化通而婚姻通，进而融合形成的不断庞大、复杂的以“汉文化”为主导的文化群体。

其三，隋唐时期的“中国”和当今的社会主义中国还面临着一个相似的发展趋势，那就是正在经历着一个重新统一国家的复兴局面，这种社会发展趋势的相似为两者之间的可比性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其不同之处在于，隋唐时期的中华帝国在国力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帝国文化吸引力和声誉威望的相应提高。但是，今天的中国虽然已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国家软实力建设方面，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国家形象和国家认同却没有得到显著地提升。从这一方面看，隋唐时期“中国”在跨文化交往和对内、对外传播方面的经验对于今天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建构具有积极的启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