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代：中国认同建构与传播关系研究

回顾中国的历史，传播与古代中国的共同体想象自始至终都发生着或强或弱、或暗或明的联系。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其不仅以霸道之力开创了“六王毕，四海一”的“大一统”局面，更是通过践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一系列措施整合并强化了秦帝国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多方面的传播渠道和能力。帝国传播能力的增强，大大有助于权力中央将其治御之下前六国相对独立的区域社会整合于统一“中国”的结构之中，进而为建构和强化“华夏”群体的“大一统”认同提供了现实的结构和规模。秦帝国国祚虽短，但是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模式下的帝国时代，下呈之汉朝则进一步地在观念和文化上强化并发展了这种特有的基于“大一统”结构下的“华夏”族群认同感。台湾史学家许倬云曾说道，在中国的汉朝时代，“‘中国’本部的族群，自称为‘汉人’，乃是认同于这一时代坚凝的文化共同体”^[1]。从身份认同建构的角度看，这一初始的“汉人”共同体在基于共有文化系统的信息传递和意义共享的过程中不断强化了“我们”的身份意识；同时，又在与周边异族群的战争、通婚、商贸等跨文化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发生着“他者”与“我者”的身份转化。

传播与“中国”的认同建构之间更为明显的联系则发生在公元6世纪末。中原社会在历经了魏晋南北朝360余年的离乱之后，随着杨隋完成重新统一中国的功业，“中华第二帝国”^[2]得以建立，继而又在唐朝得到了复兴。基于唐帝国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驿道和古代中国相对成熟的政治传播系统，帝国的复兴呈现出的突出局面就是，族际流动混血和文化碰撞融合这两大趋势之下的“中国”认同的强化。基于帝国的政治传播能力、对外传播能力，以及当时族群间跨文化交往的密度，交通资源的共享、主流文化的传播以及族群文化混血往往与国家认同和文化身份建构相互作用，进而使得盛唐时期的中国在国力鼎盛的同时亦累积了令后世称羡的文化“软实力”；即使是在国力衰微的帝国晚期，这种文化“软实力”依然持续性地发挥着影响力：比如唐德宗时期（公元780年—805年），南诏仍赠黄金、丹砂，以示顺革和赤心；又如唐武宗会昌年间（公元841年—846年），远国黠嘎斯（古坚昆国，今中亚吉尔吉斯斯坦一带）在使者见杀于回鹘可汗的情况下，仍坚持遣使注吾合素行程三年至京师以通中国；再如唐文宗开成年间（836年—840年），来自新罗的鸿胪寺籍质子和学生岁满者竟仍然多达一百零五人。^[3]

本书以《传播与国家认同建构的关系研究——以隋唐时代的国家认同建构为例》为题；研究本身将围绕张昆教授主持的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跨文化交流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1&ZD024）而展开；本书是为这一重大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之一。(www.xing528.com)

本书拟以公元5世纪中叶至唐朝终结这一历史时期典型的政治传播、对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活动为研究对象，以历史文献为基础，采用比较研究、文本分析和案例研究等方法，探讨隋唐历史上传播活动与“中国”认同建构的两方面问题：一是帝国内部在传播政治、经济、文化的过程中，“中国”的“集体认同”建构和中国内部各族群“自我中国化”的两个始源问题。二是在“中国”本部群体与“他者”的“我-他”关系中，“中国”的“社会认同”建构和外部“他者”群体形成“中国”想象的两个始源问题。其中，第一，政治传播主要涉及官方信息的发布、制度法规的扩散及内化、官方对传播渠道的建设、官方主导性社会规范和文化政策的推广、祭祀活动等；第二，对外传播和中外跨文化传播主要涉及国书往来、贸易、朝贡、和亲、遣使、宗教、通婚等；第三，内附民族与中原本部群体间的跨文化传播则涉及外族移民入内地、汉族移民实边、胡汉通婚、以蕃将胡兵的身份进入成为帝国功能性群体等形式。

具体而言，本书目的在于，以“传播”为脉络，其一，考察隋唐帝国领土范围内的不同人群，在客观上在实现族群凝聚和社会结构整合的同时，主观上是如何形成“中国”的自我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其二，将“中国”的认同问题置于文化多样性的视角下和更为广阔的国家政治生活之中，进而深入分析“认同-传播”的关联模式和作用机制。其三，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深入分析传统中国是如何在“我-他”互动关系中，实现“中国”这一共同体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