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水胡以沮渠氏为突出代表。《晋书·沮渠蒙逊载记》云:“沮渠蒙逊,临松卢水胡人也。其先世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氏焉。”《魏书·沮渠蒙逊列传》所记基本相同,曰:“胡沮渠蒙逊,本出临松卢水,其先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氏。”《宋书·氐胡列传》曰:“大且渠蒙逊,张掖临松卢水胡人也。匈奴有左且渠、右且渠之官,蒙逊之先为此职,羌之酋豪曰大,故且渠以位为氏,而以大冠之。世居卢水为酋豪。”而卢水胡终属哪一种落,说法不一,主要有“月氏说”和“匈奴说”两种。
周一良先生和唐长孺先生认同卢水胡不是匈奴而与生活于湟中的小月氏有关的说法。[41]姚薇元先生也认为:“沮渠氏之先世本月氏族,曾服属于匈奴,为左沮渠官。入塞后,居于湟中,与羌人杂居,被号‘小月氏’。”他进一步指出:“……以世居卢水,又号‘卢水胡’。其人实际即五胡中之羯胡也。”[42]而马长寿先生认为:“卢水流域的部族成分是十分复杂的。但无论如何,在卢水杂胡之中,主要的部族仍是匈奴,而不是羌或小月氏等族。”[43]林幹先生则是根据史书记载的匈奴官制进行推论的。他说:“根据《史记》《汉书》的《匈奴传》的记载,且渠一官,向由匈奴贵族担任,他族任此官的,史书上未之见……因此卢水胡可以推断为匈奴族的一支。”[44]黄烈先生通过考察卢水的地理位置而认为“卢水胡来源匈奴说较月氏说更为可信”[45]。那么,卢水系一地名,而且自古又有月氏、匈奴、羌等部族或部落在此出现、居住过,各族经过迁徙流动、演化变迁,难免会有错居、融合。他们以近居于卢水而名,并非确指某一部族或部落,因此“所谓‘卢水胡’实在是卢水诸胡或者卢水杂胡”[46]。
但沮渠氏为匈奴族的可能性较大。匈奴大臣以单于姓氏之外的异姓显贵氏族或家族人员担任,而且“大臣皆世官”。《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云:“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余日逐、且渠、当户诸官号,各以权力优劣、部众多少为高下次第焉。”沮渠蒙逊之先世则很可能为匈奴异姓氏而任左沮渠,并世为沮渠,后来便以官为氏。又因世代居于卢水且为酋豪,不断与他族交融,而成为“卢水胡”。沮渠蒙逊于公元410年建立北凉政权,都张掖。公元439年,北凉为北魏所灭。
“稽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形成的一个部族,出现于北魏前期。”[47]稽胡又称步落胡、步落坚、步落稽、山胡。《魏书》通常称之为山胡。《周书》则一律称作稽胡。其异名很多,如汾胡、西河胡、离石胡、秀容胡、吐京胡、石楼胡、河东胡、河西胡、并州胡、生胡等,多以所居地命名。由此可见稽胡的分布地域之广。《周书·稽胡传》云:“自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周书·韦孝宽传》又载:“汾州之北,离石以南,悉是生胡。”生胡谓稽胡中不内属于北周者。
关于稽胡的族源,《周书·稽胡传》云:“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匈奴别种,刘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后。”学术界对此颇有争议。周一良先生认为山戎、赤狄之说自不可信,“匈奴别种”比“刘元海五部之苗裔”较为近于事实,山胡或稽胡疑原是服属于匈奴的西域胡人,山胡酋帅之姓刘跟刘渊之冒姓刘氏理由相同,所以山胡为刘渊五部之说实难相信。[48]唐长孺先生亦认为《周书·稽胡传》以稽胡为赤狄之后不可信,并指出:如果如周先生之说将稽胡完全当作西域胡似欠妥。第一,汾水西岸的稽胡就地域分布来说,确是魏晋期间匈奴五部分布所在……这个地理分布上的相同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示种族间的关系。我们当然不能把山胡当作纯粹的匈奴,因为五部所统本已不是纯粹的匈奴,而是杂胡,但必然包含一部分匈奴在内……至于黄河西岸的陕北诸族更为复杂,稽胡既为各族之混合,必然也包含西域胡以外的其他各族。所以,稽胡的种族成分应不限于西域胡人。其次,从姓氏上来看,刘氏、乔氏、呼延氏为匈奴著姓,稽胡中既有此姓氏,我们似亦不能一概认为假冒。稽胡是最后出现的各种杂胡的混合,而所谓杂胡都是与古代匈奴有统属或血缘关系的各种“别部”[49]。马长寿先生则认为稽胡的祖源主要是匈奴,“北魏以来的稽胡,可能是由几种胡人融合而成的,但就其大多数来说,应该是匈奴之裔为主,不能说都是杂胡”[50]。“当然稽胡之内也有许多姓氏如白、穆等可能是西域胡的姓氏。”“从此可知稽胡的祖元是多元的,无论匈奴或者龟兹等,后来都融合为稽胡。”[51]周伟洲先生也认为“稽胡应是以内迁南匈奴五部后裔为主体”[52]。林幹先生则有更为不同的看法。他说:“从稽胡的主要民族特征来看,它既非匈奴后裔,也非西域胡种,虽其中有匈奴姓氏和西域胡姓氏,但它族内的主体部分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独自形成的部族,不过后来羼入了少数的匈奴和西域胡的民族成分,故亦不妨称它为‘杂胡’。”[53]学者们在稽胡的族源问题上看法不一,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稽胡成分复杂,既具有匈奴族的特点,又具有西域胡种的特点,是受到匈奴、西域胡甚至更多部落或部族的影响而形成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原地区匈奴与其他诸胡杂处融合并不断发展演变的状况。
此外,还有一些部落或部族被认为是匈奴的苗裔、支系或由匈奴与他族融合而成。如,羯胡,《晋书·石勒载记》云羯胡石勒“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魏书·羯胡石勒传》亦云:“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因号羯胡。”其族源的多种说法之一便是,依据史料而认为“羯族是匈奴的一支,源出于匈奴羌渠种,和匈奴其他各种同迁居塞内,住在并州上党一带”[54]。再如,柔然(又称蠕蠕、芮芮、茹茹、蝚蠕)的来源有东胡、鲜卑、匈奴和塞外杂胡等多种说法。据文献记载,后起的铁勒、突厥、回纥等族也是匈奴的后裔或别种。
匈奴的后裔、支系部族或别种不管是屠各、铁弗,还是拓跋、宇文,抑或卢水胡、稽胡,最后大都在不同时期融入汉族中了。据《周书·稽胡传》载,稽胡“其俗土著,亦知种田。地少桑蚕,多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殡葬,与中夏略同。妇人则多贯蜃贝以为耳及颈饰。又与华民错居,其渠帅颇识文字。然语类夷狄,因译乃通”。可见,有的部族在形成之时已受到汉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大约在隋唐时期,中原境内除了少数尚成聚落的稽胡还有活动的踪迹,其余与匈奴有关的诸族作为民族实体已不复存在,基本已融入汉民族之中,只是从一些姓氏上还可以有所识别,比如隋唐时期的独孤姓氏、隋代的筑造学家宇文恺、唐代的诗人元稹、唐末阴山府都赫连铎、五代一酋帅赫连海龙、金末元初文学家元好问等。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自称是匈奴族的后裔。至于他们的真伪性,还需要进行更多追本溯源的工作。希望能够在以后的学习研究中将这些调查取证的工作做得更加彻底、周详。
[1]参阅(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六《江统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2](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七《匈奴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48页。
[3]参阅(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二六《魏书·郭准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4]参阅(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三《蜀书·后主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5](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七《匈奴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49页。
[6]参阅(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三《武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8页。
[7]参阅(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三《武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0页。
[8](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七《匈奴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49页。
[9](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七《匈奴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49页。
[10](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七《匈奴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49页。
[11](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六《江统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33页。
[12](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六《江统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34页。
[13](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六《江统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31~1532页。
[14](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六《江统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32页。
[15](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七《匈奴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49页。
[16](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3页。
[17](东汉)班固:《汉书》卷四九《晁错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81页。
[18](东汉)班固:《汉书》卷四九《晁错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82~2283页。
[19](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传·中山简王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49页。
[20]《荀子·王制》,中华书局2011年版。
[21](西汉)桓宽:《盐铁论》卷一《力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页。
[2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50页。
[2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43页。
[24](东汉)班固:《汉书》卷七二《贡禹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69页。(www.xing528.com)
[25](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三〇《平准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17页。
[26](西汉)桓宽:《盐铁论》卷三《未通》,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2页。
[27](西汉)桓宽:《盐铁论》卷八《西域》,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6页。
[28]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页。
[29](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三〇《平准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20页。
[30]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236页。
[31]宋新潮:《匈奴文化及其对两汉的影响》,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32]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页。
[33](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七七《陆玩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24页。
[34]参阅(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三九《陆澄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
[35]参阅舒顺林《匈奴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影响》,载《内蒙古师大学报》1983年第3期。
[36]马长寿:《北狄与匈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92~104页。
[37]参阅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38](东汉)班固:《汉书》卷五五《卫青霍去病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83页。
[39]马长寿:《北狄与匈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95页。
[40]参见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页。
[41]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载《燕京学报》第39期;唐长孺:《魏晋杂胡考·卢水胡》,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403~414页。
[42]姚薇元:《羯族诸姓·沮渠氏》,见《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4~368页。
[43]马长寿:《北狄与匈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04页。
[44]林幹:《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4页。
[45]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2页。
[46]马长寿:《北狄与匈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57页。
[47]林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页。
[48]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载《燕京学报》第39期。
[49]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442~444页。
[50]马长寿:《北狄与匈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33页。
[51]马长寿:《北狄与匈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59~160页。
[52]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页。
[53]林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54]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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