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发展史：内迁对中原的影响

在汉匈交往的过程中，中原地区较为发达的经济文化对匈奴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同时，匈奴浓郁的草原游牧文化也在多方面对中原地区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南匈奴内附以后，不断有匈奴人内迁。内迁匈奴人散居于中原各地，与汉人共同生产生活。他们在不同领域和地域生存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对中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军事、政治方面

匈奴在骑兵建设和骑射技术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对后世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汉族的军事文化造成了很大影响。这与匈奴人民的草原游牧生活和高超的驯马技术有关。匈奴人生活在北疆广阔的草原上，逐水草而居，随畜牧转移。匈奴人民从小善弓习射，平时为牧民，战时即参战。因此，匈奴人大都具有参加军事战斗的体魄和对敌作战的本领。匈奴的马匹由于生活于北方草原这一天然牧场，其野性和生存能力相当强，难以驯服，但一旦被驯化，便会发挥很强的威力。

匈奴的作战队伍以骑兵为主，规模庞大，战斗力强。优良的战马和骑射技艺精良的士兵在战斗中紧密配合，气势逼人。而中原的作战队伍以步兵为主，作战方法多为车战。中原虽然有骑兵，但数量很少，且主要是配合战车和步兵作战。因此，在匈奴强势凌厉、行动迅速的骑兵队伍面前，中原军队显得过于笨重、迟钝。在与匈奴交战的过程中，中原王朝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战车和步兵战胜强大的匈奴骑兵是极为困难的，而且北方和西北边疆地区多丘陵山地，非常不利于战车的运行，只有借用匈奴的优势，建设发展骑兵队伍，才能与匈奴相对抗。所以，战国时，赵武灵王便提倡学习“胡服骑射”。西汉时，从汉高祖开始，汉朝就大力提倡养马。汉文帝还颁布复马令，鼓励民间养马，规定曰：“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16]即百姓若交给官府一匹马，可免除家中三人的兵役和田赋。汉景帝时，政府在北边和西边郡县设立36处养马的苑所，大规模养马。到汉武帝时，汉朝的马匹数量已经相当多了。在骑兵队伍的建设方面，汉文帝时，晁错提出“以蛮夷攻蛮夷”[17]。他说：“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18]汉武帝时已有降汉匈奴人组成的骑兵队伍，设长水校尉，掌长水和宣曲胡骑；设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东汉时，汉政府仍对胡骑有所使用，“诸王来会辟雍，事毕归蕃”，顺帝则令骑兵护送，这些骑兵“皆北军胡骑，便兵善射，弓不空发，中必决眦”[19]。汉朝骑兵还有一部分是来自西北各边郡的能骑善射的“良家子”。因这些地区接近匈奴，当地的人们深受匈奴的影响，也崇尚武力，善于骑射。正因为具备了马匹和兵力，汉武帝时，汉王朝才敢在建有一支强大骑兵队伍的基础上大规模出击匈奴。汉王朝屡次打败匈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匈奴之骑兵和战法去抗击匈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南匈奴部众归汉之后，匈奴人发挥了他们精弓善射、英勇善战的特点，成为汉政府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和作战队伍，在中原地区的政治、军事斗争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内附初期，南匈奴部众协助东汉政府屡次出击北匈奴，迫使北匈奴向西远逃。后来，汉灵帝还曾以南匈奴兵助平黄巾军。东汉末年，局势混乱，单于於扶罗被迫率数千骑与农民起义军——白波军结合，流入混战中，后又卷入袁绍和袁术等的割据战中，匈奴军辗转作战。曹魏时，曹操将南匈奴众分为五部，掌握了控制南匈奴力量的大权。魏晋时，匈奴人更是大规模向内地迁徙，散落各地，一部分被抓充军，卷入中原混战中，为汉族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他们政治、军事斗争的工具。特别是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时，几个王侯竞相招募匈奴和其他民族的百姓编入军队为自己打仗。如，八王之一的成都王司马颖因在混乱中处于劣势，便拉拢匈奴作为外援，以增强自己的势力。但匈奴中的贵族仍然具有较高的地位。晋武帝曾以匈奴屠各部首领刘渊为北部都尉，晋惠帝以刘渊为五部大都督，成都王则拜其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与此同时，通过战争，中原的匈奴军队也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刘渊在北部建立了“汉—前赵”匈奴族政权，开创了十六国的局面。

（二）经济方面

1.内附匈奴人的不断增多弥补了内地劳动力的不足，促进了内地农业的发展

东汉末年，统治腐朽，农民起义和军阀战争不断，人民流离失所。三国两晋时期更是中原大分裂、大动荡时期。各封建割据政权为扩大地盘、掠夺财富，长期进行战争。百姓处于战乱年代，要么被抓充军，要么背井离乡，四处逃难。大量的老弱妇孺死于征战和流徙中。中原甚至出现了白骨露野、土地荒芜的凄凉景象，农民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劳动力严重匮乏。

匈奴及其他各族人民趁中原混乱大规模内徙，虽然对中原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缓解内地劳动力不足的压力。在今西北地区的陕、甘、宁以及内蒙古、山西等地的匈奴人越来越多，他们与汉人长久错居，开始学习农耕技术，过起定居生活，靠土地为生，从事农业或牧业生产，与汉人一起劳动。最初在没有土地的情况下，部分匈奴人向汉族官僚、地主大户或豪强大族租佃土地，成为田客或佃户，也有一些匈奴人大量开垦荒地，发展生产。因此，内迁的匈奴人已逐渐学会并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他们参加当地的生产劳动，既补充了劳动力，又提高了粮食产量，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他们还会制陶、冶炼、木器加工等技术，并学会了建筑房屋等，在各行各业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www.xing528.com)

2.随着匈奴人的内迁，匈奴的牲畜品种和畜牧业技术也传入中原，推动了内地畜牧业的发展

匈奴人民创造的畜牧业经济和草原文化对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牲畜以马、牛、羊为主，数量多，规模大。而中原地区的牲畜数量相对较少，尤其是匈奴的骆驼、驴、骡等奇畜，在中原更是罕见。早在战国以前，中原地区就从匈奴“北海”获得“走马吠犬”，“得而畜使之”[20]。

两汉时期，匈奴的牲畜通过战争俘掠、贸易交换、馈赠等方式大量传入中原。骡、驴、骆驼等“衔尾入塞，驒马，尽为我畜”[21]，大大丰富了中原的牲畜种类。汉匈交战时，汉从匈奴捕获的牲畜少则几千，多则数十万。如，公元前127年，汉遣卫青出击匈奴于河南，获马牛羊百余万头。公元前71年，汉兵与乌孙兵多路并击匈奴。度辽将军范明友斩首捕虏七百余级，获马牛羊万余；前将军韩增斩首捕虏百余级，获马牛羊二千余；蒲类将军赵充国得单于使者蒲阴王以下三百余级，获马牛羊七千余；祁连将军田广明斩首捕虏十九级，获牛马羊百余；虎牙将军田顺斩首捕虏千九百余级，获马牛羊七余万；校尉常惠与乌孙兵从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获三万九千余骑，获马牛羊及驴、橐驼等七十余万头。公元89年，东汉窦宪、耿秉大破北单于于稽落山，追击诸部，获生口甚众，获杂畜百余万头。从这一侧面可以想见匈奴的畜群之繁盛以及战争中流入汉地的牲畜之多。而且，在匈奴与中原的牛马交易中，交易的牛马数量有时多达万余头[22]。那么，经由汉匈贸易而进入中原的匈奴牲畜的数量很可能是相当大的。此外，匈奴还向汉朝进献橐驼、马匹等。冒顿单于曾向汉进献一头橐驼、两匹骑马、八匹驾车所用的马。南单于比也向东汉献过“骆驼两头，文马十匹”[23]。南下附汉的匈奴人也将很多牲畜带入中原。如，公元前68年，匈奴征服的西嗕部落自君王以下几千人驱畜产而南下投汉。又，公元83年，北匈奴稽留斯率领三万余人，携马二万匹、牛羊十余万头附汉。因此，西汉高祖至文景时期皇帝不过“厩马百余匹”[24]而“将相或乘牛车”[25]的状况到文景后期有所改善。《汉书·景帝纪》颜师古注引《汉仪注》说，汉朝在太仆管理下的畜牧基地牧苑达36所，分布在西边和北边地区，养马有30万匹。到武帝时，已“实于外厩”[26]，呈现出“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27]的景象。东汉以后，驴、骡等匈奴的奇畜在中原也已不以为稀，成为北方地区常用的役畜之一。

匈奴人不断内迁，不仅为内地带来了他们的畜群和以畜牧为主的生产习惯[28]，也把他们的饲养技术带入内地，促进了中原畜牧业的发展。据《汉书》记载，匈奴休屠王之子金日擅长养马，入汉后被没入官，“输黄门养马”。他所养之马又肥又好，因而受到重用，出任汉朝的马监。当时，汉朝的民间养马业也获得快速发展，出现了“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29]的局面。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汉派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各将五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出征匈奴。无论是政府养马业还是民间养马业，汉朝养马业的兴盛与匈奴马匹的大量输入和匈奴人养马技术的传播有很大关系。匈奴马匹的生命力和适应性特别强，既能在干燥寒冷的边塞地区长途奔徙，又可上下于山阪、出入于溪涧而无碍。那么，利用匈奴的良种马进行杂交，可使中原的羸弱马匹得到改良，极大地提高了中原马匹的质量。同时，匈奴地区的驴、骡等畜类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原，丰富了中原的牲畜品种，也促进了人们对马驴杂交技术的认识和掌握。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骡，驴父马母也；，马父驴母也。”繁育的马、牛、驴等牲畜一方面作为役畜，用于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另一方面作为驮载和作战工具，用于军事中。尤其是马匹，在军粮物资的输送和交锋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文化方面

汉文化在影响匈奴社会的同时，也在不断吸收利用匈奴文化。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东汉“灵帝（刘弘）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者皆竞为之”。张骞通西域时，曾在西域得一名为《摩诃兜勒》的曲子，译意为“万岁歌”，有人认为它是匈奴歌曲。西汉音乐家李延年曾据此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东汉和帝刘肇时，便将其定为“万人将军”[30]所用，足见其影响之深广。关于胡服，早在战国时，赵武灵王已将胡服引入中原。汉族人的博衣宽带虽然可以显现中原王朝的博大气度和包容风范，但在行走和作战中显得特别笨拙。而胡服短衣、长裤、皮靴的装扮样式方便、轻巧、灵活，便于行动。赵武灵王已认识到胡服的优势，因而有意在国内推广。据《战国策·赵策二》载，赵武灵王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赵国中有一赵惠文冠，可能就是赵武灵王之子惠文王仿效胡冠改造而成的。匈奴使者还曾多次至京师进献“胡裘”。从东汉灵帝“好胡服”来看，两汉时期中原汉族人民已对匈奴服装有较为深入的了解。随着匈奴人的不断南迁，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服开始在中原地区流行，并对汉人的传统服装产生过很明显的影响。[31]

“伴随着游牧民族涌入内地的畜群，不仅改善了华北家畜的品种，同时也改变了畜产的结构——单纯草食性的羊成为这一地区肉畜的主要种类。”[32]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人民向中原的流动促进了草原饮食文化与中原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牛羊肉产品和奶酪等食品进入中原并逐渐流行，大大丰富了中原地区的饮食品种。同时，受游牧民族“食肉饮酪”生活习惯的影响，中原人民的物质生活和饮食观念也有所改变。秦汉时期，中原人民一般以素食为主，只有贵族才会时常吃肉。自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人民流入并长期居住之后，中原的畜种得到改良，牲畜的繁育条件也得到改善。首先是畜牧业有所发展，牲畜的数量增多、质量提高，进而为屠贩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屠贩业在食物原料供应市场中的地位有所上升。这些反映在人们的饮食方面便是内地食肉者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的匈奴人口不断增加，对畜产品的需求量随之提高，也有利于促进内地畜牧业的发展和畜类数量的增长。匈奴的乳制品及加工技术也传入中原，同样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和喜爱。江南上层士族陆玩就曾到王导家“食酪”[33]。据说，匈奴人用来装酒和乳浆的陶缶“服匿”后来还曾传到南齐。[34]

古人不以甲子名岁，中原无一日十二时之分，亦不知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相属之说。据说，这种纪岁方法起于北方游牧民族。到了汉代，匈奴呼韩邪单于款塞入朝事汉，匈奴人民大量入汉地与汉族人民错居。此时，匈奴人民才将子鼠、丑牛之类的纪岁方法传入中原。十二相属之说到东汉时方于内地盛行。而匈奴之后的北方民族如黠戛斯、蒙古等族亦以十二相属纪年。可见，匈奴对中国传统的十二相属纪年之历法的使用和传播是有其贡献的。[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