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内迁对汉朝及边疆的影响及隐患

西汉末，匈奴五单于争国，呼韩邪单于失利而率部落民众臣服于汉。汉王朝嘉奖其归附之意和称臣之举，割并州北界予以安置。于是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东汉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之后，南部归于汉，入居塞内，其后又不断内徙。北边的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上谷各郡，即今甘肃东部、山西、陕西北部及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一带，都有匈奴人出现。北匈奴西迁之后，因附汉南匈奴中屡有叛乱者，汉朝政府遂将重新归附的匈奴叛乱民众安置到内地各郡县，客观上推动了匈奴人深入内地的进程。如，逢侯单于率领的胜兵四千人及弱小万余口于和帝永元八年（96）还归于汉，汉朝将他们分别安置于北边诸郡县。安帝元初五年（118），逢侯又率百余骑兵回朔方归附，汉朝将其移至颍川郡。公元96年时，南匈奴右温禺犊王乌居战背叛南单于，率众出塞，被汉军击破。汉政府因而把乌居战余众及各胡归附者二万余人徙居于安定和北地。顺帝永和五年（140），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等叛汉，与右贤王合兵围美稷。汉朝政府为了避免叛乱发生，于是徙西河治离石、上郡治夏阳、朔方治五原。所以，原先分布于西河、上郡和朔方等地的匈奴人更为南下。而且，南单于还曾几易单于庭，先后建庭帐于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处、云中郡、西河美稷县。公元2世纪中期，单于庭又由美稷徙治离石北的左国城。匈奴人由此逐渐深入集中到山西并州诸郡的汾水流域一带，而且不断南下向内地深入。

东汉末年，汉帝已名存实亡，成为一个傀儡。建安二十一年（216），魏王曹操将前来进见的南单于呼厨泉留于邺城，派遣亲汉的右贤王去卑回平阳监管其众，并听任南匈奴各部落散居于并州的西河、太原、雁门、新兴、上郡及属于司隶的河东六郡。[1]接着，曹操因担心匈奴人积多难以控制，把活动在汾晋一带的匈奴部众分为左、右、南、北、中五部，分别置于太原故兹氏县、祁县、蒲子县、新兴县和大陵县，又设部帅和汉司马监督管理各部。各部帅家属则集中于晋阳。建安年间，梁习任并州刺史时，不仅吸收匈奴上层人员到地方政府中担任官职，而且征发匈奴中的丁壮人员为兵，并将他们的家属迁移到邺城，前后有数万口人。这样，在中原封建政府的多次推动和引导下，越来越多的匈奴人散布于内地各处，“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2]。曹操也达到了对南匈奴部落分而治之、分化瓦解的目的。

曹魏时期，仍有不少匈奴的支系部落归附。正始元年（240），凉州休屠胡（匈奴的一支）梁元碧等率领种落两千余家归附雍州，居之于高平。[3]正始八年（247），即蜀汉后主延熙十年，凉州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众归附，卫将军姜维迎逆安抚，居之于繁县。[4](www.xing528.com)

西晋时，匈奴部落陆续大规模内迁，以塞外匈奴向内地迁徙的情况居多。由于受到漠北草原鲜卑势力的逼迫以及水旱冰雹等自然灾害的侵害，塞外匈奴部落面临极大的生存困境，所以陆续有匈奴及其统治下的其他部落大批南下归附。晋武帝泰始初，“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5]；咸宁三年（277），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夷三国前后十余辈，各率种人部落内附[6]；咸宁五年（279）三月，匈奴都督拔奕虚率部落归附于晋，冬十月，匈奴余渠都督独雍等亦率部落附于晋[7]；太康五年（284），“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归化”[8]；太康七年（286），“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种类大小凡十万余口，诣雍州刺史扶风王骏降附”[9]；太康八年（287），“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复率种落大小万一千五百口，牛二万二千头，羊十万五千口，车庐什物不可胜纪，来降，并贡其方物，帝并抚纳之”[10]。前后投附西晋的匈奴人达二十万左右，遍及西北诸郡。“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11]其中的戎狄，很大一部分是匈奴人。匈奴“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12]，即当时内地匈奴人口繁炽的一个写照。

匈奴人民迁入内地后，仍在不断向周边各地分散，与汉、鲜卑等民族交往、融合。许多匈奴人成为普通的编户，或沦为汉族豪门世家和地主的田客、奴婢，也有一部分匈奴中的上层贵族被各个政权吸收并担任高官。而匈奴人民及其他边疆各族人民的大量内徙也造成了种种隐患。古代“内诸夏而外夷狄”，认为夷狄各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13]。匈奴各族虽“因其衰弊，迁之畿服”，与汉人杂居相处，但“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14]。一旦有“风尘之警”，匈奴骑兵不用三日的路程便可从其聚居中心平阳、上党等地直达孟津，则“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15]。之后的“夷狄乱华”事件便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