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匈奴西迁的原因及对东汉边疆的威胁

从整体来看，北匈奴西迁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内因，也有外因；相对而言，外因大于内因。

首先，从北匈奴内部来看，北匈奴部分人众不断南下归附汉朝的行为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剧加深了北匈奴的社会危机，动摇了其在漠北的根基，使其很难再在漠北立足。

我们知道，由于北匈奴不时寇略汉朝边境，与东汉王朝和其他民族政权不断发生军事冲突，所以北匈奴的一些部众逐渐产生了厌战情绪。而南匈奴因移居塞内，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了东汉王朝的支持和援助，势力发展很快。“北虏众以南部为汉所厚”[2]，“多欲内顾”[3]，遂纷纷南下归附汉朝。明帝永平二年（59），北匈奴护于丘率众千余人来降。章帝建初八年（83），北匈奴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万八千人、马二万匹、牛羊十余万，款五原塞降。元和二年（85），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入塞，凡七十三辈。章和元年（87），鲜卑进击匈奴左地，北匈奴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二十万口八千名官兵，分别到云中、五原、朔方、北地等郡附汉。章和二年（88），北匈奴纷乱，加之蝗灾，投奔东汉者前后而至[4]。和帝永元元年（89），北单于大败逃走时，又有温犊须、日逐、温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及众二十余万前后降汉。同年，窦宪“遣军司马吴汜、梁讽，奉金帛遗北单于，宣明国威，而兵随其后。时虏中乖乱，汜、讽所到，辄招降之，前后万余人”[5]。综上可知，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投汉的北匈奴部众达四十余万，大大削弱了北匈奴侵扰集团的军事力量和战斗力。

正当漠北大混乱之时，北匈奴又发生了饥荒和蝗灾，生产水平下降，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尖锐起来。自优留单于被鲜卑斩杀之后，骨都侯等人遂共立其异母兄右贤王（史失其名）为单于，各部势力因“兄弟争立，并各离散”[6]。可见北匈奴内部已发展到众叛亲离的地步，这也为后来汉朝大规模的北征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社会危机十分深刻的北匈奴已不是发展起来的东汉王朝的对手了，自然不堪一击，溃败散逃。

在外患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北匈奴人众的不断归汉和内部矛盾的持续加深使北匈奴人口锐减、危机四伏，实力受到严重削弱。北匈奴的民族凝聚力急剧下降，人心涣散，政局动荡，在漠北的根基越来越不稳固，很难再有立足之地。

其次，东汉王朝实行的羁縻政策以及采取的联夷共击和武力征伐等手段迫使北匈奴离开漠北走上迁徙之路。

匈奴南北分裂后，北匈奴仍然经常侵犯汉边，对边疆的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东汉王朝为安定北境，对北匈奴实施了羁縻政策，采取了联夷共击和武力征伐等措施。

东汉王朝对北匈奴采取的羁縻政策主要包括通使、互市两个方面，其目的是安边保境。[7]北单于见南匈奴附汉后得到东汉政府的大力支持而十分惶恐，主动归还所掳掠的汉人，以示善意，并“钞兵每到南部下，还过亭候，辄谢曰：‘自击亡虏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汉人也。’”[8]为改善与东汉政府的关系，北匈奴多次派遣使者请求和亲、互市。建武二十七年（51），北单于遣使到武威请求和亲。光武帝采纳皇太子的意见，“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9]。翌年秋，“北匈奴复遣使诣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10]。东汉政府依班彪之议，对北匈奴采取羁縻政策，稍加赏赐，但明确拒绝了其“率西域诸国俱来献见”及“和亲”的请求。然而，北匈奴并没有气馁，又于建武三十一年（55）向东汉提出和亲，东汉只赠给彩缯，仍没有答应和亲，也未遣使者，并以前世呼韩邪单于称臣求安受赏以及郅支单于背德负义受诛之事予以警告，这样就断绝了北匈奴的修好之意。明帝永平七年（64），北单于复欲与汉互市，故遣使者乞求和亲。此次，汉明帝答应了北匈奴的请求，并“遣越骑司马郑众北使报命”[11]。章帝元和元年（84），北单于又通过武威太守上书请求互市。汉政府同意了这一请求。

综上可见，从南匈奴附汉到和帝永元元年（89），北匈奴或因“惧于见伐”，或因缓和汉匈紧张关系，多次请求和亲和互市。东汉王朝为了边境安宁，出于“冀其交通，不复为寇”的目的，与北匈奴保持了时断时续的通使、互市关系。由于北匈奴不时寇边掠夺以及东汉政府在对待北匈奴问题上的摇摆性，所以东汉王朝对北匈奴采取的羁縻政策收效不大。[12]

东汉王朝在“以夷制夷”思想的指导下，拉拢南匈奴和西域诸国，利诱乌桓、鲜卑等族，对北匈奴施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在南匈奴附汉后，东汉王朝给以大力扶持，为其建单于庭，目的就是坚定南单于亲汉之诚意，防止南北匈奴联合，利用南匈奴分化和讨伐北匈奴，史称“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13]。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南单于依仗东汉的力量，发兵进攻北单于，“北单于震怖，却地千里”[14]，退居漠北。明帝永平五年（62），北匈奴六七千骑入侵五原塞，寇抄云中至原阳，南单于出兵击却之，西河长史马襄赴救，北虏乃引去。永平十六年（73），东汉王朝大举北征北匈奴，“南单于遣左贤王信随太仆祭肜及吴棠出朔方高阙，攻皋林温禺犊王于涿邪山”[15]。章帝建初元年（76），皋林温禺犊王见东汉军队退走，复还居涿邪山，南单于闻知，“遣轻骑与缘边郡及乌桓兵出塞击之，斩首数百级，降者三四千人”[16]。元和二年（85），南单于遣兵千余人猎至涿邪山，与北匈奴温禺犊王相遇而战，获其首级而还。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耿秉各领四千骑兵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万骑出朔方鸡鹿塞，南单于屯屠何领万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稒阳塞，诸军会于涿邪山，大破北匈奴。永元二年（90），南单于上书东汉政府请求破灭北匈奴，遂遣左谷蠡王师子等将左右部八千骑出鸡鹿塞，与中郎将耿谭两道共击北匈奴，给北匈奴造成了重创。南匈奴欲借助东汉之力，“破北成南，并为一国”[17]，重新统一匈奴。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东汉政府实施“以夷制夷”的措施，使东汉政府达到了笼络南匈奴以瓦解北匈奴的目的，收效较为显著。

东汉初期，由于政权初建、中原未定，东汉政府无暇顾及西域，西域各国乘机互相兼并，局势混乱。北匈奴乘机在西域扩张势力，逐渐恢复了原来的统治，并利用西域诸国的人力、物力与东汉抗衡并袭扰汉边。明帝时，中原日渐安定，政权巩固，实力增强，遂改变东汉初期消极应对西域和北匈奴的政策，开始经营西域、打击北匈奴。明帝后期，东汉政府派班超出使西域，欲联合西域各国共同对抗北匈奴。班超机智果敢，深入各国杀死北匈奴的使者，恩威并用，以西域归附之“夷”制不归附之“夷”。鄯善、于阗、疏勒和车师等国相继脱离匈奴归附于汉，诸国大震，纷纷遣子为质，表示归属东汉。西域和中原王朝的关系得以恢复，东汉重新在西域设置了都护和戊己校尉，恢复了对西域的管理。班超的出使使东汉政府实现了联西域诸“夷”断北匈奴“右臂”和折北匈奴“左角”以抵御北匈奴的目的，使北匈奴失去了对抗东汉王朝的重要力量。

乌桓、鲜卑兴起于东北地区，因受匈奴压迫日久素有积怨。东汉利用他们与匈奴的矛盾和报仇心理，极力笼络，封王赐爵，赏以珍宝，使他们成为东汉的耳目，侦察匈奴的动静，“助击匈奴”。光武帝时，汉“乃以币帛赂乌桓”。此时，“四夷朝贺，络驿而至，天子乃命大会劳飨，赐以珍宝”[18]。建武二十五年（49），辽西乌桓大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东汉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19]。东汉政府同时对鲜卑“示以财利”，“慰纳赏赐”，使鲜卑大都护“稍复亲附”，并招致“其异种满离、高句骊之属”[20]。建武三十年（54），鲜卑大人于仇贲、满头等率种人诣阙朝贡；光武帝“封于仇贲为王，满头为侯”[21]。在东汉王朝的厚赐和扶持下，乌桓、鲜卑等族“击匈奴以立功”，成为东汉牵制和防备匈奴的一支力量，成为东汉进攻匈奴的有力协助者，给北匈奴带来了强大的军事压力。永平十六年（73），汉大发缘边兵，“遣诸将四道出塞，北征匈奴”，给北匈奴造成了沉重的军事打击。

东汉政府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联合南匈奴、乌桓、鲜卑和西域诸国的力量来抗击北匈奴，不仅弥补了汉军的不足和缺陷，缓解了远征的压力，减轻了人民的军役负担，节省了军费开支和消耗，而且进一步加深了北匈奴与其他民族的矛盾，达到了削弱北匈奴的目的。

随着中原政治局势的统一与稳定、经济的不断恢复和实力的增强，东汉对北匈奴发起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征伐，给北匈奴造成了致命的打击。永平十五年（72），明帝采纳耿秉提出的“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22]的建议，令奉车都尉窦固和驸马都尉耿秉领兵出屯凉州，做好北伐匈奴的准备工作。永平十六年（73），明帝“遣太仆祭肜出高阙，奉车都尉窦固出酒泉，驸马都尉耿秉出居延，骑都尉来苗出平城，伐北匈奴。窦固破呼衍王于天山，留兵屯伊吾卢城。耿秉、来苗、祭肜并无功而还”[23]。永平十七年（74），汉遣窦固、耿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击破白山虏，进入车师，设置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永平十八年（75），北单于发兵破杀车师后王。戊己校尉耿恭出兵营救，以毒箭射杀匈奴军，“虏中矢者，视创皆沸，遂大惊。会天暴风雨，随雨击之，杀伤甚众”[24]。章和二年（88），南单于上书章帝，请求东汉政府发兵助其北上统一匈奴。临朝执政的窦太后采纳耿秉的意见，封窦宪为车骑将军、耿秉为副将军，“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25]，讨伐北匈奴。和帝永元元年（89），汉军大破北匈奴于稽落山，斩名王以下一万三千级，获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降者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窦宪、耿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26]。永元二年（90）五月，窦宪遣将击北匈奴于伊吾卢，夺回其地。同年十月，东汉再败北匈奴，斩杀八千余人。北单于受伤遁逃，仅以身免。窦宪以北单于微弱，欲乘势灭之，遂于永元三年（91）令耿夔、任尚等领兵出居延，围北匈奴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击破其众，使其“逃亡不知所在”，其地为鲜卑所居。

东汉统治者对北匈奴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完全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和边疆的安定，是为了防止南北匈奴联合、防范北匈奴势力壮大。在东汉政府与周边民族的共同攻伐和孤立下，北匈奴的力量不断被削弱，北匈奴被迫离开漠北走上迁徙之路，匈奴再未实现统一。(www.xing528.com)

第三，匈奴奴隶的反抗斗争日趋激烈，阶级矛盾更加尖锐，极大地削弱了匈奴的奴隶制。

早在冒顿单于统治的强盛时期，奴隶就已普遍存在于匈奴社会中了。《史记·匈奴列传》载：“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27]所以，奴隶在匈奴社会中早已存在，不仅匈奴贵族有奴隶，平民也拥有奴隶。当然，匈奴贵族拥有的奴隶的数量要多得多。贵族死，其“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28]。人们在蒙古诺颜山出土的匈奴墓室中竟发现了17条发辫。这说明匈奴贵族拥有大批奴隶而且会以大量的奴隶殉葬。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匈奴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且畜牧业的发展、骑术的提高也使匈奴人获得越来越多的战俘。匈奴所得的战俘不仅有汉人，也有其他族人（如东胡、乌桓、鲜卑、西嗕、丁零等族被掳去的人）。在被征服的部落或部族中，有的整族人甚至都变成了匈奴的奴隶，如乌桓族等。匈奴奴隶中还有一些是从邻族买来的。如东汉时，西方的羌族把掠夺来的大批汉人奴隶转卖给南匈奴。此外，隶属于匈奴的部落或者部族因不能按时缴纳贡税而被没收成为匈奴的债奴。据《后汉书·乌桓传》记载，乌桓自被匈奴击破后日渐衰弱，臣服于匈奴，每年必须要向匈奴输送牛马羊皮，若过时不纳则没收其妻儿等家人为奴。而且，匈奴本民族内的族人若有盗窃财物者，则依法没收其家产，其家口要充为罪奴。[29]

匈奴称奴隶为“赀”，即资财之意。奴隶主把奴隶当作同财物一样的私有财产，任意役使。奴隶们被迫从事各种生产劳动：来自游牧部落的人被驱使放牧，来自农业地区的汉人被驱使耕种，有手艺的人则被驱使从事手工业劳动。他们担负着最繁重的放牧、饲养牲畜、冶炼、铸造及筑城等体力劳动，为奴隶主无偿创造着劳动成果。奴隶们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受着最残酷的剥削，被任意处置，有时甚至被作为奴隶贵族的殉葬品。匈奴奴隶主对奴隶的种种残酷压榨和虐待引起了奴隶的反抗斗争。尤其是南北分裂时，各族奴隶趁混乱之机集体逃亡。《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曰，公元1世纪中期，“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畜牧逐水草，钞盗凉州，部落稍多，有数万，不与东部鲜卑同也。其种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颇有羌杂处，由本亡奴婢故也”[30]。在匈奴分裂后，北匈奴贵族还常常驱使所控制的乌桓、鲜卑等族的人民侵扰汉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31]。这一行径遭到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一旦北匈奴有所衰弱，他们便会摆脱北匈奴的控制或附于汉朝，与南匈奴及其他民族共同攻击北匈奴。这些由阶级矛盾促成的反抗斗争对削弱匈奴的奴隶制起到了很大作用，客观上加速了北匈奴的衰败，对北匈奴的最终西逃有一定的影响。

第四，民族矛盾紧张，乌桓、鲜卑等民族的武力攻击使北匈奴孤立无援、处境艰难。

乌桓和鲜卑都是东胡的余部，活动于东北草原大兴安岭一带，过着弋猎游牧的生活。汉朝初期，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击灭，一部保乌桓山，因以“乌桓”为号；一部别依鲜卑山，遂以“鲜卑”为名。乌桓被冒顿单于击破后，人众稀少，力量孤弱，“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辄没其妻子”[32]。鲜卑被击破后，“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未有名通于汉，而自与乌丸（乌桓）相接”[33]。东汉初，乌桓、鲜卑实力较弱，仍臣服于北匈奴，常常与匈奴兵寇抄汉朝北部边境，无有宁岁。光武帝初年，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代郡以东尤受其害。建武二十一年（45），匈奴与鲜卑又连兵攻入辽东，被辽东太守祭肜击破。

乌桓和鲜卑曾为匈奴所破，又受到匈奴的长期压迫，他们一旦发展壮大，便想脱离匈奴的统治、归附汉王朝，对匈奴进行反击和报复。早在汉武帝时，骠骑将军霍去病大破匈奴，将乌桓南迁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乌桓大人“岁一朝见”汉天子。汉始设置护乌桓校尉统管乌桓事务，使其不得与匈奴交通。汉昭帝时，乌桓日渐强大，为报复匈奴而掘匈奴单于冢墓。光武帝建武年间，匈奴大乱。建武二十二年（46），乌桓乘机进攻，使匈奴转北迁徙数千里，“漠南地空”。建武二十五年（49），在南匈奴归汉、北匈奴衰弱之时，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汉，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汉在上谷宁城开营府，设乌桓校尉管理乌桓及鲜卑事务。鲜卑正式归附东汉，“始通驿使”。此后，乌桓、鲜卑便成为打击北匈奴的强大力量。鲜卑大都护偏何等曾到辽东太守祭肜处“求自效功”，出击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斩首二千余级。其后，偏何连年出击北匈奴，“还辄持首级诣辽东受赏赐”[34]。于是各部鲜卑大人皆来归附。章和元年（87），鲜卑大人攻破北匈奴，杀优留单于，北匈奴大乱。和帝永元初，北单于惨败西逃后，“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35]。

西域曾一度被匈奴征服。东汉初年，匈奴虽南北分裂、势力大减，但北匈奴仍控制着西域大部，利用他们的力量侵扰汉朝边境。匈奴长期的“敛税重刻”和调兵作战引起了西域各国的强烈不满。在北匈奴实力减弱、东汉政权稳固之际，由于班超等汉朝官员长期的不懈努力，西域各国纷纷脱离北匈奴，投奔东汉王朝，并给北匈奴以有力反击。章帝元和二年（85），“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36]。

总之，乌桓、鲜卑等民族叛离北匈奴之后，或主动出击北匈奴，或依靠东汉的力量反击北匈奴，使北匈奴失去了强大的人力和物力支持。北匈奴愈加势单力孤、孤立无援，处境渐趋困难，不仅很难再与东汉相抗衡，而且也很难在原来之地立足。

第五，漠北生存环境愈益恶劣，人民生活更加困难，而且三面临敌，北匈奴只得西迁以寻求生机。

匈奴粗放流动的畜牧业经济需要足够的游牧空间作为“逐水草而迁徙”的保障。匈奴因战败而失去了地域广阔的漠南地区，其可用的游牧土地大为减少。在匈奴退居自然条件恶劣的漠北地区后，因草场质量下降，游牧经济躲避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降低，游牧经济固有的脆弱性充分暴露出来。一场特大的暴风雪或严重干旱便会吞噬数以万计的畜群，可以加速或导致国家的分裂、衰败以至灭亡。

早在1914年时，美国学者亨廷顿就提出干旱是中亚民族向西欧迁移以及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37]北匈奴的西迁和之后的继续西进与当时的气候变化不无关系。匈奴活动在欧亚大草原的东部——干燥的蒙古草原。在公元2—3世纪，气旋和季候风改道吹向了大陆森林地带，甚至吹向了极地冻土带，以至于气旋所带来的大西洋潮湿天气和太平洋的季候风无法进入草原地带，导致了草原的特大干旱。[38]而蒙古草原是欧亚大草原中最干燥的部分。早在大旱灾来临之前，此地就已经出现了先兆，频频遭灾。据《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地区发生严重蝗灾，“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39]。这次大的旱灾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草原受灾严重，同时也加速了沙漠面积的扩大。北匈奴在漠北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畜牧业生产日趋萎缩。

南匈奴内附以后，北匈奴南迁求得生存已不可能。面对气候和环境的急剧恶化，北匈奴曾力争与汉互市、和亲，以取得急需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维持生计，但往往由于东汉统治者的种种顾虑而难以实现或因双方交战而基本停止。因此，本来贫弱不堪的北匈奴更加举步维艰，一旦遇有灾荒便极易引发社会骚动。章和二年（88），“北虏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后而至”[40]就是明证。

北匈奴在南匈奴附汉以后，“其国益虚”[41]，加之连年战争、天灾人祸，内外交困，惨败不堪，其游牧环境日趋恶化，生存空间急剧缩小。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同时也在日渐凸显，北匈奴社会的重重危机充分暴露出来。而当时北匈奴的东边是据其故地的鲜卑，东南是强大的汉朝和与其对抗的南匈奴，北边是难以从事游牧业的寒冷地区，西边则是匈奴曾经控制过且经常出没的西域牧业区。为求得一线生机，溃败的北单于只得携匈奴民众沿草原踏上漫长的西迁之路，从此再未返回到高原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