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受汉文化影响方式：匈奴发展史研究

（一）和亲、互市、赠送财物

西汉初期，汉朝国力不济。匈奴强盛，为患边塞。为避免匈奴侵扰，汉王朝与匈奴实行和亲政策。从汉高祖九年（前198）派刘敬往匈奴缔结和亲之约到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汉匈战争开始为止，历代汉帝都与匈奴实行和亲政策。汉元帝时又有呼韩邪单于主动向汉求亲及王昭君出塞和亲。汉朝公主出嫁匈奴，汉政府每年要送给匈奴大量财物，包括絮缯、酒米、食物等，后又增加了锦绣、衣帛、黄金、丝絮等物品。这些汉族财物深为匈奴人所喜爱，对改善匈奴贵族的生活质量、改变人民的生活方式起到了很大作用。

根据和亲之约，汉匈之间还互通关市，进行交易。通过关市，匈奴人民从汉族人民手里换取了很多中原地区的物产和器具，对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促进匈奴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因此，匈奴人乐意开放关市、接受汉族物品。武帝初年，匈奴自单于以下皆愿意亲近于汉，往来于长城沿边而不绝。另据《史记·汲黯列传》记载，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时，汉族商人、市民持兵器及铁争相前来与匈奴交易，因此而违律获罪者达500余人。由此可见汉匈两族人民对关市贸易的需求和热衷。

通过和亲、互市和赠送财物的方式，中原地区的不少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传入匈奴，对匈奴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也密切了双方的关系和经济往来。但另一方面，汉王朝通过和亲、互市等方式对匈奴进行经济输入，实质上是要通过对匈奴的经济文化渗透达到最终分化甚至汉化匈奴的政治目的。西汉初期，首倡和亲的刘敬就已认识到，匈奴往往贪慕汉之财物，因此可以“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并使中原辩士“风谕以礼节”，即以汉之物产改变匈奴的饮食、穿着等习惯，以汉之观念礼义教化匈奴人，影响他们的思想和礼俗，最终使匈奴对汉心向往之、不战而甘心臣服，从而实现“渐臣”的目的。事实上，汉王朝也的确在不遗余力地实践着这一设想。在经济上，主要是和亲随赠物资；在匈奴使者及大臣、单于（主要是呼韩邪之后的）来访时，给予大宗赏赐；此外，还通过关市贸易输出产品。在文化礼义上，汉则派使者出使匈奴，宣扬汉族的思想文化和道德理念。如汉使与中行说就匈奴礼俗进行的辩论就是典型事例。汉使以为“匈奴俗贱老”。“匈奴父子同穹庐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妻其妻。无冠带之节，阙庭之礼。”对此，中行说据理力争，反唇相讥：“匈奴明以攻战为事，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以自卫，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匈奴之俗，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约束径，易行；君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也。父兄死，则妻其妻，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阳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到易姓，皆从此类也。且礼义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极，生力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攻，缓则罢于作业。嗟土室之人，顾无喋喋占占，冠固何当！”[45]中行说之辩词咄咄逼人、头头是道，以指责汉朝礼义为匈奴辩护，但仍然无法掩饰和改变匈奴生产较低下、文化较落后的状况，而且从中可以看出汉王朝试图以汉之礼义文化对匈奴进行说教、影响的鲜明意图。

西汉文帝时，大臣贾谊提出的“三表”“五饵”思想更为明显地体现出汉王朝以物质、精神条件引诱、分化进而同化匈奴的意图。所谓“三表”即“信”“爱”“好”，要求汉朝统治者对匈奴等少数民族实施“仁道”，注重诚信，喜爱匈奴之技，用匈奴之所长，像爱护中原人民那样爱护匈奴人民，取得匈奴民众的信任，争取匈奴民众的民心，使匈奴人能够“犹弱子之遌慈母”般地归心于汉。所谓“五饵”就是以盛服车乘、盛食珍味、音乐妇人、高堂邃宇及召幸娱乐五种诱饵来分化、瓦解、争取匈奴，即通过这五种诱饵“牵其耳，牵其目，牵其口，牵其腹”进而“引其心”。“五饵”的奇效就在于以汉朝的财力和物品吸引、满足匈奴人，从而逐渐同化匈奴，使匈奴民众逐渐减少对本民族的认同感而认同中原文明。[46]

（二）流入匈奴的汉人传播汉族文化技艺

早在汉朝以前，特别是秦朝时期，就已经有不少中原汉族人进入匈奴地区。他们常被称为“秦人”。两汉时期流入匈奴的汉人尤多。流入的主要途径有：被劫掠、被俘、逃亡、投靠、和亲、出使、被贩卖等。通过这些途径进入匈奴的汉人当在十几万人以上。[47]

如此众多的汉人进入匈奴地区后，绝大多数沦为匈奴人的奴隶，在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领域进行生产劳动。匈奴的奴隶制并不是驱使奴隶集中劳动，而是家庭奴隶制。上自显达贵族下至一般平民都可拥有奴隶。甚至约定，作战中所获战俘可直接归个人所有。因此，入匈的汉人一般都成了匈奴个体家庭的奴隶，从事家内劳动。当然，也有不少汉人进入匈奴的冶铁、铸铜、制陶、木工、建筑等手工业部门进行生产劳作。汉人的大量流入大大增加了匈奴社会的劳动力。而且汉人的文明程度和技术水平较高，他们在匈奴居住生活、生儿育女，与匈奴人杂居，自然会对匈奴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很大影响。这些汉人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加工技艺、纺织技巧、文化知识以及作物种籽、生产工具都带到了匈奴，并传播开来。所以，匈奴人从汉人那里学会了凿井灌溉、筑城建楼、积存粮食、计算统计等技术。据史料记载，苏武被迁于匈奴北海地区，还将中原的结网捕鱼和纺织技术传到了那里。大批汉人入居匈奴后，活跃于匈奴社会的各个生产领域，与匈奴人民共同劳动、创造，为匈奴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也丰富和影响了匈奴文化。

另有一些流入匈奴地区的汉人，他们原为汉朝统治集团的成员，如汉高祖时的韩王信、燕王卢绾，文帝时的中行说，武帝时的赵信、李陵、卫律、李广利、李绪，王莽时的陈良、终带以及历朝的和亲公主等。他们在进入匈奴后，仍居于高位，受到厚遇。例如，各和亲公主贵为单于阏氏；卢绾被封为东胡卢王；赵信被封为“自次王”；卫律被封为丁零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48]；李陵被立为右校王，单于以女妻之；李广利之尊宠在卫律之上。这些人在汉王朝时或为将领或担任政府高官，多出入于统治阶级上层，熟知汉王朝的典章规范和筹划运作，所以，他们能跻身于匈奴政权的统治阶层，被赏识重用。这对匈奴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无疑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中行说除教单于左右之人校课、计疏，还“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49]以及尺牍的使用方式，处处与汉为敌，并且代表匈奴与汉使论辩；卫律“常在单于左右”，为单于出谋划策；李绪教匈奴用兵；赵信与单于共“谋汉”，且“教单于益北绝幕，以诱罢汉兵，徼极而取之，无近塞”[50]。匈奴单于通过这些汉人可以了解到更多汉朝的情况，以谋划应对汉朝的策略，有利于做到知己知彼。同时，这些汉人也在有意无意间将中原的一些政治文化、军事文化、思想文化传播到匈奴地区，影响到了匈奴的政治谋略、军事战略和用兵技巧等。

总之，通过各种途径流入匈奴的汉族人，无论是下层劳动人民还是统治阶层成员，都以他们的方式传播了汉文化，影响了匈奴社会，为匈奴的发展以及汉匈两族的交流和融合做出了贡献。

（三）移民实边，拉近了汉匈两族的关系

秦汉时期，尤其是在对匈战争胜利后，中央王朝往往在北方边境地区建立新的郡县，移民实边，屯田戍守，以加强边境与内地的联系。这一方面可以稳固新获得的区域，另一方面可以缩短汉匈两族的空间距离，有利于增强双方的联系。秦初，秦大将蒙恬率大军北击匈奴，取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51]。始皇帝三十六年（前211），秦又迁民三万户至北河、榆中。西汉文帝时，大臣晁错提议募民徙于塞下以实边。汉武帝当政期间，建边郡县、徙民充边的情况更多。元朔二年（前127），汉收复河南地。汉武帝采用主父偃之计，立朔方郡，发十余万人筑朔方城，修缮故秦时蒙恬所筑之障塞，又募民十万口徙至朔方。元狩三年（前120），汉徙贫民七十余万口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元狩五年（前118），汉以匈奴远遁，而徙天下奸猾吏民以实边。元鼎二年（前115），汉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并徙民以充实之，后又分置武威郡，以断绝匈奴与羌族交通之路。元鼎六年（前111），汉王朝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充之；又于上郡、朔方、西河、河西等地开辟官田，广置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逝，汉昭帝继位。始元六年（前81），汉以边塞阔远，而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以加强对边塞的统治。东汉时，光武帝建武十五年（39），汉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平民六万余口，置于常山关、居庸关以东，以避胡警。[52]

中原秦汉王朝移徙大量内地人民至边塞各郡，主要是为了充实、开发新建郡县，同时又可以戍守边境，以防匈奴侵犯。由于在沿边地带大规模地移民、垦发、屯田、常驻，中原的先进工具、农耕技术、手工技术得以在边郡推广，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分界也因此逐渐向北推移。此外，大量中原人民长期在边境开发、发展也便于与匈奴等邻边游牧民族交往。汉武帝时，马邑人聂翁壹很可能就经常与匈奴人进行贸易往来，所以才能取得匈奴人的信任，将单于引入汉军的埋伏中。而且，边境附近的汉匈两族人民是关市的直接受益者。两族的人民、商者不必过多舟车劳顿，便可互相交易、各取所需。这对加强汉匈交流、传播汉族文化有积极作用。

（四）不少匈奴人主动学习、接受汉文化

汉匈交往之初，匈奴统治阶层对汉文化是很排斥的。据《汉书·杨恽传》记载：“冒顿单于得汉美食好物，谓之殠恶。”这种倾向在中行说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见单于喜好汉物而极力规劝单于：“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裤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53]中行说唯恐匈奴深受汉之影响而有被汉化之险。他这样的担忧是很有前瞻性和实际意义的。但汉文化对匈奴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这种人为的阻挠是不可能遏止社会向更高文明靠近、发展的。相反，随着汉匈双方往来的频繁，两族关系愈加密切，汉文化对匈奴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不少匈奴人甚至主动学习并接受汉文化。

汉匈因和亲而展开了一系列活动，如派使团求亲、交纳聘礼、约定婚期、和亲后的答谢和回访等。每次活动都有大批匈奴人来到中原。他们感受到了中原文化的特色和魅力。有的匈奴贵族、大臣和使节还以奉献珍宝为由，在中原停留较长时间，以领略中原的别样风土人情。他们进入中原后，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汉文化熏染。匈奴的入汉侍子更是如此。呼韩邪单于附汉后直到新莽时期，历任匈奴单于都遣送侍子入汉。入汉侍子长期生活在汉朝宫廷或长安城内，难免会受到汉族风俗和礼仪的影响。此外，自汉武帝时期以后，越来越多的匈奴人倾向于恢复与汉朝的和亲，且不断有大批匈奴贵族王侯率部属投归汉朝。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和吸引，乐意接受中原文明。

十六国时期，匈奴各支系部族纷纷建立政权。匈奴各部族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适应新社会环境，不仅积极倡导学习汉文化，他们自己更是注重对汉文化的学习和吸收。汉主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54]。其子亦勤奋好学，刘和“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55]。刘聪年十四则“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56]。他还擅长书法，“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57]。族子刘曜也是饱读汉文典籍，“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尤好兵书，略皆暗诵”[58]。他即位后，极力在国内推广汉文化，“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59]。他还亲临太学，“引试学生之上第者拜郎中”[60]。这些匈奴贵族身处中原，广交达官贵人和四方名士，受到了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史载刘渊任北部都尉期间，“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61]。刘聪亦“弱冠游于京师，名士莫不交结”[62]。可见，他们已深谙封建官僚的处世之道，也因此颇得统治阶级的赏识和重用。刘渊在京师洛阳为任子时，“文帝深待之”。成都王司马颖还表刘渊为冠军将军，监五部军事。刘聪曾为河间王司马颙之赤沙中郎将。刘宣亦因“好学修洁”，常“沉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63]而为其师孙炎所喜爱。其师常赞叹曰：“宣若遇汉武，当逾于金日也。”[64]并州刺史王广将刘宣推荐给晋武帝。帝授宣为右部都尉，特给赤幢曲盖。

入塞的一般匈奴部民也很注重学习汉文化。如李景年，“（匈奴）前部人，少贫，见养于叔父，常使牧羊。景年见其叔子讲诵，羡之。后从博士乞百余字，牧羊之暇，折草木书之”[65]。又如匈奴后部人陈元达，“少而孤贫，常躬耕兼诵书，乐道行咏，忻忻如也”[66]。又后部人卜珝少好读《易》，郭璞见而叹曰：“吾所弗如也……”[67]

诚然，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但从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来说，汉族人口众多，文化较为发达，社会制度较为先进；而匈奴社会生产规模较小，技术较低下，文化相对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匈奴文化对汉族社会的影响自然远远不如汉文化对匈奴社会的影响大，汉文化对匈奴社会的影响更为突出、深刻。因此，汉匈两族长期交往必然会使匈奴日益汉化。特别是匈奴入塞深入中原腹地，由于生存环境和居住条件的改变，分散各地的匈奴人首先在生活风俗上已慢慢与汉人没有十分明显的差别。他们发展农业，种植小米和五谷等作物，穿丝帛或粗布，既吃肉，也吃粮食。在思想上，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和精神理念等已逐渐渗入匈奴人的头脑中，加速了匈奴的汉化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匈奴人的价值观念和民族心理。故而，在保留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内迁匈奴人也在渐趋贴近进而融入汉文化之中。这有利于中央王朝加强对匈奴等少数民族的管理和统治，也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

[1]（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79页。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45页。

[3]吕思勉：《匈奴文化索隐》，载《国学论衡》1935年第5期。

[4]宋新潮：《匈奴文化及其对两汉的影响》，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5]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6]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修订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4页。

[7]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修订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5页。

[8]李瑛：《匈奴族的教育》，载《北方文物》1989年第1期。

[9]参阅（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六二《刘琨传》、卷六九《刘畴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10]参阅林幹《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9页。

[11]盖山林：《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速机沟出土一批铜器》，载《文物》1965年第2期。

[12]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的匈奴墓》，载《考古》1977年第2期。

[13]（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2页。

[14]（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05页。

[15]（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01页。

[16]（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53页。

[17]（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08～2909页。

[18]（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69页。

[19]（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

[20]（东汉）班固：《汉书》卷五四《苏武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61页。

[21]林幹：《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6页。

[22]（东汉）班固：《汉书》卷七〇《陈汤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14页。

[2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1页。

[24]武沐：《匈奴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25]［美］C.恩伯—M.恩伯著，杜杉杉译，刘钦审校：《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6页。(www.xing528.com)

[26]（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2～2893页。

[27]见王先谦《汉书补注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845页。

[28]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载《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

[29]魏良弢：《西辽时期汉文化对中亚的影响》，载《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

[30]参阅（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九《魏书·夏侯渊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31]参阅（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北齐）魏收《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九五《索虏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32]（北齐）魏收《魏书》卷一《序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页。

[33]参阅（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九八《氐胡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34]（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05页。

[35]孙守道：《“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见《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73～487页。

[36]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修订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7]林幹：《匈奴城镇和庙宇遗迹》，见《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13～429页。

[38]马长寿：《北狄与匈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71页。

[39]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3页。

[40]（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49页。

[41]（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49页。

[42]（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49页。

[43]（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50页。

[44]（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三〇《赫连勃勃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205页。

[45]（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60页。

[46]参见崔明德《两汉民族关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4～63页。

[47]吴明月：《谈西汉时期汉人入居匈奴及其影响》，载《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48]（东汉）班固：《汉书》卷五四《苏武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62页。

[49]（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01页。

[50]（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08页。

[51]（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86页。

[52]参阅林幹《匈奴历史年表》，中华书局1984年版。

[53]（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9页。

[54]（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45页。

[55]（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附子和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52页。

[56]（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〇二《刘聪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57页。

[57]（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〇二《刘聪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57页。

[58]（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〇三《刘曜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83页。

[59]（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〇三《刘曜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88页。

[60]（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〇三《刘曜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92页。

[61]（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47页。

[62]（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〇二《刘聪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57页。

[63]（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附刘宣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53页。

[64]（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附刘宣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53页。

[65]《十六国春秋辑补·前赵录二》。

[66]（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〇二《刘聪载记附陈元达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79页。

[67]（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五《卜珝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