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发展史中汉文化对社会的具体影响

（一）汉文化对匈奴物质文化的影响

公元前3世纪以前，匈奴就已有了农业。在与中原交往以后，匈奴的农业受到了汉族农耕文化的很大影响。公元前1世纪的匈奴古墓出土有汉式的铁镰和铁铧。在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匈奴古墓群中也发现了汉式的铁制工具，有铁斧、铁、铁锛、铁锄等，有的上面还有汉字。这些都说明汉族的农业技术和生产方式已传入匈奴，而且匈奴在农业生产劳动中，多使用汉人。《汉书·匈奴传》载，汉昭帝始元四年（前83），卫律为单于谋划，“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颜师古注曰：“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西汉时期，亡入匈奴和被匈奴掳掠的汉人也不在少数。这些汉人在匈奴地区生活，多多少少也对匈奴造成了一些影响。

匈奴入塞后，其农业有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我国北方地区的开发和农业经济的进步。文献对此多有记载。曹魏时，东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曹操大将夏侯渊击高平屠各胡，胡皆散走。渊收其粮谷、牛马而回。[30]氐秦苻坚时，匈奴铁弗部要求“入塞寄田”，苻坚许之。[31]公元312年，晋军欲与拓跋鲜卑“就食（刘）聪粟”[32]。公元429年，北凉沮渠蒙逊遣使送谷三十万斛向西秦赎世子兴国。[33]我们从中可窥知入塞后匈奴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匈奴人入居内地后，居于中原各处，与汉人交错共处，更便于相互接触、交流。匈奴人生活在游牧条件较差、基本被农耕经济包围的环境中，久而久之，便有意无意地被周边的汉族人影响、同化。为了在新环境中立足、发展，他们也主动向汉人学习并接受汉族的农业经济。农业在匈奴社会生活中之比重的加大以及农耕技术的提高就是匈奴受汉族影响甚至被汉化的显著表现。

匈奴的手工业等也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随着匈奴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汉匈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匈奴人开始学习中原地区的穿井、筑城、治楼和冶铁等技术。自中原传入的缯絮、丝织品、食物、铁器等也受到匈奴人的广泛喜爱。他们“乐关市，嗜汉财物”[34]。

前面提到的1956年在辽宁西丰县西岔沟发现的属于西汉时期的匈奴墓葬不仅出土了带有汉字的铁制工具，还出土了许多汉式环首小铁刀、锥以及汉族的陶器、兵器、马具、铜镜、服饰、货币等。其中，有相当部分的汉族兵器为这一部族所使用。其中的木柄长剑、带镡和带玉琫的剑是汉剑独有的形式。有的为适合这一部族生产生活的需要而被改制，或被安装上了具有本民族特点的铜柄。环首铁长刀更是汉族刀的普遍形式。铁矛难以确指，但所出铜矛全来自汉族，有的上面还有汉字。汉式的铜镞也被广泛使用。匈奴墓葬所出的带有灰色弦纹和绳纹的陶器也与汉墓所出的同类器物相同或相近。从墓中出土的文物或被直接使用或被改制成适合本民族特点和需要的形式之行为可以看出，这一部族在生产、生活、战斗等各方面所需要的汉族东西，几乎都被利用上了。[35]所以，匈奴人已比较广泛地使用汉族器具了。

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桃红巴拉东北阿鲁柴登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匈奴文物中有青铜斧、刀、镞等，与中原文化中同一类型的遗物很相似。又，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后旗二兰虎沟出土的匈奴遗物中有带“日光”“长宜子孙”字样的铜镜和带“大吉”字样的铜铃，还有汉式的绳纹灰色陶器和灰褐色夹有粗砂的陶器。[36]从出土的匈奴遗物中有汉族的或酷似汉式的器物可以看出，匈奴人的铁器、铜器和陶器等文化受到了汉文化的很大影响，而且可以推断当时的很多匠人是来自中原的汉人。这充分反映了汉匈文化紧密的历史关系。

建筑方面更能体现出汉文化对匈奴的明显影响。众所周知，匈奴是生活在大草原上、随季节和气候变化迁徙移动的游牧民族，没有固定的居所，所以他们的建城、造楼等建筑技术多是向过着定居生活的汉人学来的。考古资料多有例证。苏联乌兰乌德西南处的匈奴城镇遗址伊沃勒加镇的大型房屋中有炉灶和热炕等取暖设备。蒙古国考古学家策·道尔吉苏荣认为这种建筑热炕取暖的方法是从中原地区汉族那里学来的。从出土物中有刻着汉字的石碑和中原地区制造的用具来看，这个城镇在建筑时有汉人参与。蒙古国中央省的高瓦一道布、特列勒金·多尔布勒金和布尔黑·多尔布勒金的三个匈奴城镇遗址还出土了饰有花纹的筒瓦。道尔吉苏荣认为这种花纹在中国秦汉时代中原建筑物中是常见的。[37]人们在我国内蒙古包头市郊区出土的汉式建筑中发现了印有“单于和亲”“单于天降”“长乐未央”等文字的瓦当，其形制与中原所用完全相同。

桑蚕业和丝织业是中原农耕经济的特色产业，迥然不同于北方游牧民族的毛织业和皮革业。中原的丝织品传入匈奴，对匈奴人的生活、服饰造成了很大影响。《汉书·匈奴传》云：“单于好汉缯絮食物。”蒙古诺颜乌拉匈奴贵族墓曾出土丝绢、毛织物等纺织品，上面还织有“新神灵广成寿万年”的汉文吉祥词句。从其纹样和织法来看，丝绢显然是汉代中原的制品，同当时中原流行的锦绣、绮谷、杂帛没有差别。[38]

因此，匈奴人民与汉族人民往来频繁，双方社会经济联系密切。中原经济和文化影响了匈奴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二）汉文化对匈奴精神文化的影响

1.职官制度(www.xing528.com)

《史记》和《汉书》中的“匈奴传记”对匈奴政府的各级官职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单于是匈奴族最高首领，之下是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军、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又皆统军，为军事首长，共二十四长。其下又设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且渠等官。各大臣皆世袭为官。这种官制与中原封建王朝完全不同，充分体现了匈奴军事政体的特点。匈奴内迁后，由于受到汉文化和封建政治制度的影响，匈奴的职官制度发生了变化，汉化倾向明显。无论是称谓还是职位的设置都与汉王朝相似。如十六国时期的汉赵政权，屠各胡贵族刘渊建国时，并未沿袭匈奴旧制，而是改用汉族官制，采用汉族官号。据《晋书·刘元海载记》载，西晋永兴元年（304），刘渊在匈奴贵族的支持下即汉王位，改年号为“元熙”，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署置百官，以右贤王刘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刘宏为太尉、范隆为大鸿胪、朱纪为太常、匈奴后部人陈元达为黄门郎，其余拜授各有等差。永嘉二年（308），刘渊称帝，又改年号为“永凤”，以其子刘和为大将军、刘聪为车骑将军、族子刘曜为龙骧大将军。不久，汉主刘渊又以大将军刘和为大司马，封梁王；以尚书令刘欢乐为大司徒，封陈留王；以后父（皇后之父）御史大夫呼延翼为大司空，封雁门郡公。除上述官职，汉赵政权中见于记载的官职还有太师、太傅、太宰、太保、尚书、卫尉、宗正、侍中、都水使者等。将军称号则有辅汉（刘渊自创）、辅军、镇军、都尉等。皇室子弟的分封也具有中原封建王朝的特点。刘渊称帝后，封其子刘裕为齐王、刘隆为鲁王、刘乂为北海王；刘聪即位，尊刘渊之妻单氏为皇太后、其母张氏为帝太后，封弟刘乂为皇太弟、子刘粲为河内王、刘易为河间王、刘翼为彭城王、刘悝为高平王；刘曜建立前赵政权，封其子刘熙为皇太子、刘胤为南阳王，其余宗室皆被封为郡王。可见，从“单于”“阏氏”到汉式的“皇帝”“皇后”称谓再到各级官吏的名称和封号的变化，汉赵政权已抛弃了匈奴原来的职官制度，成为一个采取汉族传统政治制度及汉族封建政治模式的匈奴族政权。

2.礼俗风尚

生活的不稳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匮乏都使得匈奴人特别看重财产和利益。《史记·匈奴列传》云匈奴人“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这充分表明了匈奴人崇尚武力、追名逐利、以利益为先的价值观念和风尚。获取和保护财物是人类生存的本能。匈奴人的这种观念和风俗正是建立在人类原始本能基础上的。他们以生存所需的物利为重，所以他们的一些风俗是难以被长期受封建儒家思想教化的中原人理解和接受的。儒家尊崇礼义、仁义，提倡三纲五常，以孝为先，重视伦理道德。因此，在封建儒者看来，匈奴社会的一些风俗是反道德、悖人伦、灭人性的。

《史记·匈奴列传》云匈奴“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匈奴人入居塞内后，与汉人接触相处日久，愈加“向慕”汉之礼仪，因此他们有名无姓的习俗逐渐改变，不仅贵族开始取汉姓，平民亦多取汉姓。匈奴五部贵族刘豹、刘渊等为取得汉人的认同和支持，以刘为姓，自称是汉高祖刘邦的苗裔，其后代亦沿用刘姓。西晋末年，汲桑、石勒起义队伍之“十八骑”中的刘膺、刘征、刘宝、王阳等都是汉姓匈奴人。如《世说新语》之“识鉴篇”注引《石勒传》云：“永嘉初，豪杰并起，与胡王阳等十八骑诣汲桑为左前督。”此外，匈奴姓氏中的梁、张、李、郭、成、王、陈、黄等皆取自汉姓。[39]如《三国志·魏书·郭淮传》载，“凉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种落二千余家附雍州”。《晋书·石勒载记》载，“秦州休屠王羌叛于勒”。《资治通鉴》载，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使赵秋说屠各毕聪。聪与屠各卜胜、张延、李白、郭超及东夷余和、敕勃、易阳乌桓刘大各帅部众数千赴之”。

3.思想观念

大量匈奴人内迁后，居住在北部各郡，甚至散居到中原腹地。匈奴人长期生活于定居的农业区，深受中原农耕文化的影响，对土地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著土为安的思想越来越重。匈奴人要在不适宜放牧游猎的中原农耕地带生存下去，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土地是农业经济的根本，也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因为没有土地，匈奴的一些平民被迫沦为汉族官僚或地主的奴婢、田客，被剥削、压榨甚至买卖。他们因而愈加意识到土地的重要性。阡陌纵横相间、鸡犬之声相闻的农业定居生活对四处游牧的匈奴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迫于生存压力，内迁的匈奴人逐渐放弃原有的生活风俗，日益适应了较安稳的定居生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居住环境的改变势必会引起他们思想意识的微妙变化。匈奴人在思想观念和民族心理上慢慢趋向于汉族人，这是受先进文明影响的必然结果。尤其是儒家思想对内迁匈奴人思想观念的影响较为突出。

儒家思想长期在汉族的封建思想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为统治者所宣扬和利用。匈奴人入塞后，接受汉人官吏的监督或直接管理，甚至同汉族被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平民百姓无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汉族封建政府的统治和引导更加深了匈奴人对儒学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因此，久居塞内的匈奴人日益形成了一种认可中原王朝、攀亲于中原的华夏认同心理，自我标榜为华夏子孙。

匈奴贵族刘渊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人物。他曾宣称：“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40]遂自称“汉王”。他以汉室后代自居，并为自己称王称帝冠以合理的理由。他声称：“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41]刘渊认为帝王要以德为本、称雄天下。他追本溯源至中原先祖夏商周时期，以夏禹、周文王自比，以刘备蜀中割据称帝之事为自己称帝的行为辩护。可见，刘渊是奉行华夏正统观的，曾自许“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42]。他硬是将自己与华夏子孙、中原皇室扯上关系，目的就是将自己塑造成中原正统的形象，为继承中原统治筑立一个合法的根基。而且刘渊在自立为汉王之后，并不是尊奉匈奴的列祖列宗，而是奉从汉族礼仪，建太庙，立神主，恭敬地祭奉汉室祖宗，“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高祖刘邦、世祖刘秀、昭烈刘备）五宗（太宗文帝、世宗武帝、中宗宣帝、显宗明帝、肃宗章帝）神主而祭之”[43]。他俨然认为自己是汉家天子的合法后继者。大夏国的建立者赫连勃勃亦自以为是夏后氏之苗裔，而建国号为“大夏”，以复“大禹之业”。他曾说：“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44]他明确表明了自己与中原汉族人同祖同宗、血脉相连的亲密关系。塞内的匈奴族政权建立者自诩为华夏子民、中原正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拉近与汉人的距离、得到汉人的认可，以达到“怀人望”的政治目的，便于在中原立足扎根。我们也可由此看出他们所受汉文化影响之深，他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已自觉自愿认同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