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匈奴经济生活：农牧结合、受汉族影响

南匈奴在归附东汉之后，与中原的交往更加密切。南匈奴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潜移默化中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汉族人的影响。而且为了生存，他们也在不断努力适应变化了的生活环境。

（一）经济结构的缓慢变化

内附后，畜牧业在南匈奴的经济中仍占主导地位。但是，各部长期居于长城附近，与汉人杂居，他们脱离了大漠南北的地理环境，生存的自然条件发生了变化，其生产和生活直接受到了汉族农业经济的影响。在南单于入居西河美稷时，东汉王朝曾派中郎将与西河长史留居西河卫护单于，“冬屯夏罢”，在单于庭所在地进行一定的农业生产。因此，南匈奴的生产结构在农耕经济的影响下，正慢慢发生着改变，农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农业的比重有所加大。原有的游牧经济逐渐向农业或半农半牧经济转变。有的匈奴人还在长城以南的各地过起了定居生活。东汉政府曾多次转运米粮接济南匈奴。南单于本人也曾说南匈奴“生长汉地，开口仰食”，而由于处于汉境，他们所“仰食”之物中的谷物、米粮的比例有所增加。这些都说明南匈奴人入居汉境后，已对农耕经济有所适应，其饮食也随之发生变化，食用的谷类食物越来越多了。

魏晋时期，更多的匈奴民众深入中原内地，直接接触甚至从事农耕劳动。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正日益向汉族靠拢。匈奴部众与当地居民融合而成的“稽胡”等部族已开始改变他们游牧和食肉衣皮的风俗了。史载，稽胡“其俗土著，亦知种田。地少桑蚕，多麻布”[48]。安定属国的内附匈奴人在与汉人的长期共处中，也逐渐学会了农耕技术，从而慢慢地由畜牧生活转变为耕作或半耕半畜生活。《后汉书·郡国志》注引《谢沈书》曰：“属国降羌胡数千人，居山田畜。”

农业与畜牧业在食物产量、生产力及人口供养能力方面存在着巨大差距。初步估算，一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唐代可供养62.5个人，同样面积的草场却只能供养6个人。[49]在人口增多、游牧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内迁匈奴各部选择了农业。正如吕思勉所说：“野蛮之人多好肉食，然后卒改食植物者，实由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之故。”[50]内迁的匈奴人逐渐放弃畜牧业，转为农业或半农半牧，一方面是长期以来与汉人融合、受汉人影响和同化的结果，另一方面是自然环境的变化引起的对另一生活生产方式的选择。一些人类学家认为，“农耕是最后一着生计策略，而只有当狩猎采集民族没有任何现实的选择之时，他们才会从事农耕”[51]。这是一种经济文化的适应现象，有利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促进了民族间的交融和文化流动。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由畜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化是汉（尤指东汉）晋时期匈奴经济发展的总趋势，但由于入塞的匈奴人分布相当广泛，北起塞外以及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诸边地，南至汾水流域，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等郡，这些地方都有他们的踪迹。因而，不同地区的匈奴民众与汉人的接触程度、其经济生产向农业转化的进程以及发展水平等也都很不相同。深入内地的匈奴人，由于所居地汉人分布密度大、土壤宜于农耕，向汉人学习农业生产技术的机会较多，所以其经济生产向农业转变的步伐较快。而散居于北边诸郡的匈奴人，虽然归属于当地官吏管理，但由于战乱频繁、所居地汉人较少、进行农耕的自然条件较差，所以他们向汉人学习农业生产技术的机会少，其经济生产向农业转变的步伐慢。因此，在边境地区生活的南匈奴民众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着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

（二）内迁匈奴人身份的变化

西汉呼韩邪单于时期，就有匈奴部落入居边地诸郡，与汉人杂处。南匈奴内附后，汉匈关系更为密切，边境诸郡的匈奴人越来越多，各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52]。但因为农业还不是他们的主要产业，所以他们不向朝廷缴纳贡赋。而到魏晋时期，匈奴人入居汉地日久，向农业经济转化的倾向也日趋明显。梁习为并州刺史时，“勤劝农桑”，鼓励匈奴部众参加农业生产，使得更多的匈奴人转变为政府的编户。《晋书·食货志》载：“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可见，中原封建朝廷已开始向居于汉境的夷狄征缴义米了，匈奴人无疑也在其列。

内迁的匈奴人中，不仅一般平民由原来奴隶制牧民变为封建政府的“编户”，从原来的少数民族一员变为中原王朝的一员，与汉人无异，而且自诸王侯以下都已同被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平民百姓一般。匈奴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曾说：“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53]可见，自单于至各王侯都已没有了领土，身份和地位急剧下降，大不如昔。当然，也有不少匈奴的上层人物被吸收到地方政府中担任官职，他们的贵族身份和待遇享受终究要高于普通编户。此外，匈奴中的很多壮丁还被征调为兵，被分遣到各地驻防或打仗。并州刺史梁习曾将匈奴中身强力壮者编为“义从”“勇力”“吏兵”。

散居各地的匈奴民众与汉族人民交错杂居，在汉族人民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影响和封建政府的鼓励下，学习农耕技术，参加农业生产，其耕作技能已渐渐为汉人所接受。尽管匈奴平民已被分属于各郡县之中、分列于编户之内，然而还是不能完全等同于汉族人民。他们拥有一定的耕作技能，却没有自己可耕作的土地。因此，在刚开始耕作土地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向汉族官僚、地主租种土地。这样，许多匈奴人从一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就成为汉族私家的田客了。《晋书·外戚·王恂传》载：“魏氏给公卿已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田客与后世的佃户、雇农相当，都是向地主租佃土地进行耕作生产并要按期交租的封建社会的底层人民。这么多的匈奴平民沦为魏晋私家的田客，是当时封建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果，也是他们在中原大环境中生存下去的必然选择。另有一些匈奴人则因租不到土地而沦落为奴婢，被肆意贩卖。魏晋时期，贩卖匈奴人和杂胡为奴婢的事颇为盛行。《三国志·魏书·陈泰传》曰：“正始中，徙游击将军，为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怀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贵人多寄宝货，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于壁，不发其封，及征为尚书，悉以还之。”杂胡中的羯胡石勒就曾被卖为奴婢。

迁居内地的匈奴人离开了世代游牧的大草原，在长期的生产劳作中已逐渐放弃原有的畜牧打猎的生活方式。他们为适应改变了的生存条件，只得向当地汉人学习农业生产技术，慢慢地融入其中。他们的后代更易于从心理和思想上认同已有的生活方式和身份。同时，封建政府实行的鼓励、引导和一些强制性措施也促进了匈奴经济结构和匈奴人民身份的转变。因此，内迁匈奴人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变化是他们主动适应和被迫接受的结果，也是地理环境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促成的。

[1]（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00页。

[2]（西汉）桓宽：《盐铁论》卷七《备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4页。

[3]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载《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

[4]（东汉）班固：《汉书》卷五二《韩安国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01页。

[5]（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34页。

[6]策·道尔吉苏荣：《北匈奴的坟墓》，见《科学院学术研究成就》第1期，乌兰巴托科学委员会1956年出版。

[7]盖山林：《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速机沟出土一批铜器》，载《文物》1965年第2期。

[8]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匈奴墓》，载《文物》1980年第7期。

[9]（东汉）班固：《汉书》卷四九《晁错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85页。

[10]（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五一《陈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92页。

[11]林幹：《匈奴社会制度初探》，见《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8～321页。

[12]林幹：《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页。

[13]孙守道：《“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载《文物》1960年第8、9期。

[14]孙守道：《“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载《文物》1960年第8、9期。

[15]纳·业喜扎木苏：《匈奴的起源及其社会制度》，见《科学院学术研究成就》第1期，乌兰巴托科学委员会1956年出版。

[16]林幹：《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页。

[17]参阅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载《考古》1980年第4期。

[18]（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03页。

[19]（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10页。

[20]（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04页。

[21]（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80页。

[22]（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85页。(www.xing528.com)

[23]（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86页。

[24]（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89页。

[25]（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89～3890页。

[26]（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96页。

[27]策·道尔吉苏荣：《北匈奴的坟墓》，见《科学院学术研究成就》第1期，乌兰巴托科学委员会1956年出版。

[28]乌兰托娅：《试论匈奴民族的衣食住行》，载《北方文物》1996年第4期。

[29]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30]（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89页。

[31]乌兰托娅：《试论匈奴民族的衣食住行》，载《北方文物》1996年第4期。

[32]（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54页。

[33]（东汉）班固：《汉书》卷四九《晁错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85页。

[34]（东汉）班固：《汉书》卷五二《韩安国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01页。

[35]（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60～3761页。

[36]（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70页。

[37]林幹：《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页。

[38]周连宽：《苏联南西伯利亚所发现的中国式宫殿遗址》，载《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

[39]（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44页。

[40]林幹：《匈奴墓葬简介》，见《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75～412页。

[41]（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57～3758页。

[42]（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83～3784页。

[43]（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72页。

[44]（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03页。

[45]（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24页。

[46]（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25页。

[47]（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57页。

[48]（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卷四九《稽胡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896～897页。

[49]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121页。

[50]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76页。

[51]［美］威廉·A.哈维兰著，王铭铭等译：《当代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2页。

[52]（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七《匈奴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48页。

[53]（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