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社会的物质生活：匈奴发展史研究

“物质生活方式除了与地理环境、物质资源有密切关系外，也要受到社会政治状况以及风俗习惯、审美观念等方面因素的影响。”[28]匈奴民族以畜牧业为主的生活方式与中原农耕经济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匈奴人民的衣、食、住、行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草原风格，展现了他们独特的审美情趣。牲畜是匈奴人衣、食、住、行的重要来源，而他们的衣、食、住、行又要适应游牧经济的特性，以发挥畜牧产业的优势，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一）衣着服饰

人们的着装往往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民族类别、气候、风俗信仰、审美心理等紧密相关。匈奴人衣皮革，被旃裘，衣皮蒙毛。牲畜和其他动物的皮毛是他们主要的衣着原料。匈奴人民用这些原料做衣裤和轻软的“裘”，以备燥湿、御寒暑。随着匈奴社会的发展及匈奴与中原王朝交往的加强，匈奴通过关市贸易、和亲随赠以及掠夺等，也有了锦绣、缯布、棉絮等衣料，改善了匈奴人的衣着条件。

匈奴人的服饰被汉人称为“胡服”，以“上褶下裤”为主要着装样式，即上着至膝短衣，腰束革带，下穿分跨的长裤，足蹬短靴。这样的装束轻便灵活，便于骑马射猎、奔走跑动，适合草原的游动性生活。而汉之絮缯，若驰草棘中，则衣裤皆裂弊，不如旃裘坚善。王国维先生在《观堂集林》卷二二《胡服考》中从冠饰、衣裤、腰带、靴子等方面对匈奴的胡服进行过系统考证。山东沂南地区发现的画像石也生动再现了身穿齐膝短衣和长裤、腰间系带、足蹬靴的胡族兵士形象。[29]

匈奴人的帽子多为尖顶帽和带护耳毡帽，以动物毛皮镶边，加厚保暖。头冠多为较有地位的人所佩戴，称为“胡冠”。上述内蒙古阿鲁柴登战国后期的匈奴墓出土的鹰形黄金冠就有很强的代表性。金冠由冠饰和饰带两部分组成。顶上为一只展翅傲立的雄鹰。鹰头用绿宝石琢制，下面的饰带金圈纹有动物图案。整个金冠精巧别致，匠心独具，颇有贵族气势，象征着权力和地位。腰带在匈奴民族服饰中是重要的一部分。古书中常称腰带为“具带”。公元前174年，汉文帝赠给匈奴单于一黄金饰具带。《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要（腰）中大带。”《观堂集林》卷二二《胡服考》云：“古大带，革带，皆无饰。有饰者，胡带也。”由此可知，匈奴腰带一般为皮革所制，并装饰有动物纹案。匈奴人的裤子可释为“跨也，两股各跨别也”，分为两裤腿，下端一般为紧口，行动方便。这与中原汉族人的裙状长袍大褂截然不同。靴子为游牧民族的独创，利于骑马、涉草，被称为“胡履”。《隋书·礼仪志》曰：“靴，胡履也，取便于事，施于戎服。”《释名·释衣服》曰：“靴，跨也，两足各以一跨骑也。”靴子多以皮革制作。匈奴人民常在靴口处缀上装饰物或绣上图案、花纹。

《淮南子·齐俗训》云匈奴人“纵体”，即不注重仪表举止，不修边幅，素面简衣。而从其他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中可推知，匈奴人其实也很注意自我修饰和装扮。《史记索隐》引习凿齿与燕王书曰：“山下有红蓝，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探取其花染绯黄，采取其上英鲜者作烟肢，妇人将用为颜色。吾少时再三过见烟肢，今日始视红蓝，后当为足下致其种。匈奴名妻作‘阏支’，言其可爱如烟肢也。阏音烟。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读《汉书》也。”[30]又《西河旧事》引匈奴歌“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可见，匈奴族妇女很可能已懂得以山上的红蓝花为原料制成胭脂美化面容了。匈奴人也特别喜爱佩戴装饰品。装饰品种类繁多，样式多变。人们在有关匈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佩饰。佩饰一般以金、银、铜和玉石为原料加工而成。玉石又有绿松石、玛瑙、琥珀、碧玉、水晶、琉璃珠等多种，颜色亦十分多样，有红、黄、白、黑、绿、蓝等色。按佩戴的部位又可分为耳饰、颈饰、身饰、臂饰。其中，耳饰多为耳坠和耳环，男女皆佩戴。颈饰有金制或银制的项圈以及各种形状的石珠串等。身饰则有带饰和衣饰，形状各异，图案多变。臂饰包括手镯、戒指、指套等，用金、银、铜制成。[31]所以，匈奴人也是很注重自我修饰和装扮的。

（二）饮食

匈奴人民以肉食为主，主要吃畜肉。《史记·匈奴列传》曰匈奴“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盐铁论·备胡》云：“匈奴处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食肉饮血。”猎物也是他们重要的食物来源。他们常射鸟、鼠、狐、兔以为食。肉类属于高蛋白、高脂肪食物，可以为身体补充热量，帮助人们抵御严寒。匈奴人多食熟食或半熟食，一般将肉类烧烤后食用。《释名·释饮食》云：“貊炙，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出于胡貊之为也。”即将一只完整的牲畜或飞禽走兽用火炙烤后，大家用刀分割而食。《东观汉记·窦固》中也有游牧民族人民用烤肉待客的记载：“羌胡见客，炙肉未熟，人人长跪前割之，血流指间，进之于固，固辄为啖，不秽贱之，是以爱之如父母也。”东汉大将窦固谙习游牧人的生活风俗，故尊重他们炙肉未熟而食之的习惯，因而也受到了游牧人民的敬重。

谷物也是匈奴人民的食物之一。如前所述，匈奴不仅有农业，而且还积有余粟。《汉书·匈奴传》中有“谷稼”一词。颜师古注曰：“北方早寒，虽不宜禾稷，匈奴中亦种黍穄。”据此可知，匈奴人民种植的农作物不仅有粟、谷（都为小米的别称），还有黍（黄米或黏米）、穄（不黏的黍）等。此外，从苏联的匈奴城堡遗址出土的渔网和鱼骨来看，北部的匈奴人还可能食用部分水产品。由此可知，他们的食物种类是很丰富的。

匈奴人民对食物的加工、盛放和食用情况从考古发掘的器物中可见一斑。出土的工具、炊具和食器多是铁器、铜器、陶器，也有石器、骨制品和木制品。有用于粉碎谷物的石磨盘、研磨器，有蒸煮食物的铜鍑、铜鼎、铁鍑、铁鼎，有盛装食物的铜壶、陶缸、陶罐、陶壶、陶碗、陶盘等，还有夹取食物的铜勺、骨勺、木勺和骨筷子等。由此可知，匈奴人已懂得食物的烧、烤、蒸、煮等烹制方法和储藏、食用等方法了。

在饮料方面，匈奴人主要饮用牲畜的乳汁。他们将乳汁制成鲜美的乳浆和干酪食用。这些奶制品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是匈奴人生活的必备品。而且，匈奴人也饮用粮食酿造的酒类。在沙场中，匈奴为鼓舞士气，规定士兵每杀敌一人赏赐酒一卮。所以，酒应当是匈奴中比较高级贵重的饮品。《汉书·匈奴传》载：“昌（汉车骑都尉韩昌）、猛（汉光禄大夫张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应劭注曰：“金，契金也。留犁，饭匕也。挠，和也。契金著酒中，挠搅饮之。”据《汉书·苏武传》载，匈奴之弟於靬王弋射北海时，因赏识苏武能网纺缴、檠弓弩而赏赐给他马畜、穹庐和服匿等。其中，服匿即陶缶，形状如罂，小口，大腹，方形底，是盛装酒和乳浆的器皿。匈奴贵族多有饮酒的喜好。汉文帝时，降臣中行说曾代匈奴向汉索要优质的“米糵”，而后来汉文帝也确赠给了匈奴单于“秫糵”等物。糵是一种发芽的谷物，多半用来做造酒的原料。匈奴人向汉王朝要米糵、秫糵，极有可能是用来制酒。狐鹿姑单于就曾以“岁给遗我糵酒万石”为威胁汉朝的条件之一。公元前124年，汉遣将军卫青将兵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击匈奴，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前来而“饮酒醉”。《汉书·李陵传》中亦有“单于置酒赐汉使者”和李陵、卫律降入匈奴后“持牛酒劳汉使，博饮”的记载。因而，在匈奴，酒的饮用应该还不是很普遍，酒的数量也不是很多，一般为上层贵族所有，多用以招待贵客。(www.xing528.com)

（三）居住

匈奴人民四处游牧，居无定所。古代的贤人学者对此多有表述。秦朝李斯云：“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32]汉晁错云：“（匈奴）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33]韩安国亦云匈奴“逐兽随草，居处无常”[34]。《盐铁论·备胡》曰匈奴“内无室宇之守”，“无坛宇之居，男女之别，以广野为闾里，以穹庐为家室”。穹庐就是匈奴人的居住之所。虽然他们过的是流动性生活，无城郭房舍等固定住所，但并非过着天当被、地当床式的极其简陋的日子。穹庐正是根据游牧民族流动性生产生活方式的需要而设置的可移动性生活空间。穹庐结构简易，易搭建，易拆迁，既坚固便捷，又具有良好的保暖性能，非常适合草原牧民使用。

那么，穹庐是什么样子的，又是如何制成的呢？《汉书·匈奴传》云：“匈奴父子同穹庐卧。”颜师古注曰：“穹庐，旃帐也。其形穹窿，故曰穹庐。”[35]从这一描述来看，穹庐类似于今天许多牧民居住的蒙古包。古老的阴山岩画中也有相似形状的“穹庐图”。穹庐即旃帐。那么，制作穹庐的材料应该就是匈奴本族所有和自制的东西。《盐铁论·论功》云：“匈奴……织柳为室，旃廗为盖。”他们将动物的皮毛织成块状、片状的毛毡做墙和盖，内以木架和木栅做梁柱撑起墙盖，然后以毛绳束紧扎住，便可做成可随时转移、随时安扎的简易居室了。穹庐内也有简单的陈设布置，除放有平日所用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还安有地灶，用来做熟食、取暖。庐顶设有通气口，便于扩散烟气，有利于庐内空气流通。

那么，是不是因此就可以说匈奴没有城镇居舍呢？也不尽然。一般情况而言，匈奴牧民“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随处迁徙。但是匈奴也有城堡，只不过这不是匈奴人的主要居住形式而已。秦汉时期，匈奴在阴山河套地区建有头曼城、龙城。头曼城为头曼单于所居之地。龙城又被称为茏城，为匈奴单于召集群臣聚会、祭祀祖先和天地鬼神之地。另外，史书中还有关于其他城堡的记载。《史记·匈奴列传》云，公元前119年，汉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领兵大举进攻匈奴，“北至窴颜山赵信城而还”。《史记集解》引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筑城居之。”《汉书·匈奴传》引孟康曰：“赵信所作，因以名城。”[36]公元前90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出塞击匈奴，乘胜北追至范夫人城，而匈奴奔走，莫敢迎战。《汉书·匈奴传》应劭注曰：“本汉将筑此城。将亡，其妻率余众完保之，因以为名也。”范夫人城在匈奴地，却是由汉人所筑。卫律还曾向单于进言，要“筑城建楼”。而这些城的具体结构、质料、规模和形制等情况因缺乏相关的文献材料而无从查考。

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一些匈奴古城镇的遗址。据苏联和蒙古国学者的考古报道，截至1960年，在贝加尔湖附近，在叶尼塞河、色楞格河、图瓦河、鄂尔浑河和克鲁伦河流域等地区，业已发现十多处匈奴城镇遗址，其中五处（苏联一处、蒙古四处）已进行部分发掘。[37]以苏联南西伯利亚的伊沃勒加城镇遗址面积最大，出土遗物也最多。此外，在苏联境内的阿巴干地区发现了匈奴贵族居住的汉式宫殿建筑群。从其形体、布局、规模和设备来看，这可能是由居住在当地的汉族人建造的。[38]

（四）交通

匈奴人逐水草迁徙，分散放牧。现放牧点和下一放牧点可能会有很长的一段距离。部落内部和部落之间也常常会相隔很远。因此交通和运输工具就显得尤为重要。他们往往以马代步，而驴、骡、骆驼等多用于驮载。马矫健敏捷，善于奔跑，在匈奴人的生产、生活和军事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应用非常广泛。马匹不仅是人们走亲访友、交往联系的交通工具，也是出巡打猎和管理畜群的得力助手。在军事活动中，马匹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匈奴骑兵队伍气势宏大壮观，可谓北方草原的一大亮点。人们在匈奴墓葬中还发现了马衔、马镫、马鞍辔、鞍峰、马嚼、马面饰等器物。这些器物质料多样，有铁制的、铜制的，还有木制的、骨制的。可见，匈奴的马具是很完整的。此外，闲暇或节日时，赛马是匈奴人的娱乐活动之一。马匹的快速、强健、灵活等特点以及马匹同人类的亲和力和协调性在比赛中得以充分体现。各王将出席龙庭集会时，在商讨国事之余，便以“走马及骆驼为乐”[39]。所以，马匹是匈奴人的重要财产，在他们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具有特殊意义。

匈奴人民另一重要的交通和运载工具是车辆。《盐铁论·散不足》篇“胡车相随而鸣”中的“胡车”和《汉书·扬雄传》之《长杨赋》“砰轒辒，破穹庐”中的“轒辒”皆指匈奴车。匈奴车用木材制成，其中的一些零部件是用铜、铁制造的。车辋、车辐条、车轴等车上的铁制零件和车马饰件在匈奴墓葬中屡有发现。蒙古诺颜山的第六号匈奴墓葬就曾出土一辆已残破的木轿车。[40]匈奴错入张掖郡的地段草木旺盛，是当时匈奴专门制造车辆的场地之一，专为西部诸侯制作穹庐及车。匈奴造车的规模很大，其拥有的车辆的数量也很多。据《后汉书·耿夔传》记载，东汉安帝永初三年（109），汉军在常山、中山一带击败南匈奴单于，获其穹庐及车千余辆。《后汉书·西域传》又载，顺帝阳嘉三年（134），汉车师后部司马率后部王在车师附近的阊吾陆谷掩击北匈奴，大破之，所获甚多，仅车辆就有千余辆。除了用于军事方面，匈奴车更多是用于日常的交通运输，特别是在牧民们随水草四处搬迁、长途跋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匈奴人一般以马驾车。据《汉书·匈奴传》记载，汉文帝时，冒顿单于在所遗汉书中云：“使郎中系虖浅奉书请，献橐佗一，骑马二，驾二驷。”颜师古注曰：“骑马，堪为骑也。驾，可驾车也。二驷，八匹。”[41]“驾二驷”的意思就是八匹驾车的马。

除此之外，匈奴人还以马皮造船，用来渡过河流或水域。这种船名曰“马革船”。他们还会修路、架桥，以便通行。《汉书·匈奴传》云：“北桥余吾，令可度，以备奔走。”颜师古分别注曰：“于余吾水上作桥。”“拟有迫急，北走避汉，从此桥度也。”[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