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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经济:畜牧与狩猎的重要角色

时间:2023-08-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畜牧业在匈奴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匈奴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都是围绕牲畜进行的。匈奴贵族拥有的畜群数量也有所增多。匈奴在战役中损失的牲畜之多也可反映出匈奴畜牧业之发达、畜群产量之高。狩猎业是匈奴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和畜牧业的有力辅助。铁器的普遍使用提高了匈奴的社会生产力,推动了匈奴社会的发展,改变了匈奴人民的生活。文献资料中也有一些关于匈奴人种植和屯藏农作物的记载。

匈奴经济:畜牧与狩猎的重要角色

(一)畜牧

匈奴族在中国北部边疆的广袤草原上长期过着逐水草而居、四处迁徙流动的游牧生活。“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1],“随美草甘水而驱牧”[2]。畜牧业在匈奴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牲畜是他们的生产资料,也是他们重要的生活资料和主要财富。畜群以马、牛、羊居多,还有骆驼、驴、骡、imgimgimg、驒奚等许多奇畜。匈奴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都是围绕牲畜进行的。牧民们以放牧、饲养牲畜为生业,进行挤奶、剪羊毛、接羔保育等生产劳动。自君王以下至一般平民都吃畜肉、喝乳汁,过着典型的“食肉饮酪”的草原生活。他们的许多生活日用品也是由牲畜提供的,如一些皮毛装饰品和骨制品等。另外,匈奴人还经常用马牛羊等牲畜作为随葬品。1972年,人们在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杭锦旗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葬中发现了马牛羊的头和蹄,数量不等,最多的达四十九具。[3]牲畜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使用正说明其繁殖力很强、数量很大。

在私有制形成以后,牲畜归个体家庭所有,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亦使畜群的产量随之上升。匈奴贵族还通过剥削和掠夺等手段,使得私人财富迅速增加。匈奴贵族拥有的畜群数量也有所增多。史载,匈奴的丁零王卫律“马畜弥山”。而且,在汉匈战争中,汉王朝常掳获匈奴的马牛羊等牲畜,少者数十万头,多者百余万头,这多是就一次战役、一个地区而言。如,公元前127年,汉军击退匈奴,占领河南地,获牛羊百余万头。公元前71年,校尉常惠与乌孙联合出兵击匈奴,掳获马、牛、羊、驴、骡、橐驼七十余万头。公元89年,东汉政府派大军出征北匈奴,获其马牛羊及橐驼百余万头。匈奴在战役中损失的牲畜之多也可反映出匈奴畜牧业之发达、畜群产量之高。

但游牧经济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流动性和分散性很强,且极不稳定。塞北广阔的草原为畜群的放养提供了天然的良好牧场和足够的空间。匈奴人根据畜群的生长需要,不断寻求丰美的水草,到处迁移,居无定所。他们的生存状况和经济生产受气候变化和地理环境的影响特别大。当时匈奴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都特别弱。雨雪严寒、干旱虫害等往往会导致牲畜大量死亡,进而造成饥荒疫病流行、生产下降,致使人民生活艰难。而环境和气候的恶化又会诱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加剧社会危机,造成混乱和纷争。

(二)狩猎业

匈奴人儿时能骑羊,且儿时就开始引弓射鸟鼠,稍微长大一些便捕射狐、兔。平时,人们一边放牧畜群,一边射猎禽兽,“畜牧为业,弧弓射猎”[4]。狩猎业是匈奴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和畜牧业的有力辅助。茂密的北方草原不仅是天然草场,也是其他兽类和鸟禽的良好居所。匈奴人“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5],游牧的同时射杀禽兽以补充生活所需。狩猎成为他们的一项重要谋生技能。猎物是他们的主要食物之一。

匈奴的狩猎生业从考古材料中也可得到印证。发现于阴山西段的狼山岩画生动再现了匈奴人操弓射兽和骑射围猎的场面,体现了匈奴人的勇敢与机智以及挑战大自然、不惧猛禽恶兽的魄力。在蒙古国境内发掘出的属于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1世纪的匈奴古墓的出土物中,有马、牛、羊的骨骼和鹿、野驴、骆驼、鸟类的骨骼。有的墓中还有动物形的铜饰牌和兽纹铜镜。[6]1962年,在准格尔旗速机沟发现了一批属于汉代的鄂尔多斯式匈奴铜器,有鹿、鹤、羊、狻猊、马、狼等鸟兽动物的形饰。[7]1979年,在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发现的匈奴墓葬中,又发掘出有卧鹿纹、卧马纹、双马纹、双兽纹、卧状怪兽纹、双兽咬斗纹、三兽咬斗纹等各种动物纹的金银饰片。[8]各异的动物纹饰牌和动物形饰件在其他地区的匈奴遗址和遗物中也屡有发现。这些造型生动逼真的动物题材的物件富有浓厚的游牧民族的特色和草原气息,形象地反映了匈奴人民游牧狩猎的场景,是匈奴人民长期生活实践的积累和结晶。

匈奴牧民一边放牧一边狩猎,多为获取兽肉和毛皮,以补贴生活所用。匈奴奴隶主贵族则常把出外游猎与出征相结合,以近边塞打猎之机行入边为寇之事。

(三)农业

史记·匈奴列传》云匈奴“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淮南子·原道训》云:“雁门之北狄不谷食。”《盐铁论·备胡》载匈奴“外无田畴之积”。汉晁错认为“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9]。陈龟也曾指出,匈奴所居西北边陲“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10]。从此类记载来看,匈奴似乎没有农业。但随着匈奴遗迹和遗物等考古成果的不断丰富,人们发现农业虽然不是匈奴的主要产业,却是存在的。根据《北匈奴的坟墓》,在方墓(在蒙古国境内发掘出的属于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匈奴方形古墓)散布的地区,经常发现属于公元前7—公元前3世纪的石臼,在蒙古国、苏联南部西伯利亚以及我国北部都有相同的石臼出土,这些出土物的年代也是相互一致的。人们在诺颜山第二十三号匈奴古墓中发现了很多黑色农作物种籽[11],在其他很多匈奴墓中也都发现了残存的农作物种籽、农具和盛装谷物的大型陶器。这说明早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匈奴便已经有农业了。考古学家曾在苏联布利亚特加盟自治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附近,发掘出公元前1世纪的匈奴人使用的铁器和铸造铁器的模型以及炼铁炉等,还有铁镰和铁铧数件。[12]1956年,发现于辽宁省西丰西岔沟的属于西汉时期的匈奴古墓群出土了磨石盘、杵形研磨器以及若干砥石等石制生产工具,还出土了一些铁img、铁斧、铁锛等金属工具。另外出土的两件长方薄板状铁锄显然是用于生产和其他日常活动的。[13]一部分铁制工具上还刻有汉字。由此推知,匈奴不仅有原始农业,而且其农业后来还受到汉族先进农业文化的影响和推动。在与中原汉人的长期交往中,匈奴人逐渐学会和掌握了翻地、播种、收割、舂米和储藏等关于种植以及生产加工的农业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此外,有不少汉人在匈奴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匈奴的一部分农产品和生产工具也很可能是匈奴人民通过和亲、关市交易和掠夺等方式从中原地区得到的。此外,由多处匈奴古墓出土的铁制农具可以推知铁器已比较广泛地应用于匈奴的农业生产中了。铁器的普遍使用提高了匈奴的社会生产力,推动了匈奴社会的发展,改变了匈奴人民的生活。

文献资料中也有一些关于匈奴人种植和屯藏农作物的记载。《汉书·西域传》颜师古注曾提到匈奴人“种田”。昭帝时,匈奴派四千骑兵屯田车师,宣帝即位后,遣五将领出兵车师,在车师种田的匈奴兵被惊走。《汉书·匈奴传》又载,汉朝降将贰师将军李广利在匈奴被丁零王卫律设计陷害之后,匈奴接连雨雪数月,畜产冻死,人民疫病,“谷稼不孰”,单于惊恐。可见,匈奴不仅种植谷物,而且还有一定的播种面积,收成的好坏也受到了人们的重视。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匈奴已有余粮可存。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汉大将卫青率大军讨伐匈奴,追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到匈奴储存的大量粟米,并用来犒赏兵士。汉军留此一日而还,将城内余粟悉数烧毁。降臣卫律曾为匈奴单于谋划,筑城建楼用于储藏谷物,并利用汉人守护。而且,在作战中,匈奴常以酒作为物质奖励,斩杀一个敌人则赏赐一卮酒。因此,匈奴很可能已存有大批余粮,并且已有富余的粮食用来酿酒了。

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都证实以畜牧业为主的匈奴民族已有农业活动,只是农业在匈奴整个社会经济中的比重还很小,地位很低。(www.xing528.com)

(四)手工业

匈奴的手工业已有所发展。青铜器曾盛极一时。考古学家在匈奴人活动过的蒙古和我国内蒙古等许多地区发现了众多青铜制品,有铜刀、铜剑、铜斧、铜镞、铜马嚼、铜炉、铜炊具、铜壶、铜锛、铜锥、铜锤、铜凿、铜镜、铜铃、铜环、铜饰牌、铜车马器等,其形制具有明显的草原游牧民族的特点。1956年,人们在辽宁西岔沟匈奴古墓群中发现了部分汉式兵器,其中有的汉剑已经为适合本族需要而被改制或安装上了具有本族特点的铜柄。[14]这充分显示出匈奴人的铸铜和改制能力。从匈奴墓出土的这些铜制器物的生产规模、制作技艺和应用范围也可以看出,匈奴已具有很高的铸铜技术。

铁器很早就在匈奴出现了。漠北最古的匈奴方形墓出土有公元前7—公元前3世纪的铁斧和铁刀。大约公元前3世纪时,匈奴人已比较普遍使用铁器,铁器逐渐取代铜器而占主要地位。1944—1951年,人们在苏联乌兰乌德附近发掘出公元前1世纪的匈奴人所用的铁器和铸造铁器的模型及炼铁炉等。[15]这说明匈奴可以自行冶铁、出产铁器。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各地的匈奴墓中也发现了大量战国至汉代的铁刀、铁剑、铁矛、铁镞、铁斧、铁锄、铁马嚼、铁锥、铁勺、铁鼎、铁鍑、铁环、铁带饰等铁制器物。可见,当时匈奴的铁器不仅应用于军事装备方面,而且应用于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领域。从匈奴的冶铁能力、铁器的种类和数量、使用范围和年代的长远等方面推断,匈奴的冶铁业可能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

匈奴的陶器和金银器的制作水平也很高。诺颜山等地的匈奴墓葬出土了大批体积不等、形状和色泽不一的各式各样的陶器,其形制和花纹复杂,质地和款式也很精致,制作方法正由手制提高到轮制,制作技术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16]由此可知,匈奴的陶器制造业早已存在,且水平很高。金银器比较贵重,大多是奢侈品和赏玩之物,一般为匈奴贵族所有。1972年,人们在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发现的属于战国时期的匈奴墓葬中发掘出一大批金银器,非常具有典型意义。出土物中计有金器218件、银器5件。其中金器有鹰形黄金冠、黄金冠带、虎咬牛长方形黄金饰牌、镶宝石黄金饰牌、各种形状(虎形、鸟形、羊形、刺猬形、兽头形)的黄金饰片、金项圈、金耳坠及其他器物,银器有白银所铸的虎头饰件和狼鹿纹银饰牌等。其中最显眼的当属鹰形黄金冠。此金冠应为匈奴君王所有,造型生动优美,做工精巧细致,色泽鲜明亮丽,尽显高贵气势,堪称瑰宝。[17]另外,在内蒙古准格尔旗的西沟畔和漠北地区的匈奴墓址中,也发现了不少金项圈、金耳坠、金银耳环、金银饰件等金银器。这些出土的金银制品数量多,种类丰富,造型复杂,设计精巧,体现出较高的工艺水平。

与游牧狩猎的生业相适应,匈奴的制乳业、制毛皮业和弓矢制造业早就存在,并已成规模。畜乳、皮毛、弓弩等是与每个牧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因此,虽然匈奴中可能有专职从事这些行业的生产者,但这亦是人人可为之的手工业劳动。人们将牲畜的乳汁制成乳浆和干酪食用。牲畜和禽兽的皮毛则主要用来制衣御寒,还可织成毛布,用来做毡席等。《淮南子·原道训》云“匈奴出秽裘”。《后汉书·杜笃传》亦载匈奴中有“罽帐”。“秽裘”和“罽帐”就是毛织品。匈奴人还以皮革制作铠甲,名曰“革笥”。弓矢既是狩猎的重要工具,也是主要的作战武器之一。匈奴为“引弓”之族,匈奴兵则被称为“控弦之士”。弓箭是平常活动和对外战争、掠夺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装备。因此,弓箭的使用频率和消耗量特别大。弓弧和箭杆都是木制的,故而需要大量的木材做原料。茂密的森林无疑是木材最佳的供应来源。《汉书·匈奴传》曾载,汉郎中侯应熟习边事,上书言其状曰:“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18]同书又载,“匈奴有斗入汉地,直张掖郡,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大司马票骑将军王根为显其功绩派使者向单于索求此地。单于以“匈奴西边诸侯作穹庐及车,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19]为由拒绝。由此可以看出:(1)阴山一带和河西地区草木繁茂,为匈奴人经常活动的地区,也是匈奴制造弓矢等木制品的重要加工场所。(2)匈奴辖区内有充足的木材供应,不仅可以大量制作弓矢,还可以制造穹庐和车辆。此外,史书中还提到匈奴已使用木荐(作战时所用的木楯)、马鞍和棺椁之类的木制用具。可见,木材已被加工为多种用品并广泛用于匈奴的军事和日常生活中。

此外,匈奴人还对凿井、筑城、建楼、挖渠等技能有所了解或掌握。不过这些建筑技术大多是从中原传入或由汉人直接传授的,在匈奴多未形成独立的行业部门,也就没有多少专职的劳动人员和劳动场所,即使有从事此类劳动者,也多是流入匈奴的汉人。

(五)商业及其他行业

匈奴的社会经济尚未发展到生产和生活各方面均可以自给自足的程度。因此,他们需要发挥自身畜牧业的优势,用牲畜和毛皮制品等交换他族尤其是汉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取长补短,以满足生产与生活各方面的需求。汉匈开通的关市则成为匈奴人实现交换目的的重要途径。通过关市贸易,汉匈两族人民各取所需。匈奴人将畜牧和毛皮产品出售给汉族人,或用来交换汉族的铁器、工具、黄金、服饰以及丝织品等。开通关市增进了双方的交流和了解。在长期的经济贸易过程中,两族人民都在潜移默化地相互影响。所以,边境两地人民都乐于开放关市。从贾谊《新书·匈奴》篇的生动描述中便可以看出汉匈关市贸易的繁荣景象:“大每一关,屠沽者、卖饭食者、羹臛膹炙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则胡人著于长城下矣。”可见,关市中行业种类繁多,物品丰富,深受人们喜爱,且不断吸引着匈奴贵族、广大牧民和汉族人民前来交换物品。匈奴人对关市贸易尤为重视。为了能从汉地获得更多的财富,几乎每遇和亲,匈奴统治者都要求同时开放关市。汉文帝时,汉王朝与匈奴通关市,汉王朝嫁汉女并岁赐千金。汉景帝时,汉依旧按照故约,与匈奴和亲、互市。直至汉武帝继位之初,汉仍依约与匈奴和亲、互通关市,“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20]。即使在汉武帝年间,汉匈战争发生后,匈奴虽断绝了与汉的和亲关系,频繁入寇汉边,但仍乐意进行关市贸易,喜好汉族地区的产品。匈奴狐鹿姑单于甚至在给汉王朝的书信中说:“今欲与汉闿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糵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21]与汉闿大关(通关贸易)竟成为匈奴威胁汉朝不入边为寇的首要条件。正像贾谊所说:“夫关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

匈奴与其他民族也有商业往来。王莽时,匈奴派使者前往乌桓责收税物,匈奴人民欲“贾贩”者皆随同前往。可见,匈奴除了向乌桓征收赋税,还和乌桓人进行交换贸易。据《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东汉安帝永初四年(110),南单于把抄掠得来的以及从羌族手中买来的汉人男女共万余人归还给汉朝。这是匈奴与羌族之间买卖人口的一个例证,也说明羌族很可能经常将掳掠的汉人转卖给匈奴做奴隶,因而才出现了南单于一次将这么多汉人归还汉朝的情形。匈奴以西的西域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当时中亚、南亚、东亚乃至欧洲相互交往的交通要道。许多西域国家的手工业和商业也颇为发达。如,罽宾国,“其民巧……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22]。“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23]乌弋“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其钱独文为人头,幕为骑马”。[24]安息国“临妫水,商贾车船行旁国”[25]。“自宛以西至安息国……善贾市,争分铢。”[26]各国的商人们把本国的手工业品、土特产品及玉石奇物等销往中国或远销到亚洲其他各国乃至欧洲。因此,匈奴在征服和控制西域期间,很可能已与西域各国或通过西域间接与亚洲其他各国乃至欧洲各国进行商品交换,得到他们自己所需的物品,甚至会掠夺行商和马队的货物。漠北诺颜山的匈奴古墓出土了很多希腊出产的丝织品和反映匈奴与西方各族往来和交流的刺绣画。[27]

匈奴人生活在草原地带,尽管已有木器加工制造业,但其活动区域仍以草场和大漠为主,小面积的林木繁茂地区也只是木器制造业的原料供应地或加工场所。所以,匈奴还未形成林业这一行业。同样,匈奴人民生活的地域距离有水区域相当遥远,境内也很少有面积较大的水域。所以史料中虽有关于匈奴於靬王游弋射猎于北海之上的记载,也只是一些零星孤立的资料。目前,人们在考古中还未发现能证明匈奴渔业已成为独立行业的有力证据。匈奴社会发展的程度和所处的地形地貌等也决定了匈奴还没有达到可具备农、林、牧、副、渔等各行各业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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