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匈奴的关系及东汉王朝的角色

匈奴分裂后，南北匈奴成为两个独立存在的民族政权。南北匈奴虽是同一民族，但彼此所处的环境和发展趋向大相径庭。所以，尽管两者的关系不是两个不同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但也不再仅仅是单纯的民族内部关系了，故将此内容放在本章进行讨论。

（一）南北对峙，南匈奴力图统一南北之愿望终落空

南北匈奴分裂后，分别处于不同的地域和环境，互不交往，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南北并存，各执一势，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北匈奴仍不时出没于边境为寇。南匈奴南下入汉，得到东汉政府的强力支持，渐趋恢复发展，然而处于汉境，难免会有寄人篱下的窘困。因此自内附得安之日起，南匈奴上层统治者就一直怀有强烈的统一南北的想法，并为达成此宏愿不断寻求机会，不遗余力地配合东汉政府或主动进攻北匈奴。建武二十五年（49），南单于遣左贤王领兵万余人出击北匈奴，获薁鞬左贤王，破北单于于帐下，得其众万余人、马牛羊万余头。北单于震怖，退避千里。明帝永平五年（62），北匈奴入寇五原、云中。南单于出兵将其击退。永平十六年（73），南匈奴左贤王信与东汉太仆祭肜共击北匈奴皋林温禺犊王。公元76年，南单于遣轻骑与缘边郡及乌桓兵复出塞击北匈奴皋林温禺犊王。尤其是在北匈奴四面受敌、势单力孤的情况下，南匈奴更是积极调动一切力量对付北匈奴，以期尽快实现其统一的宏愿。章帝元和二年（85），丁零、鲜卑等族群起攻击北匈奴。南匈奴趁北匈奴实力衰耗、党众离叛之机，派兵从正面对北匈奴发起进攻。同年，南单于遣兵猎至涿邪山，又与北匈奴温禺犊王发生遭遇战。北匈奴在一步步走向衰弱，而南匈奴“破北成南”的欲求愈加迫切，屡屡上书请兵北征，以破灭北庭。章和二年（88），南单于上书请求乘北虏纷争，出兵讨伐。次年，东汉王朝遂派兵与南单于屯屠何北征，大破北匈奴。和帝永元二年（90），南单于复上书求灭北庭，并遣左右部八千余骑出鸡鹿塞与汉军共击北匈奴。北单于被创，仅以身免。在南匈奴和东汉政府的多次重击下，北匈奴大部最终兵败西逃。

然而，东汉王朝和南匈奴之间又存在相互利用的关系。东汉王朝接纳南匈奴内属，主要是为了减少边患、安定边境，使南北匈奴可以互相牵制，减轻东汉的兵员压力和远征之劳。所以，东汉政府为了维护自身封建统治的利益，也是不会轻易让南匈奴回归大漠的。而南匈奴多次主动要求击灭北匈奴，表面上是为了报答汉王朝的厚恩，“垂拱安枕，惭无报效之地”，想以此“令汉家长无北念”[62]；但事实上，南匈奴重视的是“臣国成败”，只不过是因为“兵众单少，不足以防内外”[63]而想借助东汉的力量以达成其返回草原故土的目的。然而，南匈奴的一番心血并未得到回报，其北归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统一匈奴、回归故地就更无从谈起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南北匈奴能够长期独立存在、始终无法实现统一呢？我们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具体分析。

1.南、北匈奴实力对比悬殊

南匈奴在附汉后，受到东汉的种种厚遇，但自身实力仍相对薄弱，难以与北匈奴抗衡。其中，最大的差距在于双方人口数量悬殊。在匈奴分裂之初，北匈奴人口有一百万左右。[64]以汉文帝时贾谊的说法，匈奴“五口而出介卒一人”[65]，则北匈奴有兵众二十多万人。而南匈奴单于比所领南边八部，人数很少，兵众四五万人，人口十余万。[66]到汉明帝永平七年（64），“北匈奴犹盛”，多次出兵侵扰汉朝边塞，连东汉朝廷都“以为忧”[67]，南匈奴更不是其对手。因此，南匈奴连与北匈奴相持的基本力量都没有。

尽管以后北匈奴日渐衰弱，既受到汉朝、南匈奴的大举侵伐和羁属各族的离叛反击，又有北匈奴部众不断投奔汉朝，但从总体势力来看，北匈奴仍然占有一定的优势。据《后汉书》记载，明帝永平二年（59）至和帝永元元年（89），不断有北匈奴贵族携众南下附汉。另外，还有因接连不断的蝗灾、战乱而投奔东汉的北匈奴人。如此，奔赴汉朝的北匈奴人前后达四十四万之多。而且，在与汉军和其他民族的交战中，北匈奴往往会损失数千人甚至数万人。在匈奴分裂之初，鲜卑乘北虏混乱孤弱之机，进击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斩首二千余级。在和帝永元元年（89）的战役中，窦宪、耿秉所率汉军一次就斩获北匈奴名王以下一万三千人，又有陆续归附的北匈奴各裨小王部众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第二年，南单于上书东汉朝廷请求消灭北庭，并派遣八千名骑兵与汉军出塞，趁夜包围北单于，获阏氏及男女五人，斩首八千级，获俘虏数千人。[68]与此同时，南匈奴接连接纳北匈奴降者。建武二十五年（49）春，南单于遣其弟左贤王莫领兵万余人出击北匈奴，生擒北单于弟薁鞬左贤王，并捕获万余人。不久，北匈奴薁鞬骨都侯与右骨都侯率三万余人投归南单于。章帝建初元年（76），南单于得知北匈奴皋林温禺犊王将众回到涿邪山时，与缘边郡及乌桓兵出塞进击，斩杀数百人，得投降者三四千人。元和元年（84），南匈奴趁北匈奴前来与汉互市的机会，遣兵出上郡，“遮略生口，钞掠牛马，驱还入塞”[69]。元和二年（85），南单于又派遣薁鞮日逐王师子领数千轻骑出塞掩击北匈奴，斩获千余人。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北匈奴的人口确实在不断减少，力量在不断被削弱。但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考察和说明的是：其一，北匈奴的归附者并不完全归南匈奴统领，其中大部分由汉政府安置在沿边诸郡。如公元87年，北匈奴的五十八部二十余万人到云中、五原、朔方、北地等郡归附东汉。其二，从南匈奴叛逃复归北匈奴者亦不在少数。如建武二十六年（50），南单于以前所获北匈奴薁鞬左贤王将其众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万余人叛逃北归。同年冬，前叛五骨都侯子复带领其部众三千余人欲回归南部，为北单于所遣骑兵追获。其三，东汉政府为了平衡南北匈奴的关系，有时也要求南匈奴将所俘获的北匈奴人口归还北匈奴。如元和二年（85），武威太守孟云向汉章帝建议：“北虏以前既和亲，而南部复生钞掠，北单于谓汉败盟，谋欲犯塞。谓宜还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70]经过认真研究，汉章帝接受了太仆袁安的意见，诏令南匈奴将截获的“生口”归还北匈奴。[71]由此可见，虽有一些北匈奴人归附南匈奴，但也有一定数量的北匈奴人后来又脱离了南匈奴，来去人数相抵后，实际留置下来归附南匈奴的北匈奴降者应该不是很多。

南匈奴也有在征战中损失兵员和在战乱饥荒中散失人口的情况。因此，尽管南匈奴因受到东汉政府的接济，生活较为安定，人口发展平稳且有所增加，但到和帝永元二年（90）前后，南匈奴党众最盛时，也只有“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72]。况且，这些人口并非都是南匈奴自身人口的自然增长，其中包括一部分兼并的人口以及降服的北匈奴人口。所以，较之北匈奴，南匈奴依然处于劣势。即使北单于在永元三年（91）带领一部分人马西迁后，仍有一部分北匈奴人留在漠北西北角，直到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才为兴起的柔然所并。[73]并且，新立北单于於除鞬曾率有二万余人，最后于永元五年（93）因叛汉北还而全部被汉将兵长史王辅与任尚歼灭。除此之外，在后来鲜卑进入匈奴故地时，依然有北匈奴的余留者十余万落归附。若按照林幹先生的说法，“落”即“户”，以每落五口计算，则十余万落就有五六十万人。[74]可见，经过连年的战争和动乱，尚有五六十万北匈奴人生活在漠北。由此可以推知，从匈奴分裂到北匈奴西迁的四十多年间，北匈奴的人口数应该一直大于这一数目。尽管其中有相当比例的老弱妇孺，并非人人都能出兵作战，但由于北匈奴人口基数大，人口繁殖力很强，而且匈奴“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适龄男子皆为战士，所以虽然北匈奴在战争中损失的兵士很多，但不断有新生的兵员补充。早期，匈奴战士在匈奴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大的，甲骑占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75]南北分裂后，由于局势离乱、环境恶劣等，人口流失较多，战士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但对南北匈奴而言，基本可达到四五人中有一人为兵。人口数量大，自然保障了作战兵源的相对充足。所以，与北匈奴相比，南匈奴无论在人口数量上还是在兵源供应上都明显处于劣势，更谈不上消灭北庭、回归故地了。

2.北匈奴的强势压制

匈奴分裂后，南北匈奴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北匈奴的存在是南匈奴实现南北统一的最大阻力。南单于比最初因为遭到排挤和打压而自动脱离匈奴大本营，与北匈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南北匈奴已不可能有达成和平统一共识的基础。南北匈奴不停地争斗，企图打击甚至消灭对方。建武二十五年（49）春，南匈奴附汉不久，南单于便遣兵万余人大破北单于帐下，俘获北匈奴部众万余人、马七千匹、牛羊万头，致使北单于“却地千里”。明帝永平五年（62），北匈奴寇掠五原，侵扰云中，南单于领兵出击。永平十六年（73），南单于随汉军大举征伐北匈奴。章帝建初元年（76），南单于遣轻骑出塞攻打北匈奴皋林温禺犊王。元和二年（85），南单于遣兵千余人狩猎至涿邪山，与北匈奴温禺犊王发生遭遇战。和帝永元元年（89），在南单于的强烈请求下，汉政府派兵八千与南匈奴三万骑再次大规模北征。永元二年（90），南单于复上书请求破灭北庭，于是出兵八千，夜袭北单于，给北匈奴以重创。[76]我们从南单于屡次上书汉朝廷提出的“灭北庭”和“破北成南”的请求中，可以看出南匈奴企图吞并北匈奴的野心和统一南北的决心。

南匈奴附汉后，因得到汉政府的扶持而不断壮大。北匈奴因此惊恐万分，惧怕遭到汉朝和南匈奴的侵伐。于是，北匈奴不断向汉王朝示好，对汉“倾耳而听”。北匈奴先是归还大批掳掠的汉民，又多次派遣使者到汉请求和亲、互市，以期加强与汉朝的政治和贸易关系。如，建武二十七年（51），北单于遣使者到武威向汉请求和亲，并远驱牛马与汉合市。建武二十八年（52），北匈奴复遣使者诣阙，向汉朝进贡马匹及衣裘，请求和亲。建武三十一年（55），北匈奴再次遣使进献。明帝永平七年（64），北单于希望与汉朝开通互市，遂又派使者至汉求亲。[77]北匈奴这些行为的意图很明显，即在主动拉近与汉朝关系的同时，离间南匈奴与汉朝的关系，遏制南匈奴的发展势头。

在势力相对弱小的情况下，南匈奴采取强硬的武力手段甚至想要借助东汉的力量一举消灭北匈奴，不仅困难重重，而且也不太现实。匈奴自兴起于北疆，即对中原地区的安定造成了极大威胁。连年的寇边给边境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匈奴也是历代中原王朝的心患。匈奴曾称雄大漠、独霸一方，其强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其灭亡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促成的。史书所载北狄“真中国之坚敌也”[78]、“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79]及“其强难诎，其和难得”[80]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秦始皇修筑长城、汉高祖无奈和亲、汉武帝征战讨伐直到东汉的抑北扶南，虽然中原王朝采取了各种手段，但匈奴一直活跃在中国北方草原数百年，可见匈奴民族生命力之顽强。正如严尤所慨叹：“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81]况且，在北匈奴占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南匈奴没有足够的力量将其消灭，也无法将其纳入统治之下。

3.鲜卑进据匈奴故地

北匈奴单于战败率部西逃后，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为单于，并遣使款塞与汉修好。汉政府以对待南单于的方式对待於除鞬，并设中郎将持节护卫。在窦宪的支持下，东汉欲辅佐新立北单于北归单于庭。后来，因为窦宪被诛，北单于於除鞬见北归一事化为泡影，遂背叛汉王朝自行北还，被汉军剿灭。此时，北匈奴正值群龙无首、极度微弱之际，为南匈奴的回归提供了大好时机。一直活跃在匈奴东部、逐渐兴盛起来的鲜卑却先南匈奴一步，进据了原匈奴驻牧地。《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云：“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

鲜卑其名始显于东汉初年。自光武帝建武年间，鲜卑开始与中原王朝通驿使，之后与汉朝的交往日益增多，活动逐渐频繁。在并入北匈奴的十余万落人口以后，鲜卑的势力扩大，更加强盛起来。这直接阻断了南匈奴北归的进程。不仅如此，鲜卑既时时寇抄汉朝边境，又不断侵扰南匈奴。安帝延光二年（123），鲜卑大人其至鞬自将万余骑进入东领侯，分数道于曼柏攻击南匈奴。在交战中，南匈奴薁鞬日逐王战死。次年，鲜卑其至鞬寇略高柳，击破南匈奴，杀匈奴渐将王。由于朔方以西的障塞多被损坏，鲜卑因此屡屡侵犯南匈奴。[82]在檀石槐时期，鲜卑发展到鼎盛，“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83]。而此时，南匈奴经常发生变乱事件，局势一片混乱，统治力急剧下滑，统一南北的言论也随之销声匿迹。

东汉议郎蔡邕曾对鲜卑进据匈奴故地做过评述，“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84]。在蔡邕看来，鲜卑自据有匈奴游牧地之后，发展迅速，兵力强健，武器精良，谋士精干。而南匈奴在东汉政府的多方帮扶下才得以维持生存，兵力最盛时只有五万一百七十胜兵，自然难敌鲜卑的十万精兵。在漠北出现的强大鲜卑成了南匈奴北归的巨大障碍。在实力难以与鲜卑匹敌的形势下，南匈奴重返大漠故土、实现统一的愿望遂化为泡影。

4.南匈奴自身的发展不力

虽然北匈奴以及后来鲜卑势力的存在如顽石般直接阻挡了南匈奴进军大漠的道路，但南匈奴内部统治的混乱、力量的分散和思想的不统一也是南北匈奴长期处于独立状态的重要原因。

（1）南匈奴内部叛乱频仍，力量不集中

北匈奴败阵狼狈逃亡，鲜卑据地而居。南匈奴面对更为强悍的对手，声势日趋低迷，统治阶级中“破北成南，并为一国”[85]的论调也随之低沉下来。同时，南匈奴统治集团中的不稳定因素也逐渐暴露出来。因南匈奴统治者忙于应付权势之争和平息叛乱，所以北归一事被搁浅。

北匈奴西迁后，东汉政府在窦宪的积极策划下，强力扶植北单于弟右谷蠡王於除鞬为新任单于，并欲护送於除鞬回北庭。这一举措又使南匈奴失去了一次兼并北匈奴的良机。此后，南匈奴内部动乱不止，民心躁动，更是无法集中力量对付强大的新对手鲜卑。和帝永元五年（93），南单于屯屠何死，前单于宣之弟安国继立。安国并未继承屯屠何统一匈奴的志向，却很快卷入了权力的争斗之中。由于左谷蠡王师子勇黠多知，向为单于宣及屯屠何所器重，又数将兵出塞，屡建功勋，为汉帝所赏识。于是，族人多敬畏师子，而不亲附安国。安国心生忌恨，与新降汉的北匈奴人共同谋划铲除师子。第二年，安国举兵征伐师子。师子先以庐落进入曼柏城，安国久攻不下。相持之时，汉兵的介入使安国部众极度恐慌，安国骨都侯喜为将安国杀死。师子遂立为南单于。新降的北匈奴部众因前时被师子驱掠，怨恨颇多。所以，他们群起作乱，反对新单于师子，并协立前单于屯屠何之子薁鞬日逐王逢侯为单于。逢侯率部叛离汉王朝，一路杀掠吏民、焚烧亭帐，出朔方奔漠北而去。逢侯部众在塞外活动数十年，不仅为饥穷所困，而且不断遭到鲜卑的攻击，境况窘迫，所以复入塞投奔汉朝者和归附鲜卑者络绎不绝。公元118年，逢侯带着百余骑回朔方塞请求附汉。

其间，安帝永初三年（109），南单于檀听信汉人韩琮“关东水潦，人民饥饿死尽”的说法，起兵造反，围攻美稷。东汉派度辽将军梁慬、辽东太守耿夔等率军平叛。南单于见诸军并进，非常恐惧，乃遣使乞降。延光三年（124），鲜卑数次侵扰边境。度辽将军耿夔与南匈奴温禺犊王呼尤徽将新附北匈奴人连年出塞讨击鲜卑。因“征发烦剧”，新附北匈奴人多有怨愤，一部大人阿族率其众反叛逃亡，后被汉军与胡骑追击，斩获殆尽。

顺帝永和五年（140），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叛汉，进攻西河，兵围美稷，杀朔方、代郡长史。汉安元年（142），吾斯又与薁鞮台耆、且渠伯德侵掠并部。次年，使匈奴中郎将马实派人刺杀句龙吾斯，进攻其余党。

桓帝永寿元年（155）秋，南匈奴左薁鞮台耆、且渠伯德再次叛汉，寇抄美稷、安定，被安定属国都尉张奂击破，遂降附。延熹元年（158），南匈奴诸部并叛，与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汉发兵进击，诸部乃归降。[86]延熹九年（166），鲜卑招集南匈奴及乌桓共同反叛，侵扰缘边诸郡。后在汉军的征讨下，南匈奴、乌桓复归汉，鲜卑出塞而去。[87]

灵帝中平五年（188），汉征发南匈奴兵讨伐叛臣张纯。族人担心发兵无已，于是右部落与休著各胡白马铜等十余万人谋反，攻杀单于羌渠。之后，南匈奴卷入了东汉末年的中原大混战之中。终东汉之世，南匈奴中再未出现统一南北的呼声。

综上可知，北单于率大部撤出漠北西迁后，南匈奴统治者不是抓住时机、整顿军备、齐心合力进军故土，而是一味争权夺利。军心不稳、民心涣散和难以集中优势力量注定了南匈奴统一匈奴愿望的落空。由于疲于应对内部统治的混乱局面，南匈奴已无暇顾及回归匈奴故地的事宜。北归一事再未被提上议事日程。

（2）南匈奴政权缺乏自我主宰能力

南匈奴归附东汉之后，在各方面都得到汉王朝的大力扶持，“累世蒙恩，不可胜数”[88]。汉王朝对南匈奴的政治监护、军事防护和物质帮扶使南匈奴人更快地适应了入塞后的生活并逐步稳定下来。单于死后的吊祭慰赐和新单于继立时的拜授玺绶，东汉政府都会派人参管。东汉还派遣使匈奴中郎将置安集掾史，带领刑五十人，随单于至所处之地，参与辞讼，观察动静。单于每年都要遣使至京城贡献物品并汇报情况，同时向汉朝遣送侍子。因此，虽然南匈奴仍有自己的组织形式、社会机构和活动区域，却无形中处于东汉王朝的监管之下。东汉政府可随时调集南匈奴人出兵作战。同时，南匈奴不仅祭奉汉帝、拜陵庙，而且每遇大事必上书请求。南匈奴政权因寄居人下，已经基本失去了统治权，已不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权了。

南匈奴入塞后的军事、政治活动往往与汉王朝有着紧密的联系或受到汉王朝的干涉。长期以来，南匈奴已慢慢成为汉王朝统治下的一个民族政权，并随着东汉政权的沉浮而沉浮。北匈奴横行漠北时，南匈奴欲借助东汉的力量将其消灭，所以甘愿跟随汉军四处征战。在北匈奴西迁后，南匈奴的活动仍受到东汉政府的牵制。汉朝官员常插手南匈奴内部事务的行为亦使南匈奴政局不稳。

和帝永元五年（93），单于安国新立，与左贤王师子不和，欲杀之。师子因此称病不参加龙庭会盟。度辽将军皇甫棱亦拥护师子，导致单于更加愤恨，双方矛盾加深。第二年，使匈奴中郎将杜崇因与南单于安国有隙，遂与新任度辽将军朱徽合谋，中途扣压南单于奏章，继而上书反告南单于谋反，请求发兵征讨南匈奴。单于安国部众因此大骚动而举兵攻击师子，结果以安国被害、师子继立而告终。汉政府的官员甚至直接干涉南匈奴单于位的继承事宜。

顺帝永和五年（140），因为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和车纽等人背叛汉王朝，寇抄甚重，汉帝遣使责让单于，“开以恩义，令相招降”[89]。单于本未参与预谋叛乱，乃脱帽避帐，并谢罪。但陈龟继任中郎将之后，以单于不能管制部下为由，逼迫单于休利及其弟左贤王自杀，致使南庭虚位。

此外，灵帝中平五年（188）时，汉政府竟征发南匈奴兵来平定汉臣前中山太守张纯的叛乱。东汉王朝已越来越将南匈奴视为统治下的一部分力量来使用，而不是将其作为一个特殊的民族政权来对待了。东汉末年，统治腐朽，社会动荡，农民起义爆发，各地封建割据势力乘机而起，形势异常严峻。南匈奴也卷入了中原混战中。中平六年（189），新立南单于於扶罗因族人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而进京向汉诉讼。途中恰逢灵帝死去，於扶罗于是带领数千骑与白波军合兵侵掠郡县，因出师不利，遂止于河东平阳。

献帝初平元年（190），袁绍军至河内郡，张杨与之会合后，复与於扶罗屯于漳水。次年，南单于於扶罗劫张杨叛袁绍，屯兵于黎阳。初平三年（192），曹操在内黄大破於扶罗军。随后，於扶罗投奔袁术，辅佐他与曹操对抗。兴平二年（195），南匈奴右贤王去卑率众侍卫献帝东归。同年，於扶罗死，其弟呼厨泉立，居于平阳。建安七年（202），南单于被曹军围困于平阳，被迫归附。建安十一年（216），魏王曹操将南单于呼厨泉滞留于邺，使右贤王去卑回平阳监国，并分其众为五部。[90]

由此可见，南匈奴政权缺乏充分的自主决策权和行动权，往往会受到外界大环境的影响而随波逐流。所以，南匈奴无法专注于南北统一之事。自安国继立单于之后，统一匈奴的想法再未被明确提出，统治阶级也未做出更多的努力。这一信念和目标随之被淡化。

（3）南匈奴民众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发生变化，群众基础比较薄弱

比所率南边八部长期居于漠南长城沿边，与汉族人民交往频繁。汉匈通过互市满足彼此的物质需求，双方在经济、文化方面的相互影响不断加深。入塞以后，南匈奴人与汉人交错相处，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他们的生活和心理状态也在不断变化，潜移默化地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汉匈两族人民在来往中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两者之间的差别和排斥性在逐渐减小。

南匈奴在附汉之时，力量比较弱小，在东汉的援助下得以生存发展。匈奴“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91]，若遇到饥荒虫灾，更是如此。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50），南单于比遣子侍汉。汉赐予单于冠带、玺绶、衣裳、缯絮、车马、甲兵、金帛、乐器、食器等，并转运河东米糒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赡给南匈奴人。章帝建初元年（76），南匈奴地区深受蝗灾之苦，饥荒严重，汉救济其贫穷者三万多口。虽然南匈奴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以游牧业为主，但农业所占比重在不断加大。而在此之前，因为初到塞内的南匈奴人很难快速适应新的地理环境和劳作条件，所以他们的生产受到严重不利影响，农业产量下滑，人民度日艰难。汉王朝供给南匈奴的费用每年达一亿九十万之多。[92]汉王朝的接济有利于他们较平稳地度过生产结构的转换期，有利于他们尽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恢复生产。安定的生活有利于人口繁衍生息。仅仅四十余年，到公元90年前后，南匈奴人口达到最盛，加之降众和俘虏，合计有三万四千户、二十三万七千三百人，胜兵五万一百七十。甚至有一部分南匈奴人已开始从事农耕，过起了定居生活。著土为安的理念也慢慢渗入他们的思想之中。

由此推知，并南北匈奴为一家不能代表所有南匈奴人的想法，群众基础不是很广泛。重回故土固然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南匈奴人的愿望，但对于自西汉呼韩邪单于时便生活在漠南长城附近的这部分匈奴人来说，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变迁，他们的经济、政治、心理都在发生着不同程度的改变。尤其是在入塞后的几十年，南匈奴人基本稳定下来，已开始习惯中原的生活方式和湿润的气候。若要北归，他们势必要举族长途跋涉，又要重新面对大漠的干燥气候和不迭的战争，重新过靠天吃饭的日子。战乱和灾荒无疑是大部分民众所不愿再经受的。东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南匈奴人民正是因为担忧会被不停征发而造反，杀害单于。所以，缺乏群众支持也是南匈奴未能顺利实现北归的一个原因。

5.东汉统治者“以夷制夷”民族政策的影响

“以夷制夷”的思想在西汉时期就已被提出并付诸实践。到了东汉时期，统治者将此策略大规模地运用于边防治理上。东汉政府更是有效运用了“以夷制夷”的政策来对待南北匈奴，使南北匈奴互相牵制，以节省汉王朝兵力、坐收渔利。这样，客观上也就牵制了南匈奴北归的步伐。此外，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汉朝统治者也不会轻易放南匈奴重返大漠，再造边患隐忧。

东汉实行“安南定北”之策，以南制北，在大力扶植南匈奴的同时，加紧对南匈奴的监护，羁縻北匈奴，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东汉接纳、厚遇南匈奴的目的就是让南匈奴“东扞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使塞下无晏开之警”[93]。南匈奴入居缘边后，东汉王朝又派人“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94]，监督南单于，并设置度辽营，任命度辽将军，以防南北匈奴交通。在建武二十七年（51）和建武二十八年（52），北匈奴曾连续两次遣使向汉请求和亲，以求缓和双方的紧张关系。东汉政府采纳司马掾班彪的建议，采取羁縻之法，不与北匈奴断绝往来，稍加赏赐，以玺书报答，但也不遣使者回访，“明加晓告以前世呼韩邪、郅支行事”[95]。南匈奴的存在对汉王朝而言也的确起到了招降北匈奴部众的作用。不少北匈奴人见南匈奴受到汉朝的优待，纷纷南下奔赴东汉。东汉还经常利用南匈奴的军队征讨北匈奴。明帝永平五年（62），“北匈奴六七千骑入于五原塞，遂寇云中至原阳，南单于击却之”[96]。永平十六年（73），南单于派遣左贤王信率部随汉大军讨伐北匈奴。章帝建初元年（76），南单于遣轻骑与缘边郡及乌桓兵出塞击北匈奴皋林温禺犊王，斩获数百人。在处理南北匈奴的关系上，汉王朝左右逢源，周旋于南北之间，以平衡双方的关系，使他们互相节制。如，章帝元和二年（85），南单于领兵与北匈奴温禺犊王交战，斩获而还。于是，汉乃“敕度辽及领中郎将庞奋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还北虏。其南部斩首获生，计功受赏如常科”[97]。

章帝章和二年（88），鲜卑击破北匈奴，南单于欲趁北匈奴大乱之际一举兼并北庭，遂上书汉朝廷：“臣与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帅杂议方略，皆曰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98]南单于明确请求东汉王朝出兵助其北上消灭北匈奴以统一匈奴，并提出了具体的作战方案。此言一出便在东汉统治集团内部引起激烈的争论。

执金吾耿秉认为：“昔武帝单极天下，欲臣虏匈奴，未遇天时，事遂无成。宣帝之世，会呼韩来降，故边人获安，中外为一，生人休息六十余年。及王莽篡位，变更其号，耗扰不止，单于乃畔。光武受命，复怀纳之，缘边坏郡得以还复。乌桓、鲜卑咸协归义，威镇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宜可听许。”[99]

尚书宋意则有不同意见，他认为：“自汉兴以来，征伐数矣，其所克获，曾不补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难，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来降，羁縻畜养，边人得生，劳役休息，于兹四十余年矣。今鲜卑奉顺，斩获万数，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汉兴功烈，于斯为盛。所以然者，夷虏相攻，无损汉兵者也。臣察鲜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归功圣朝，实由贪得重赏。今若听南虏还都北庭，则不得不禁制鲜卑。鲜卑外失暴掠之愿，内无功劳之赏，豺狼贪婪，必为边患。今北虏西遁，请求和亲，宜因其归附，以为外扞，巍巍之业，无以过此。若引兵费赋，以顺南虏，则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诚不可许。”[100]

两人各有各的看法。耿秉主张抓住时机，“以夷伐夷”，消灭北匈奴势力。宋意则主张收附北匈奴，使其成为“外扞”。由此可见，他们的根本意图和主旨都在于“以夷制夷”，只不过是所运用的方式不同而已。执政的窦太后最终采纳了耿秉的意见，发重兵征伐北匈奴。永元二年（90），南单于又一次上书“求灭北庭”。南匈奴数次上书，求之心切，其欲统一匈奴、北归大漠的意图昭然若揭。于是，东汉再次大规模北征，最终导致北匈奴在屡屡受挫、不堪重击之后远离故土西逃。

就如何处理匈奴战后的问题，东汉大臣们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袁安认为：“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单于反其北庭，并领降众。”[101]窦宪则有截然不同的举措。当时，窦宪战功赫赫，封官晋爵，“日矜己功，欲结恩北虏，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为北单于，置中郎将领护，如南单于故事”[102]。此举得到了宋由、耿秉等人的支持，却遭到袁安、任隗等人的强烈反对。

袁安指出：“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单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备，故匈奴遂分，边境无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坠，赫然命将，爰伐塞北。至乎章和之初，降者十余万人，议者欲置之滨塞，东至辽东，太尉宋由、光禄勋耿秉皆以为失南单于心，不可，先帝从之。陛下奉承洪业，大开疆宇，大将军远师讨伐，席卷北庭，此诚宣明祖宗，崇立弘勋者也。宜审其终，以成厥初。伏念南单于屯，先父举众归德，自蒙恩以来，四十余年。三帝积累，以遗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业。况屯首唱大谋，空尽北虏，辍而弗图，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计，违三世之规，失信于所养，建立于无功。由、秉实知旧议，而欲背弃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枢机，赏罚理国之纲纪。《论语》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行焉。’今若失信于一屯，则百蛮不敢复保誓矣。又乌桓、鲜卑新杀北单于，凡人之情，咸畏仇雠，今立其弟，则二虏怀怨。兵、食可废，信不可去。且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今北庭弥远，其费过倍，是乃空尽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103]

袁安从“违三世之规，失信于所养”、“失信于一屯，则百蛮不敢复保誓”和国费繁重等角度考虑此问题是很有远见的。窦宪“结恩北虏”的主张固然私欲过重，却恰好迎合了东汉朝廷“以夷制夷”、使夷虏互相牵制的治边思想。所以，窦太后同意窦宪的做法，“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为单于”[104]。

在南北二庭自相驰突之时，“汉之塞地晏然矣”[105]。由此可知，东汉的“以夷制夷”政策确是有一定成效的。

据史书所称，匈奴“苟利所在，不知礼义”[106]，且戎狄“简贱礼义，无有上下，强者为雄，弱即屈服”[107]，“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108]。南匈奴归附汉朝，屈居人下，“开口仰食”，并希望汉王朝能助其一臂之力，自然对汉王朝恭顺有加、言听计从。可一旦回到匈奴本土，强大起来，南匈奴难免会忘却旧恩，成为北境边患。这是东汉政府所担忧的且最不愿看到的事情。因此，东汉为了边境的安宁和发展，也不希望南匈奴回归塞外。至于后来鲜卑乘机进据匈奴故地，既是东汉所未想到的，也是南匈奴所始料未及的。这正合东汉政府的意愿，同时也基本打消了南匈奴北归的念头。

南北匈奴作为同一民族的两个政权长期独立存在于两个不同的地区，并不完全是他们的主观因素造成的。北匈奴将南匈奴视为背叛、脱离政权的一部分，自然不会再主动要求和解、将其纳入统治之下；而南匈奴虽一心想要统一南北，但前提是消灭北匈奴、独立掌权，这仅凭南匈奴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因此就形成了南北双方长期争斗、相持的局面。从客观方面讲，东汉、鲜卑等外部力量也为南匈奴回归故地设置了重重障碍，最终使其“并匈奴为一家”的愿望落空。

（二）北匈奴“降南部者前后而至”

如上所述，从明帝永平年间至北单于率众西迁前夕，不断有北匈奴民众南下归降。其中大部分北匈奴降众由东汉政府安置在边境各郡县，还有一部分则归南匈奴统属。史料对此多有记载。据《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章帝章和二年（88），因北庭大乱且饥荒虫灾不断，降附南庭的北匈奴人不断前来。新降的虚渠曾上告南单于，北单于远逃至安侯河西后，骨都侯等共立单于异母兄右贤王为单于。此时正值兄弟争立、北虏散乱，为出兵讨伐的有利时机。来降的北匈奴人也对南单于及时了解北匈奴的更多动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书又载，诸新降胡（这里的“胡”指北匈奴民众）内附之初多被南匈奴安置在塞外。南单于安国时，由左谷蠡王师子负责管理新降胡诸事宜，因多有驱掠行为而引起新降胡的怨恨。安国与师子不睦，遂拉拢新降胡，合谋欲加害师子。事败后，师子继为单于。降胡五六百人夜袭师子，安集掾王恬将军护士与战，破之。于是，新降胡十五部二十余万人皆反，共立薁鞬日逐王逢侯为单于，奔往漠北。由此可知，南匈奴中有相当数量的北匈奴降众。公元90年，南匈奴有领户三万四千、人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这其中除了在战争中俘获的北匈奴人，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北匈奴的降众。而且至公元91年师子在位时，南匈奴的新降胡竟达十五部二十余万人。由此可见，北单于率大部西迁后，散落各处的北匈奴民众仍有不断归降南匈奴者。

[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81页。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85页。

[3]林幹编：《匈奴诸王驻牧地考》，见《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2～106页。

[4]（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72页。

[5]（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76页。

[6]（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61页。

[7]（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92页。

[8]（东汉）班固：《汉书》卷七〇《陈汤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09页。

[9]（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76页。

[10]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载《历史研究》1977年第3期。

[11]（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30页。

[12]（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33页。

[13]（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72页。

[14]余太山：《匈奴、鲜卑与西域关系述考》，载《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

[1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09页。

[16]（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01页。

[17]（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77页。

[18]（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22页。

[19]（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20页。

[20]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1]（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03页。

[22]（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07页。

[23]（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22页。

[24]（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78页。

[2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81页。

[26]（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22页。

[27]（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27页。

[28]（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74页。(www.xing528.com)

[29]（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22页。

[30]（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24页。

[31]（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96页。

[32]（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30页。

[33]（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79页。

[34]（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88页。

[3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82页。

[3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二〇《祭肜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44页。

[37]（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85页。

[38]参阅（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二〇《祭肜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39]（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76页。

[40]（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30页。

[4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81页。

[42]（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90页。

[43]（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86页。

[44]（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88页。

[45]（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88页。

[46]（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01页。

[47]（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87页。

[48]（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82页。

[49]（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20页。

[50]（东汉）班固：《汉书》卷七〇《常惠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03页。

[51]（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26页。

[5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82页。

[5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二〇《祭肜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45页。

[5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46页。

[5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26页。

[5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23页。

[57]参阅（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26页。

[5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四五《汉纪三十七》“明帝永平十五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458～1459页。

[59]（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11页。

[60]（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87页。

[6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11页。

[6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52页。

[6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52页。

[64]林幹：《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65]（西汉）贾谊：《新书》卷四《匈奴》，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4页。

[66]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5页。

[67]（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49页。

[68]参阅（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列传》、卷二三《窦宪传》、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69]（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50页。

[70]（宋）王若钦等：《册府元龟》卷九七八《和亲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492页。

[7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51页。

[7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53～2954页。

[73]参阅（北齐）魏收《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74]林幹：《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75]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页。

[76]参阅（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77]参阅（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78]（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15页。

[79]（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12页。

[80]（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14页。

[81]（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24页。

[82]参阅（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卷九〇《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8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89页。

[8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91页。

[8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52页。

[86]参阅（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87]参阅（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六五《张奂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88]（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52页。

[89]（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60页。

[90]参阅（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灵帝纪》、卷八九《南匈奴列传》、卷七五《袁术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卷八《张杨传》、卷一三《钟繇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七《匈奴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9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52页。

[92]参阅（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9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一九《耿国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16页。

[9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44页。

[9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46页。

[9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48页。

[97]（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51页。

[98]（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52页。

[99]（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53页。

[100]（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四一《宋意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15～1416页。

[10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20页。

[10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20页。

[10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20～1521页。

[10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21页。

[10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67页。

[106]（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79页。

[107]（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四一《宋意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15～1416页。

[108]（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03～38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