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与各部族的反抗：研究成果

匈奴在强盛时，靠军事征伐强行将各族纳入统治之下，使他们四分五裂、生活无依，极大地损害了各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利益。再加上匈奴以各种暴力方式压榨、奴役各族人民，致使各族和匈奴统治者之间积怨颇深。而且，各部族或部落一向“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匈奴的号召力不足，“不能统率与之进退”[40]。因长期受到压迫和役使，各族人民的反抗情绪愈加高涨，反抗匈奴的事件不断发生。汉昭帝时，“乌桓渐强，乃发匈奴单于冢墓，以报冒顿之怨”[41]。汉宣帝神爵五年（前57），乌桓趁单于“暴虐杀伐，国中不附”之机，出击匈奴东边姑夕王，颇得人民，使单于大怒。[42]姑夕王恐惧逃亡，联合左地贵人攻击单于，促使握衍朐鞮单于兵败自杀。昭宣时，匈奴出击乌孙，略土地，虏人畜。乌孙昆弥与解忧公主数次上书汉王朝请求增援。本始二年（前72），汉宣帝遂遣五将军率十五万骑兵与乌孙昆弥亲率的五万兵马“尽力击匈奴”，“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于是匈奴遂衰耗，怨乌孙”[43]。地节三年（前67），“西域城郭共击匈奴，取车师国，得其王及人众而去”[44]。丁零则用匈奴长期对付各族的杀掠方法来对付匈奴。神爵二年（前61），“丁令比三岁入盗匈奴，杀略人民数千，驱马畜去。匈奴遣万余骑往击之，无所得”[45]。

匈奴政权是以民族势力的强弱来维系的，没有统一稳定的经济基础。这使得匈奴单于权力不集中、对各族没有完全的掌控能力。匈奴政权虽可能强大一时，却很容易瓦解。羁属国或羁属部落一旦强大起来，便力图摆脱匈奴的控制，甚至予以反击。

乌孙“故服匈奴，后盛大，取羁属，不肯往朝会”[46]。本始三年（前71）冬，匈奴单于亲自率领骑兵万余人袭击乌孙，掠夺了不少老弱妇孺，但在返回时，遇到大雨雪，一日深丈余，大量人民畜产被冻死，损失巨大。乘匈奴衰败之机，“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47]。新莽时期，乌桓、丁零兵屯代郡，以积蓄力量对付匈奴。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国乱，乌桓乘弱击破之，匈奴转北徙数千里，漠南地空”[48]。匈奴更加衰弱不堪。而且东汉初年，正值匈奴国家分裂之际，曾被匈奴奴役的各族奴隶一起逃亡到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依靠游牧生活，这正是反抗匈奴奴隶主残酷压迫的真实反映。

各部族或部落对匈奴的反抗也直接体现在他们的官职名称上。如婼羌首领是去胡来王，鄯善设有却胡侯，龟兹设有击胡侯、却胡都尉、却胡君，危须国设有击胡侯、击胡都尉、击胡君，焉耆设有击胡侯、却胡侯、击胡左右君、击胡都尉和击胡君，车师后国设有击胡侯。这是各族为抵御匈奴的进攻、反击匈奴而专设的职位，体现了他们对匈奴的强烈反抗意识。(www.xing528.com)

另外，匈奴还与周边各族有经济和军事等其他方面的交往。《汉书·匈奴传》载：“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责乌桓税，匈奴人民妇女欲贾贩者皆随往焉。”[49]这反映了匈奴与周边民族的贸易往来情况。匈奴也联合某一部族攻击其他的部族。据载，汉昭帝元平元年（前74），“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50]。车师后王置离兄狐兰支降匈奴时，单于接受其众，并“遣兵与共寇击车师，杀后城长，伤都护司马，及狐兰兵复还入匈奴”[51]。

综上所述，匈奴与周边各族的关系是多样且多变的，既有联合，也有冲突。这主要取决于双方力量的强弱情况，也与游牧民族经济的不稳定性有关。各民族基于自身实力，为维护自身利益，对匈奴或依附、臣服或背叛、反击。而匈奴依据形势的变化对各族实施了不同的策略，目的就是控制各族以从中得利，并利用各族的力量与汉王朝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