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发展史：匈奴单于的自尊意识

少数民族首领“自尊”意识的说法最早是由崔明德先生提出的。[1]这里所说的“自尊”的含义跟现在提倡的自立、自尊、自爱中之“自尊”的含义有明显不同。崔明德先生在其《两汉民族关系思想史》一书中对“自尊”的含义做了明确界定：按照现代人的解释，所谓“自尊”就是尊重自己，既不向别人卑躬屈节，也不容许别人歧视和侮辱。其实，在中国古代社会，“自尊”的含义比较宽泛，既属于道德范畴和做人处事的原则，也有自立为王或自己称帝之意，还有唯我独尊和妄自尊大之意。在匈奴的发展历程中，每位单于都有一定的“自尊”意识，只是在程度上强弱不同罢了。前期，匈奴正如日中天，不仅控制着周边其他民族，甚至西汉王朝都要屈身求和亲。因此，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和军臣单于的“自尊”意识尤为强烈。汉武帝时，伊稚斜单于和乌维单于虽然继续保持着较强的“自尊”意识，但因为受到汉军的重创，这种意识已经趋于弱化。到虚闾权渠单于和握衍朐鞮单于时，他们的“自尊”意识逐渐淡化。在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之后的几十年里，匈奴的历任单于都能做到与汉王朝和睦共处，他们的“自尊”意识没有明显显现。直到王莽当政时，中原混乱，边疆骚动，匈奴首领的“自尊”意识有所恢复，提出了“复尊我”的说法。东汉初期，匈奴单于“尊事我”的诉求体现了其“自尊”意识的增强。但很快，随着匈奴政权的南北分裂，匈奴单于的“自尊”意识随之再次淡化。南单于对东汉王朝谦顺感恩，北单于也不再一味与东汉为敌，反而“倾耳而听”，不断示好。匈奴首领这种“自尊”意识的变化既与匈奴自身势力的强弱有关，也与匈奴与周边政权的关系尤其是汉匈关系的变化有关。[2]

头曼单于时，匈奴刚刚抬头于北方草原不久。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又因受到秦朝猛将蒙恬十万兵众的重创，匈奴曾不得已而一度北退。因此，头曼单于的“自尊”意识没有太多表现。到冒顿单于当政时，局势陡然发生转变，匈奴发展到鼎盛时期，因此冒顿单于的“自尊”意识也最为强烈。他目空一切，凌势逼人。当然，冒顿单于也确是匈奴历史上当之无愧的最有作为的一位首领。他勇猛果敢，弑父自立；对兵士训练有术，令行禁止；作战时，决策英明，行事勇猛。冒顿单于在执政后不久，便率领部众四处征战，东破东胡，西灭月氏，使邻族尽服、领域扩大，威震百蛮。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归于匈奴统治之下。就在匈奴势头正盛之时，汉朝正值新立，经济萧条，百业待兴，急需调整国策，休养生息。面对强势的匈奴，西汉政府只得采取屈辱的和亲政策，以求边境的些许安宁。而其他各族大多已被匈奴征服，更是无力与匈奴对抗。这更加助长了冒顿单于的嚣张气焰。他仰仗国力强盛，自傲自大，唯我独尊，蛮横、无礼，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西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当政。冒顿单于益加骄横，在给吕后的书信中说：“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3]信中言语极具侮辱之意，狂妄之形色表露无遗。而在给汉文帝的书信中，冒顿单于的口气更是强硬，开头就是“天所立匈奴大单于”[4]，一副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样子。当时力量尚弱的西汉王朝只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在回信中也以“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5]开头，这是对冒顿单于无礼做法的一种默许。

冒顿死后，其子老上单于稽粥继位，延续了冒顿单于强烈的自尊意识。汉朝皇帝写给匈奴单于的书信都是“牍以尺一寸”，辞为“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而老上单于为了充分显示其自尊自大、高高在上的架势，不仅“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而且“倨傲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6]。他竟然自诩为日月所设的天地之子，足见其已傲慢到自觉无人能及的地步了。不仅如此，老上单于还多次出兵寇掠汉境，但汉军未有所杀，只是将匈奴兵逐出塞而已。所以“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7]。而此时，汉朝也只能再请和亲、修定约。

军臣单于继续保持着较强的“自尊”意识。军臣单于刚继位时，汉文帝便主动与匈奴和亲。但几年后，匈奴便绝和亲，大举进攻上郡、云中。汉景帝即位后，“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8]。汉武帝在即位之初，仍是严守“和亲约束”，互通关市。然而，汉朝皇帝坚守故约、数次请求和亲的行为无疑助长了军臣单于的“自尊”意识。后来，汉朝的“马邑之谋”失败，使得匈奴断绝和亲。匈奴派兵“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9]。自是之后，汉军在汉匈交战中又屡屡失利。公孙贺出云中征讨匈奴无所获，公孙敖出代郡、李广出雁门皆为匈奴所败。匈奴于是屡次入盗边境。渔阳尤受其害，渔阳太守军千余人为匈奴所败，将军安国被围。而且匈奴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最后，汉朝不得不“弃上谷之什辟县造阳地以予胡”[10]。这更加助长了军臣单于的“自尊”意识。

军臣单于死后，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攻败太子於单，自立为单于。初期，单于数遣匈奴骑兵入代郡、雁门、定襄、上郡等地骚扰杀略。右贤王还侵入河南，侵扰朔方，“杀略吏民甚众”[11]。于是，汉王朝连年出兵大规模进击匈奴。匈奴大多失利，但伊稚斜单于还是保有一定的“自尊”心理。当听到汉使任敞针对“匈奴新破”提出的“宜可使为外臣，朝请于边”[12]的计策时，伊稚斜单于大怒，认为有贬低匈奴之意而将任敞“留之不遣”。乌维单于在位时，依然如此。汉使郭吉出使匈奴，对单于提出：“南越王头已县于汉北阙下。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汉。何但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为？”[13]乌维单于受此威胁，极为愤怒，“立斩主客见者，而留郭吉不归，迁辱之北海上”[14]。汉使杨信面见单于，提出和亲就要以匈奴太子为人质。乌维单于强烈反对：“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15]之后，在汉匈通使中，乌维单于又提出必得“汉贵人使”才“可与诚语”的要求。汉遂遣贵人路充国携财物出使匈奴。路充国却被单于扣留。(www.xing528.com)

尽管如此，经过汉军的多次军事打击，“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16]。匈奴单于的“自尊”意识在这一阶段有所弱化。这在伊稚斜单于在位时已有所表现。他曾主动遣使于汉，好言请和亲。这在以前是未曾有过的。乌维单于则“终不肯为寇于汉边，休养息士马，习射猎，数使使于汉，好辞甘言求请和亲”[17]，并“复谄以甘言，欲多得汉财物”[18]；甚至允许汉使杨信不去节，单于坐于穹庐外接见他。且鞮侯单于在位时，其“自尊”意识弱化的表现更加明显。且鞮侯单于刚继位便将以前被扣留在匈奴的汉朝使者全部归还于汉，并且声称“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也”[19]，表现得非常恭顺。

汉武帝末期，汉骑都尉李陵和贰师将军李广利先后兵败，投降匈奴。汉朝也因为长期的频繁征兵、军费浩大、赋税繁重而引起民怨。这为匈奴单于“自尊”意识的恢复提供了契机。狐鹿姑单于在写给汉武帝的信中口出狂言：“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闿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糵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20]言语中充满了威胁和命令的口气，明确指出有“汉南胡北”之分，不仅是汉匈平起平坐，而且匈奴更胜一筹、高汉一等，匈奴是“天之骄子”，似已超越汉朝皇帝“天子”的称谓了。狐鹿姑单于甚至还派遣其左右亲信讽刺、刁难汉朝使者，并将汉朝使者留之不遣。

狐鹿姑单于“自尊”意识的增强是暂时的。之后的匈奴首领的“自尊”意识随即重新转入弱化趋势。壶衍鞮单于即位之初便“风谓汉使者，言欲和亲”[21]。两年后，匈奴因为“国内乖离”，遂常常担忧汉兵来袭。于是，匈奴将扣留多年的汉使苏武、马宏二人归还，“欲以通善意”。后来，匈奴“兵数困，国益贫”[22]。单于弟左谷蠡王因此经常想起卫律所说的和亲之利，乃“欲和亲而恐汉不听，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风汉使者。然其侵盗益希，遇汉使愈厚，欲以渐致和亲，汉亦羁縻之”[23]。然而，汉匈终未实现和亲。相反，在宣帝本始二年（前72），由于匈奴出击乌孙，乌孙昆弥与公主数次上书求救，汉王朝遂大发兵十万余骑，五将军分道并出，与乌孙兵进攻匈奴。匈奴民众死伤及逃亡者不可胜数，匈奴大衰耗。单于因此怨乌孙，复又自将万余骑击乌孙，返回时，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大都冻死，生还者不足十分之一。此时，丁零、乌桓、乌孙等受匈奴压迫的众民族乘其弱纷纷起兵反抗，杀匈奴部众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有因饥饿而死的人民十分之三、畜产十分之五，匈奴损失惨重而大虚弱。其后，汉朝动用三千余骑，分三道进入匈奴，捕虏数千人而还。面对这种状况，“匈奴终不敢取当，兹欲乡和亲，而边境少事矣”[24]。之后继位的虚闾权渠单于和握衍朐鞮单于的“自尊”意识更为微弱，曾数次遣贵人使者入汉请求和亲。匈奴单于以往盛气凌人的气势已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