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时期：汉匈关系改善的研究成果

后元二年（前87），汉武帝去世，其幼子刘弗陵继位，是为汉昭帝。皇帝年幼，故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并让其辅政。时“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33]。汉宣帝执政后，继续奉行汉昭帝“与民休息”的政策，提倡节俭，减轻赋税徭役，整饬吏治。在边防上，汉朝亦加强了阴山至盐泽一线的警备，同时很少对他族用兵。由于昭宣时期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积极政策，所以汉朝的经济得到恢复发展，社会比较安定。在这一时期，汉匈关系也有所缓和。史称：“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34]昭宣时期，汉朝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此时的匈奴由于遭受武帝以来的频繁攻击，“兵数困，国益贫”，又因“国内乖离”而常恐汉兵袭击。于是，匈奴一方面将扣留多年的汉使苏武、马宏等遣返归汉，另一方面“常使左右风汉使者。然其侵盗益希，遇汉使愈厚，欲以渐致和亲”[35]。汉匈之间基本上维持了和平相处的状态。当然，匈奴偶尔也会有小的侵犯行为。

汉昭帝始元四年（前83），匈奴侵入代郡，杀都尉。元凤元年（前80），匈奴发左右部两万骑为四队，入侵为寇。汉兵追之，斩首获虏九千人，生得瓯脱王。汉无所失亡，匈奴遂西北远去，不敢南逐水草，徙人民屯瓯脱地。元凤三年（前78）春，匈奴右贤王、犁汙王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屋兰、番和。汉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破之，杀犁汙王。自此，匈奴不敢入张掖。明年，匈奴发三千骑入五原，杀掠数千人。后数万骑南傍塞猎，沿途进攻塞外亭障，掠取吏民而去。然而，这些入侵的规模都不大，且因汉朝边塞防守严密，所以未构成威胁。“匈奴繇是恐，不能出兵。”[36]匈奴遂把精力转移至与汉有和亲关系的乌孙。匈奴多次入侵乌孙地，并几欲索得汉公主，欲使乌孙与汉隔绝。乌孙昆弥与公主上书向汉求救，愿发精兵人马五万，与汉合击匈奴。这是昭宣之际由乌孙关系引发的一次较大规模出击匈奴的战争。

宣帝本始二年（前72），“汉大发关东轻锐士，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骑射者，皆从军”[37]。汉派遣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领四万余骑，出西河；派度辽将军范明友领三万余骑，出张掖；派前将军韩增领三万余骑，出云中；派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领三万余骑，出酒泉；派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领三万余骑出五原。五将军出塞各两千余里。汉又命校尉常惠护乌孙兵，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骑从西方攻入。汉兵与乌孙兵合二十余万众，于第二年咸击匈奴。匈奴闻知汉军大出，遂老弱奔走，驱赶畜产远逃。所以，汉五将军所得不多。然而匈奴民众受伤散失者及因远移而死亡的畜产不可胜数，匈奴于是大衰耗。同年冬，匈奴为报复乌孙，单于亲率万骑出击，“颇得老弱”；但在返回途中，遭遇大雨雪，人民畜产冻死，损失惨重。此时，受匈奴长期压迫的丁零、乌桓、乌孙等族趁其虚弱起而反抗，杀掠人口、马匹、牛羊甚众。匈奴腹背受敌，孤立难支，遂“兹欲乡和亲，而边境少事矣”[38]。

在受到外部群起攻击打压的同时，匈奴又遭受了严重的饥荒。匈奴日益衰弱，其政权凝聚力不足和经济基础薄弱的隐患逐渐显现出来。社会危机严重，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矛盾激化，权势之争一触即发。先是虚闾权渠单于即位后，黜前单于所幸颛渠阏氏，颛渠阏氏之父左大且渠因而怀恨在心。神爵二年（前60），虚闾权渠单于死，颛渠阏氏与其弟都隆奇合谋立右贤王屠耆堂为握衍朐鞮单于，废黜了前单于子稽侯狦。稽侯狦不得立，逃往妻父乌禅幕处。乌禅幕遂与姑夕王、左地贵人共立稽侯狦为呼韩邪单于，与握衍朐鞮单于对抗。握衍朐鞮单于不得人心，兵败自杀。其他几位封王于是趁乱自立为单于。这场权位之争很快演变成了五位单于的相互争斗和厮杀，最终发展成为郅支单于和呼韩邪单于兄弟争国之势。呼韩邪单于不敌郅支单于，兵败而走。郅支遂占据单于庭。

匈奴内部的斗争加剧了其衰败的进程。匈奴经济萧条，民不聊生，人口“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39]。大批民众不得已归降汉朝以求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呼韩邪单于兵败而迷茫失措，进退维谷。于是，左伊秩訾王向呼韩邪单于进献归汉之策，劝其向汉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以定匈奴。此计一出便引起了匈奴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讨论。

诸大臣皆认为匈奴称臣事汉之策不可行，指出：“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40]反对者认为称臣事汉为下下之策，不仅违背了先古之制，令祖先蒙羞，而且会损害匈奴威名，使匈奴无法立威于百蛮，为诸国所耻笑。他们主要是担忧匈奴“百蛮大国”的名声和威望受到损害，这是很有道理的。左伊秩訾王则据理力争，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41]他从国力强弱的角度对汉匈双方的力量进行了分析比较，坚持主张依汉则可安存。最终，呼韩邪单于力排众议，听从了左伊秩訾王的建议，决定归汉。甘露元年（前53），呼韩邪单于“引众南近塞，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42]。次年，呼韩邪单于至五原塞，愿奉族中珍宝，朝汉于甘露三年正月。自此以后，汉匈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对于呼韩邪单于的即将来朝面圣，汉王朝的公卿大臣都十分重视，并针对应以何种态度和礼仪对待匈奴展开了一番讨论。其中，丞相黄霸和御史大夫于定国曰：“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诗》云：‘率礼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圣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单于乡风慕化，奉珍朝贺，自古未之有也。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43]于定国主张依据传统的“夷夏有别观”将匈奴视如诸侯王以待之。而太子太傅萧望之则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书》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畔臣。信让行乎蛮貉，福祚流于亡穷，万世之长策也。”[44]萧望之主张以礼待之。汉宣帝采纳了萧望之的建议，下诏曰：“盖闻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单于称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45]由此可知，即便汉宣帝和萧望之等人出于尊重对匈奴待以“客礼”，然而他们仍以“正朔”自居，而把匈奴等民族视为“枝叶”或“分叉”。(www.xing528.com)

甘露三年（前51）和黄龙元年（前49），呼韩邪单于两次进京觐见汉宣帝。汉宣帝皆宠以殊礼，盛情款待，不仅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而且赐以冠带衣裳、刀剑、弓矢、黄金、衣被、锦绣和缯絮等。单于归国时，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汉宣帝答应了这一请求，以呼韩邪单于居漠南，保光禄城，派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兵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留卫单于，助诛不服”[46]。匈奴因此正式向汉奉藩称臣。这一举措对其他各族的影响很大。自乌孙以西至安国等临近匈奴的诸国之前畏惧匈奴而轻视汉朝。匈奴使者持单于书信到各地时，各地传送食物招待，不敢留难。但是汉朝的使者在各国则是不出货币和物品就换不到食物，不购买牲畜就得不到骑乘。而在呼韩邪单于附汉之后，这些小国也都开始敬畏汉朝了。

到汉元帝时，经过近十年的安定发展，呼韩邪单于之“民众益盛”，“足以自卫”，“竟北归庭，人众稍稍归之，国中遂定”[47]。而后不久，郅支单于在康居为西域都护甘延寿与陈汤所杀，呼韩邪单于的政敌被消灭。于是，竟宁元年（前33），呼韩邪单于第三次进京，朝见汉元帝，并求姻亲。汉元帝不仅加倍赏赐，并将后宫良家子王昭君赐予单于，达成和亲。单于亦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48]。对此请求，汉元帝在与朝中大臣廷议之后，以“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故明法度以专众心也”[49]为由婉言谢绝了。呼韩邪单于的这次朝汉延续并巩固了宣帝时建立起来的汉匈友好关系。在匈奴郅支单于被诛杀之后，呼韩邪单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被汉王朝攻击的对象才主动与汉交好，然而呼韩邪单于也有“不忘恩德”“乡慕礼义”而“复修朝贺之礼”的一面。他在临终之时曾遗言曰：“有从中国来降者，勿受，辄送至塞，以报天子厚恩。”[50]可见，呼韩邪单于对汉朝的恩情是有所感念的。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号为“宁胡阏氏”和汉元帝改元“竟宁”都是汉匈双方友好关系的生动反映。

呼韩邪单于降汉称臣，不但入朝觐见，还要遣子入侍。但匈奴的臣服并不是汉朝以武力征服匈奴的结果，所以汉朝对匈奴没有直接统治管辖的权力。匈奴仍然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政权。汉政府对匈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内部事务都不加干涉。相反，汉王朝还不时转送给匈奴许多谷物粮食，派遣将士护卫匈奴上层统治者，热情招待来访的匈奴使臣和贵族。在匈奴臣服汉朝的这一时期，汉始终对匈奴“客礼以待”。而且汉宣帝和汉元帝曾与匈奴约定：“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有犯塞，辄以状闻；有降者，不得受。”[51]所以，匈奴向汉称臣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汉匈之间是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的。

呼韩邪单于勇于主动附汉，不仅是因为他个人的胆识、智慧和对时势的正确把握，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不仅是他人生中的壮举，更为汉匈关系的改善做出了重要贡献。林幹先生对此做过精到评述：“呼韩邪之附汉，并不是偶然的。这不是他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而是汉匈两族历史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不过他能够把握当时的形势，顺应历史的潮流，反映了匈奴族人民的愿望，并通过他个人的政治远见、才能和毅力，终于完成了汉匈两族的团结事业，促成了塞北与中原的统一，从而加强了汉族与匈奴族之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52]虽然呼韩邪向汉称臣是形势所迫——附汉则安，不附则危，但一个曾经辉煌强悍、不可一世的政权向一个曾经软弱受欺的政权俯首称臣，呼韩邪单于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和决心可想而知。所以，呼韩邪单于的这一举措是伟大的，也是明智的。

匈奴能够臣服于汉的主要原因是其内讧严重，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所以面对兄弟争国的局势，以呼韩邪单于为首的上层统治者审时度势做出了大胆的决策。这也反映出匈奴人受到了汉王朝的不少影响，对中原的文化、生活是有所向往的，渴望与汉王朝加强联系。匈奴统治者的这一决策基本达到了他们的预期效果，不仅结束了汉匈两族100余年来的对立状态，开创了汉匈两族团结合作的新局面，而且加深了两族在经济、文化、语言、风俗、生产技术等各方面的交流和影响，符合两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就匈奴方面来讲，在汉王朝的帮助下，呼韩邪单于消灭了政敌，重返单于庭，从而结束了匈奴20余年来的分裂状态，恢复了民族统一和社会安定，为社会生产、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提供了有利条件。汉朝也从中获益，北边无战事。宣帝以来“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53]。北方边境人民获得安定生活60余年。

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个人物是为汉匈两族友好关系做出巨大贡献的“和亲”使者——王昭君。“昭君出塞”早已是千年佳话。王昭君的方方面面已受到人们的关注。研究者从文学、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也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在此不再一一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