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的汉匈战争及匈奴发展史研究成果

在汉文帝、汉景帝的大力努力下，汉朝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到汉武帝即位时，“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26]。可见，由于承接了前期的繁盛，汉武帝时，汉王朝国力强大，财力充足，中央集权得到巩固，人民安居乐业，已具备了反击匈奴的实力。汉武帝本人也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和过人胆识的思想家、军事家。他早已对匈奴人的进犯和卑辞厚币以事匈奴的蒙羞之举极为不满，急欲改变之前汉匈之间“足反居上，首顾居下”[27]的“倒悬”之势，一雪前耻。因此，汉武帝曾在一封诏书中明示：“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28]我们由此可知他要出击匈奴以报仇雪恨的决心。

汉武帝在继位之初，也与匈奴进行过几次和亲，但这只是一种策略，是为维持双方的安定局势所做的表面文章而已。因为在和亲的同时，汉武帝又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计划联合月氏共同夹击匈奴。《汉书·西域传》曰：“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所以，汉武帝的最终目的就是打击、制服匈奴。元光二年（前133），汉武帝召集公卿商讨对付匈奴的策略。他首先表态：“单于待命加嫚，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此话引起了以大行王恢为代表的主战派和以御史大夫韩安国为代表的主和派的激烈争论。双方各执一词，主要围绕和亲与“威服”的利弊和攻打匈奴的性质、可行性、战略战术等问题展开了辩论，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尽管两派的分歧很大，但这场辩论廓清了朝野上下在出击匈奴问题上的思想障碍，使汉武帝坚定了出兵的决心。于是，汉武帝决定“从恢议”，以武力应对匈奴，设下了“马邑之谋”。后来由于匈奴单于捕得雁门御史进而得知汉兵有埋伏，所以“马邑之谋”终告失败。自此以后，汉匈关系破裂，“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29]。汉匈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从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至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下诏痛悔征伐之事而不复出兵，前后共历45年，战争的时间就占20余年。据史籍记载，汉朝出兵达18次之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战役为：元朔二年（前127），河南之战。汉王朝收复河南地，设置朔方、五原郡，募民十余万口徙居此地，解除了匈奴对关中的威胁。元朔五年（前124），汉派卫青、苏建等六将军出朔方击匈奴右贤王。元朔六年（前123），卫青将六将军出塞与单于战，赵信降匈奴。元狩二年（前121），河西之战。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进击匈奴，降服浑邪王之众，占领河西走廊地区，打通了与西域的通道。匈奴失去了河西水草丰美的天然牧场，也因此与羌人隔绝了交通。从此，“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30]。元狩四年（前119），漠北之战。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骑绝幕击匈奴。双方皆损失惨重。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而汉亦少马，无以复往。太初二年（前103），汉遣浞野侯赵破奴将二万骑，出朔方击匈奴，全军覆没。天汉二年（前99），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匈奴，损失十之六七。同年，李陵将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余里与匈奴单于战，兵败而降匈奴。天汉四年（前97），李广利等率军出击匈奴，不利而归。征和三年（前90），汉再派李广利等人出兵匈奴。李广利兵败而降匈奴。第二年，已经备受打击的匈奴主动遣使向汉求和亲，并称“边不相盗矣”。汉武帝虽未应允，但此后亦不再出兵。

汉匈连年交战，各有胜负。但从战争的全过程来看，匈奴的势力遭到极大削弱，匈奴远徙西北，其内部的分化加速，矛盾愈加深化。汉匈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改变，汉强匈弱的形势明朗。在战争中，匈奴战死、降汉和被汉俘获者数十万，马匹和牲畜的损失难以统计。而且匈奴人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阴山和河西等水草丰茂、冬暖夏凉、宜畜宜牧的地区，其生产和生活遭到了极大破坏。在不断遭受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同时，和亲和关市的一度中断使得匈奴人无法继续获得中原的财物，无法与汉人进行经济贸易。所以匈奴人的生存难以保障，他们四处逃散。此时，匈奴统治下的周边各族也在乘机蠢蠢欲动。匈奴对各小国的威慑力和政治影响已大不如从前。《汉书·匈奴传》曰：“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墯殰，罢极苦之。”匈奴从此一蹶不振。

对于汉朝来说，汉武帝连续出兵攻打匈奴，沉重打击了狂妄的匈奴奴隶主贵族势力，保卫了西汉的安全，而且开拓了汉王朝的疆土，基本解除了北方匈奴边患的威胁。更重要的是，汉武帝对匈奴采取的强硬武力政策改变了长期以来统治者“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的屈辱境地，为汉王朝争得了尊严，抬高了汉朝的政治地位。从此，西汉政权摆脱了凌辱，声威远播。周边各族亦开始与汉政府交往。(www.xing528.com)

对于汉匈战争的性质和作用，历来颇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文人和学者对此给予肯定和高度评价，认为西汉王朝曾长期受到匈奴人的侵扰和羞辱，汉武帝在内部安定、实力强盛的基础上力主出兵反击匈奴是正义之举，具有反侵略和防御的性质。更多的学者在肯定了前期汉匈战争之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客观地认识到中后期（尤其是天汉年间以后）汉武帝对匈奴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已经带有掠夺性质，是不义之举。汉武帝在后期已被战争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甚至企图彻底征服、击垮匈奴，走上了穷兵黩武的道路，最终导致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战争中的耗资动辄“费数十百巨万”，即使政府采取了非常手段，仍是“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31]。

史书对当时的情况多有描述，《史记·平准书》云汉自“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毙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刘向《新序》亦云：“孝武皇帝自将师伏兵于马邑……其后交兵接刃，结怨连祸。相攻击十年，兵凋民劳，百姓空虚，道殣相望，槥车相属，寇盗满山，天下摇动。”《汉书·夏侯胜传》载长信少府夏侯胜说：“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

累年的战争已造成国力虚耗、土地兼并、流民布野、盗贼四起等问题。即使汉政府采取了统一货币、算缗告缗、盐铁专营、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仍无法较好地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和其他诸多社会问题。一些政策的实施不当也连带引发了更多的社会问题，卖官鬻爵成风，人民负担加重。这使年迈的汉武帝不得不痛发“罪己之诏”，“深陈既往之悔”。汉武帝明确指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32]；并封丞相为富民侯，重兴休养生息之策，偃文习武，思富养民，以恢复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