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期匈奴的强大与汉王朝的妥协

西汉初期指汉高祖刘邦至汉武帝刘彻继位的一段时期，历经高祖、惠帝、文帝和景帝四世。这段时期也是匈奴迅速发展强大时期，尤其是冒顿单于在位时，匈奴发展到了最盛。这无疑给刚建立起来的西汉政权带来了极大的外在威胁和压力。在经历了由秦的暴政而引起的长年大规模农民战争和楚汉之争后，社会经济已遭到严重破坏。新建的西汉政权面对的是千疮百孔、凋敝不堪的萧条局面，社会生产力急剧衰退，人民流离失所，军事力量薄弱，经济残破，百废待兴。据史书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7]平民百姓竟然到了以卖儿女求生的地步，连皇帝都无法找到同种颜色的四匹马，文武官员更是只能乘坐牛车。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社会境况是多么窘困。特别是，在汉朝政权建立过程中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而分封的异姓诸侯王的势力也逐渐强大起来，形成了地方割据政权，不断与中央朝廷对抗，反叛此起彼伏，以致政局动荡不安、统一政权立足难稳。此时的匈奴却是异常强盛。公元前209年，冒顿自立为单于，对士兵严加训练，建立起了一整套政权机构。匈奴迅速发展强大，已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在冒顿单于的指挥下，匈奴人四处扩张，不断征服周边的弱小民族，史称“至于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8]。在中原楚汉相争、内部混乱之时，匈奴又乘机重新攻占了秦皇朝时收复的河套地区，控制了整个北方草原。匈奴已经成为中国北方一股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时刻对贫弱的中原汉王朝虎视眈眈，威胁着北部边疆的安全和稳定。

高帝六年（前201），匈奴围攻韩王信于马邑，信投降匈奴。随后，匈奴引兵南下，进犯太原至晋阳。于是，汉高祖决定回击。第二年（前200），汉高祖亲率大军三十余万出击匈奴冒顿单于，结果中计被围困在平城白登山，七天七夜未得逃脱。而后，高祖刘邦采用陈平之计——“使使间厚遗阏氏”[9]，方得解困。此次汉匈交锋宣告了汉高祖对匈奴实施武力政策的失败，也使汉中央政府充分认识到西汉是无力以军事力量对抗匈奴的。大臣刘敬曾对当时的形势做出了精辟的分析：“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因此，他向刘邦提出了和亲之策：“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10]汉高祖接受了刘敬的建议，派他前往匈奴缔结和亲之约。双方约定：汉匈约为兄弟之国；汉以宗室女嫁匈奴单于为阏氏；每年赠送大量的絮、缯、酒、食物等财物；以长城为界，以北为匈奴游牧区，以南为汉族耕织区。另外，双方还约定开通关市，进行贸易往来。

此后直到武帝即位之初，西汉仍一直奉行和亲政策。和亲政策成为西汉前期对匈奴的主要政策。据文献记载，汉匈和亲共有十多次，分别为：

（1）高帝九年（前198），汉遣刘敬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与冒顿单于为阏氏。

（2）惠帝三年（前192），汉复与匈奴和亲，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与冒顿单于。

（3）文帝初立，汉与匈奴复修和亲之事。

（4）文帝六年（前174），匈奴老上单于初立，汉以诸侯王之女为单于阏氏，使宦者中行说护送公主。

（5）文帝后二年（前162），汉与匈奴约和亲，以宗室女翁主嫁与老上单于。

（6）文帝后四年（前160），匈奴军臣单于继位，汉复与匈奴和亲。

（7）景帝元年（前156），汉遣御史大夫翟青至代下与匈奴和亲。(www.xing528.com)

（8）景帝二年（前155），汉以宗室女与军臣单于和亲。

（9）景帝五年（前152），汉遣公主嫁与单于，并通关市。

（10）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汉武帝即位初，仍履行和亲约定，开通关市贸易。

（11）武帝建元六年（前135），武帝“许和亲”“饰子女以配单于”[11]。

西汉前期的统治者之所以能够数十年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主要是因为汉匈双方的力量对比悬殊、汉弱匈强的形势。汉王朝不可能凭借战争的方式制服匈奴，因而不得已采取了嫁公主、送财物、开关市的妥协政策。其目的就是以女子和大量的财富满足匈奴的贪欲来缓解外部压力、换取安定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实现对匈奴的“渐臣”之举。而另一方面，“和亲”是符合当时的实际形势的。

西汉前期正处于战后新政权的建设和调整阶段，国力不济，国运未稳。恢复生产、维持社会稳定、增强国家经济实力、解决百姓生计是汉王朝的首要任务。而且在铲除异姓王之后，文景时期又出现了同姓诸王侯势力的膨胀问题，甚至在景帝初年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削藩”亦迫在眉睫。国家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和“安内”政策的实施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精力来实现。对边疆民族尤其是匈奴民族实行和亲政策正可以暂时避免大规模的战争，有利于保持汉匈之间相对安定的局面，有利于保证边塞地区的安宁，有利于为西汉王朝的发展争取宝贵的时间和相对和平的环境。这也使西汉王朝得以发展生产、积蓄国力、集中力量打击国内各地的割据势力、平定内乱，从而使西汉王朝可以较为从容地谋划和制定对付匈奴的策略。同时，和亲政策的实施对西汉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稳步发展、军事力量的逐步提高和中央集权的巩固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匈奴而言，和亲、赠送财物和通关市可以使匈奴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匈奴主要以畜牧业为生，需要中原地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他们也需要将大量的牲畜和毛皮产品与汉朝边地人民进行交换和买卖。与汉族人民的经济来往和物品交换可以充分补充匈奴人民的生活所需。汉王朝每年奉送的絮缯、锦衣、粮食、黄金直接满足着匈奴人民的需求。关市的开放更是加强了汉匈两族的贸易和交流。这些都使得匈奴自单于以下皆好汉物、乐关市。贾谊在《新书·匈奴》篇中十分形象地描绘了汉匈互通关市的情景：“大每一关，屠沽者、卖饭食者、羹臛膹炙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则胡人著于长城下矣。”我们从繁荣生动的贸易景象中可以看出汉匈两族人民之间经济往来的频繁和密切。这也是汉匈上层统治者间的政治婚姻给双方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较好客观效果。

此外，匈奴与汉朝和亲可以扩大匈奴的政治影响，有利于提高其在被征服地区的威望，以便“长于百蛮”，加强对被征服地区各族人民的统治。因此，和亲给匈奴带来的实惠是直接受用的，既有中原公主为阏氏，又可无戎马之劳而唾手可得大批财物，匈奴何乐而不为呢？

但值得注意的是，和亲虽然缓和、约束了匈奴南侵的势头，使“冒顿乃少止”，边无大寇，客观上也使得汉高祖至“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12]，但也绝不会像汉王朝所希望的那样——出现子婿不攻翁父、外孙不攻大父、和顺如一家且匈奴最终归顺称臣的理想效果。这只是西汉统治者的一厢情愿和美好愿望罢了。对匈奴统治者而言，他们并不注重汉政府送出的是宗室女还是真正的公主，他们更重视的是能从和亲中获得多少经济和政治利益。和亲成为匈奴从西汉王朝获取财富的一种手段和实现与汉地进行贸易往来的一种途径。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匈奴的威胁，没有阻止匈奴南侵掠财的脚步。所以说：“中国的公主，仍然一个跟着一个送到匈奴的单于庭，但这并不能停止匈奴马蹄的南进。”[13]事实上也是如此，自与汉结“和亲”以来，匈奴从未停止过对中国北方的侵扰。如，高后六年（前182），匈奴连犯狄道。汉文帝时，匈奴不断侵犯边塞。文帝三年（前177），匈奴右贤王入河南地，侵犯上郡，杀掠吏民。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单于率14万大军进犯朝那、萧关，掳掠大量人口畜产，甚至直接威胁到了长安。文帝后六年（前158），匈奴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杀掠甚众，烽火直逼长安。汉景帝在位时，匈奴又屡次入侵燕、上郡、雁门等地。匈奴的行为与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生存需要有紧密关系。“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14]漠北地区经常发生干旱、严寒、暴风雨雪等灾害，给匈奴人民的游牧生活和畜牧生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使他们很难有足够的产品和食物储备。于是，为了生存和发展，匈奴人不断四处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与获取财富的途径。漠南及中原广大地区地域广袤，温润多雨，水草丰美，物产丰富，对物资相对匮乏的匈奴人而言，充满了诱惑。因而，向南扩展以获得更大财富便成了匈奴人的迫切愿望和主观需要。即使是在和亲期间，匈奴也没有完全停止过南侵，往往是“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15]或“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16]，绝和亲，数侵边，以至于汉朝“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17]。

针对匈奴屡次背信弃义而频繁南下的侵犯行为，贾谊上书汉文帝反对再与匈奴和亲。他认为和亲是向匈奴纳贡，以皇帝的九五之尊而为戎人诸侯，是臣下之礼也；而且以汉王朝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的匈奴，“甚为执事者羞之”[18]。因此，针对汉朝“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19]和汉兵“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20]的边防弊端，汉政府于文景时期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防御措施。首先，徙民实边。“选常居者，家室田作”[21]，募民徙居塞下，并且采取了一些鼓励政策以吸引更多的人迁移到边塞定居、屯田筑城；还对他们进行训练，“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22]，建立起一套兵民合一的戍边防御体系。其次，入粟于边。即将内地的粮食大批运往边塞，供应新安置的边民和守边的将士，并且规定“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23]。这就调动了人们交纳和转运粮食的积极性。此外，就与匈奴主要是马上交战的特点，汉政府不仅大力提倡和鼓励民间养马，而且在西北边郡设立了三十多个马苑专门养马。这些边防措施的实行虽然耗去了汉王朝大量的人力、财力，甚至造成了“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24]的状况，但确实大大增强了北方边塞的防御能力。终景帝之世，匈奴“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25]。这也为之后汉武帝反击匈奴做了前期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