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的直接源头是欧洲中世纪的大学，迄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事实上，直到19世纪末，传统大学的角色才开始变化，向现代大学转型。而这改变，即始自于柏林大学。
柏林大学被认为是现代大学的开端，标志着世界研究型大学的诞生。其历史意义和对世界大学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由于柏林大学的强大教育和科技推动，19世纪德国成为世界学术中心和科学中心，而柏林大学成为欧洲众多学子向往的地方，其所建立的大学模式(包括学院制、教授会制、讲座制、利益商谈制等)，也成为其他一些国家大学改革与发展的样板。[13]“国家富强，教育先行”，教育对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用，在19世纪的德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研究其历史发展和成功经验，对构建一流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有很好的帮助。
1809年，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6)出任普鲁士教育厅厅长，对普鲁士的教育进行全面改革。洪堡对已有的大学改革方案和建议进行了取舍，同时根据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为即将建立的柏林大学提出了若干基本原则，并很快促成了柏林大学的建立。大学的首任校长是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希特，大学在成立之初共有4个传统学院，分别是法律、医学、哲学与神学学院，学校共有52名教师及256位学生。哲学院的黑格尔、法学院的萨维尼、古典语言学家奥古斯特·柏克、医学院的胡费兰及农学家特尔，则象征了当时柏林大学各学院的精神。至少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柏林大学可以说是世界学术的中心。许多知名学者、政治家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包括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哲学家叔本华、神学家施莱马赫、法学家萨维尼等都曾在此任教。这里曾产生过近30位在化学、医学、物理和文学等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柏林大学可以说是世界学术的中心。柏林大学曾经吸引了不少中国留学生，中央大学老校长罗家伦、美学家宗白华、哲学家陈康、物理学家王淦昌等人曾在此就读。[14]需要指出的是，其实“柏林大学”这四个字，在今天已然属于历史了。二战后，由于历史政治的原因，柏林大学一分为二。1948年，苏联占领东柏林建立民主德国，次年，原名为腓特烈·威廉大学的柏林大学改名为目前的柏林洪堡大学；而在西柏林，柏林大学的一批师生也独立出来，成立了柏林自由大学。不过在两德统一多年后，两所“柏林大学”也逐渐开始了合作。
(一)大学的使命：教学与科研统一
教学职能是传统大学的首要使命，而将科研作为大学的基本职能是威廉·洪堡提出来的，他认为，大学是一个以“科学”为使命的学术社团，并处于不断探索之中。大学要“尊重科学和它的自由的生命力，以不受限制的科学手段，培养学生成为具有真正科学修养、有独立思想、有理智和道德的青年”。“大学教授的主要任务不是教，学生的主要任务不是学。大学学生需要独立地自己去从事研究。”[15]
此理念在柏林大学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柏林大学倡导的“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现代大学模式，最终成为欧洲各地和美国大学效仿的典范。自此，高等教育的第二种职能——科学研究诞生，并与教学、以及后来的社会服务一起成为现代大学的三大职能。
洪堡认为只有教师通过自己的科研获得的知识，才有资格在课堂上进行讲授。因为，这一方法不仅可以使学生获得知识，而且可以提高学生的思维和研究能力。这一原则的提出，使教师有了进行科学研究、探索新知识的动力，也为研讨班和实验室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支持。所以，柏林大学要求每位教师必须在一门特定的学科上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独到的见解，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只有这样才可以把准确的知识和系统的思维方法传递给学生。与此相适应，对学生的学习要求也有所改变，他们不再以博览全书和熟读百家为能事，而要以掌握科学原理、提高思考能力、从事创新性科学研究为主要学习目的。洪堡认为，大学应当是学者与学生共同探求真理的场所，所以不存在单纯的教学，也不存在单纯的科研，两者是合二为一的。
柏林大学成立以后，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重要职能，“培养科研人才”成为大学的目标。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说：“一切从19世纪早期的德国开始，高等学校的一个独特特征是，它们把科学和学问设想为处理最终无穷无尽的任务——他们从事一个不停探究过程。低层次的教育提出一批封闭和既定的知识。在高层次，教师不是为学生而存在，教师和学生都有正当理由共同探讨知识。”[16]
(二)学术自由：教与学的自由(www.xing528.com)
学术自由要从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看。就像柏林大学首任选举产生的校长费希特强调的那样，柏林大学是追求不计功利地探求真理和知识的目标，必须以“教的自由和学的自由”为两个条件。在教的自由方面，洪堡认为，要聘请最优秀的学者，给予他们充分的研究自由，不管他们的研究可能得出什么结论，而政府的责任只是负责挑选合适的人员。教授在教学和研究内容、讲授方式等方面享有完全的自由。在教学上可以各讲各的，不要求统一的认识。大学教师除了固定工资外，还可以获得学生的听课费，这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各学派的自由竞争。在学的自由方面，柏林大学给予学生的自由也比传统大学多得多。这里，学生听课是自由的，可以选修各种课程，可以从一所大学转到另一所大学，原来取得的学分仍然有效。这些鼓励学习自由的做法极大促进了学生学习兴趣和动力的形成。
(三)大学与政府：教授治校与国家主义
提及学术自由，就不得提到德国的国家主义。就连当时创办柏林大学之时，作为公职人员的洪堡也曾在学术自治以及国家导向这两者之间矛盾徘徊。但实践证明，这两者其实不矛盾，而是并存发展的。因为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国家也需要学术的创新来提高经济和科技水平。国家与大学的关系模式从来是相应的。
一方面，洪堡推崇教授治校，强调学术是寂寞且自由的。大学应独立于政府管理系统，并独立于社会经济生活。大学的内部事物由大学自身来管理，国家不应介入，否则只会损害学术的发展。[17]
另一方面，大学在本质上应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利益，因为国家有举办大学的义务，建立大学，聘任教师，以及提供物质和政策等方面的保障。
这看似矛盾的两方面，在德国的大学并行不悖且发展顺畅。用洪堡的名言来解释就是，“国家不能直接希望从大学获取它所需要的东西，只能希望等到大学实现自己的目的以后，大学才能真正为国家提供它所需要的东西”[18]。可见，在大学和国家关系上，柏林大学采取了一种折中方式，其理念和实践都带有鲜明的国家主义色彩，但同时也坚持大学自立，反对国家对学术事务的不合理介入。
(四)特色教学方式的起源：习明纳(Seminar)
“习明纳”是Seminar的音译，最早诞生于德国并应用于柏林大学，而后被欧美大学争相模仿使用。这种教学模式简而言之，就是学生在教授的指导下，由高年级学生和优秀学生就某一课题结成小组，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与教师自由地进行学术探讨，共同探索新的知识领域，从而达到教学和科研的双重目的。习明纳在柏林大学被称为“科学研究的苗圃”。设立习明纳是柏林大学模式在大学教育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柏林大学区别于传统大学的根本所在。今天，习明纳已成为世界各国大学普遍采用的一种教学模式。关于习明纳对于学生创新型素质培养的各种益处，本研究在研究生阶段有深刻体会。在研究生二年级的一门“教育研究方法”课上，全程使用的就是习明纳的教学模式。全班不同年级、学科的学生自由分组，就一个话题各自进行不同维度的探索和思考。之后，展开实际调查，通过教师和小组一起制订和发放问卷，组织访谈并汇报，在整个过程中不局限于课堂、课本，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实践调查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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