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初期到1978年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此时各项事业百废待兴，现代科学技术几乎一片空白。为了在短时间内实现技术的进步，我国第一代领导人非常重视创新人才培养，在1956年年初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并强调，“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做基础，才可能在技术上有根本性的进步和革新”。随后中央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有力地激发了科技工作者的创造热情和创新精神，促进了科技创新取得了不少重大成果。^[1]与此同时，以大众文化为基础的创新活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从东北解放区开始进而推向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的“创新纪录”和劳动竞赛、技术革新运动加速了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改进，从1949年年初起，《人民日报》陆续报道华北辛集永和厂工人“赶制慰劳毛巾创新纪录”、津郑铁路发挥机车效能从而“牵引力与速度创新纪录”等消息。10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号召东北工人阶级创造生产新纪录，迎接全国经济建设的新高潮”。当月下旬形成“从工厂到矿山，从重工业到轻工业，从铁路到贸易部门”，“有数十万劳动大军参加的、轰轰烈烈的创造新纪录的群众运动”。“创新纪录运动”最初主要是提高产量，后来逐渐推向技术、工具、管理方式的改进，进而推动了各项技术革新和劳动竞赛。如西北钢铁公司炼钢部为创新冶炼时间纪录将“冷装”炼钢改成“热装”炼钢，及其制造部门“推行高速切削法”使生产水平“飞跃提高”；南京大学机械工厂自制成功“比西门子的产品质高而成本低”的汽轮机叶汽，等等。1953年10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提出把劳动竞赛从合理化建议与推广先进经验的群众运动引导到以技术革新为主要内容的方向上来。此后，“技术革新”成为劳动竞赛的重要内容。从20世纪50—70年代全国各行各业持续开展多种技术革新运动，涌现出许多技术革新能手。^[2]

在高等学校，20世纪50年代，我国向苏联“一边倒”，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方面也基本效仿苏联模式，教育以培养统筹划一的“专门化”人才为主。这种培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创新人才。进入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高等学校强调“教育革命”，数年确立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遭到严重破坏，创新人才培养工作遭遇挫折，乃至停顿。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高等学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基本情况如下。

(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具有明显“计划任务”的倾向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创新主要以技术引进的方式为主，况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严格按照计划配置，创新系统以政府计划为基本制度安排，创新决策由各级政府制定，创新的执行者或者组织者进行创新是为了完成政府任务，其利益不直接取决于他们所实现的创新成果，同时也不承担创新失败的风险和损失。^[3]另外，在部门所有制的思想指导下，中国相当一部分高等学校，由各个政府部委分别领导办理，造成了专业设置重复，专业划分愈来愈细，教学资源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等弊病。

(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受制于“教育的政治化”(www.xing528.com)

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刚刚起步，人们对其规律认识不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始终没有改变。1952年的院系调整后，为了学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教育领域提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全国高等学校和其他各级各类学校普遍以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来代替全部社会科学和哲学，取消了各高校法学院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及文学院的哲学等系科设置。教育又开始走向政治化，衡量大学生的合格与否，着重以政治表现的优劣为标准，抹杀了人才的个性和创新性，这一思想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4]“其遗害之深远，于今思之，实为之痛心不已”。^[5]此外，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也对高校的人才培养产生重大影响，高校教师作为一个比较独立而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有着追求真知和理性批判的品质，有着对旧理论、旧观念进行质疑和挑战的精神，然而“历经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高校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批判性、独立性、创新性几乎丧失殆尽”^[6]。可以想象，这种情形下培养出的学生也难以具有创新之品质。

(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具有明显的“专才教育模式”特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高等教育提出了“全盘苏化”的口号，引进、学习苏联在人才培养上的“专才教育”思想，从教育理论到教育实践全都照搬苏联的一套做法，强调按国民经济计划对口设置专业，培养人才，形成了单一的“专才教育”模式。对这种模式中好的经验应予肯定，比如注意打好基础，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等，我们也都认真学习过，并从中受益。但是这种“专才教育”思想过分追求速成结果，不注重对学生学科基础知识和能力方面的培养与训练，表现在学校的人才培养上就是学科设置分科太细，专业口径越来越窄。这就致使学生知识面过窄，对于专业以外的学科知识甚为贫乏，其结果不但使大量的高校毕业生无法胜任分配的工作，更大的问题是毕业生难以适应科技和社会迅速发展的新形势，其社会适应性差、创新能力不强等缺陷日益显露。^[7]可见，专才教育的模式忽视甚至抑制了人才的创新性。

回溯与思考历史是沉重的，因为历史本身就包含了一代代人的艰难探寻与摸索。有些历史的选择，在后人看来也许并非明智的、理性的，但依旧遵循着无从逃避的时代特点。我们要看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高校培养了大量为社会生产直接需要的应用性人才，在技术和自然科学领域尤为突出，这些人才成为后来国家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但是，不可否认，由于过度“专门化”的人才培养，使一些正在走向综合性、多科性的大学分离成单科性大学，我国“正在走向综合型和研究型的中国高等教育，变得支离破碎，趋向实用主义的专科技术性方向”^[8]。这些，难以满足培养创新人才所需要的宽广的知识覆盖面的要求。加上“文革”十年对教育领域的大破坏，使中国高等教育在创新人才培养的历程上走了一段倒退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