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美术及教育实践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美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都有了不小的变革。在美术领域，延安革命传统、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徐悲鸿学派的写实主义，融汇成一种新的机制。绝大部分自由职业画家也都成为政府公职人员，在“为工农兵服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指导下，画家们经常下乡、下厂、下部队体验生活，改造思想，使美术和美术家与政治离得更近了。美术院校以及各师范院校的美术系科，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环境的相对安定和新事物的激发，一些在20世纪前半期就十分活跃或已成名的美术家更臻成熟。还有一批新人逐渐登上画坛，并取得可喜的成就。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绘画艺术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处于半封闭的状态，这一个时期的中国画创作是在一种相对狭小的空间中进行的。处于美术正统地位的是由延安革命美术传统、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徐悲鸿所倡导的写实主义相结合而成的一种新中国模式的现实主义形式，但是由于20世纪上半期美术发展的余波仍在，许多已有成就的老画家的艺术更加臻于成熟，一批新人也崭露头角。

1.新国画

通过写生克服摹古倾向，通过深入社会生活拓宽中国画的表现题材，通过融汇中西传统创造新的笔墨语言，是20世纪尤其是50年代以后许多中国画家们孜孜以求的。在20世纪上半期就已成名并产生影响，至50年代更臻成熟的画家有林风眠、潘天寿、陈之佛、王雪涛、叶浅予、贺天健、关山月、黎雄才等。其中成就最高的当属林风眠、潘天寿、陈之佛。通过写生获得新的突破和建树的画家，最有成就的属李可染和石鲁。20世纪50年代以后，以颂扬革命领袖，表现工农兵新生活为题材的主题性创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中国画领域，主要表现在人物画创作上，出现了许多新人物画家，代表人物有李斛、方增先、杨之光、周昌谷、刘文西等。

2.油画

1949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老油画家经常上山下乡，深入工农兵生活，努力创造新作品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使用更加通俗、写实的形式表现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遂形成了20世纪50～60年代油画创作的基本风貌。

苏联的教学体制和绘画对中国油画产生了深刻影响。国家曾派留学生赴苏联学习油画，又聘请苏联画家来中央美院和浙江美院执教，这些留学生和训练班学员后来都成了中国油画的中坚力量。这时期重要的油画作品有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罗工柳的《地道战》、吴作人的《黄河三门峡》等。

20世纪60年代前期是中国油画蓬勃发展的时期，中央美术学院率先开办了吴作人、董希文、罗工柳3个工作室，使油画教学充满勃勃生机，培养出一批青年油画家，创作出一批优秀作品。如罗工柳的《毛主席在井冈山》、艾中信的《东渡黄河》，以及候一民的《刘少奇与安源矿工》、高虹的《决战前夕》、蔡亮的《延安火炬》、靳尚谊的《毛主席在十二月会议上》、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钟涵的《延河边上》、杜健的《在激流中前进》、柳青的《三千里江山》等。

3.版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版画在题材内容、行事风格、工具材料、制作方法等诸多方面都有了很大变化。在题材内容上更多地延续发扬了延安地区的木刻传统，歌颂与赞美代替了揭露与批判，不但工农兵成为画中的主人公，愉悦性的花卉、动物、静物题材也逐渐增多。制作手段及工具材料也由原来单一的木刻油印扩展为水印、套色、麻胶版、石版、铜版、石膏版等多种形式，尤其是套色木刻和水印木刻发展得更为迅速。新一代版画家迅速成长，如李唤民、黄永玉、吴凡等。在四川、北大荒、京津等地都形成了地域性的版画风格和版画家群，其中北大荒版画颇有朝气和新意。

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万转复官兵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开赴黑龙江省北大荒，屯垦戍边，创建农场。其中的一些美术爱好者在艰苦的劳动之余，尝试用版画艺术表达自己对土地、劳动、生活炽热的情怀。他们的作品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泥土的芳香，在表现形式上采用多色套版的油印技术，运用明快、响亮的色调构成绚丽多彩的画面，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性风格。其中最有成就的是晁楣、杜鸿年、张祯麒。

4.新年画和连环画

新中国成立以后，年画这种有着亿万观赏群的绘画形式受到空前重视。许多来自解放区的美术干部和大城市的知名国画家、油画家、版画家，都开始创作年画。在表现方法上也进一步吸取了中国传统工笔重彩和水彩画的技巧，新年画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曾为月份牌年画生产中心的上海，许多画家剔除了表现内容中不健康的成分，保留其细腻、鲜丽的形式表现新内容，获得广泛好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金梅生。

近现代连环画是由章回小说的插图演变而来的。清末吴友如编绘的《点石斋画报》可视为连环画的雏形。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大众化的美术形式受到空前重视，真正踏入了艺术的大雅之堂，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品，如刘继卣的《大闹天宫》（图8-1）、王绪阳和贲庆余的《我要读书》、王弘力的《十五贯》、贺友直的《山乡巨变》等。其中以贺友直的《山乡巨变》最为突出，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连环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图8-1　《大闹天宫》刘继卣（当代）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书法艺术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书法家，基本上是利用工作之余挥毫作书，或从政，或从教，或从事其他工作之余。就从事的工作和社会身份而言，书法家大致可分三个方面：一是担任新中国领导职务的部分政治家，二是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部分学者，三是擅长书法的画家，由此形成政坛书法家、文坛书法家和画坛书法家三足鼎立的书法创作队伍格局。

政坛书法家、文坛书法家均有书艺佼佼者，政坛书法家如毛泽东，文坛书法家如沈尹默、郭沫若、谢无量，书法水平之高、影响之广，堪称一代大家。与政治家书法、学者书法相比而言，画家书法在整体上更具特色，因其别开生面更为人们所瞩目。书与画，其具两端，其功一体，自古善画者多善书。书画虽有状物与否之分，但因使用的笔墨纸砚相同，两者之间一直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古代即有“书画同源”“同笔同法”之说，古代绘画多从书法中吸取营养，从“一笔书”到“一笔画”，从画工画到文人画，绘画吸取了书法的诸多营养。另外，绘画的经营位置、笔墨意境对书法也有很大影响。以书入画和以画入书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系。明清以来，画家书法已成气候，到了清末民初，画家书法在书法格局中已占有一定的比例。民国时期，将绘画纳入现代教育体系，院校设有绘画系，其中即有许多书画兼通的教师。新中国成立初期，书画统归美术范围，书法虽然缺少独立性，但在客观上其与绘画的联系更为紧密，书画联展的形式使二者形成联姻关系。(www.xing528.com)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筑与雕塑艺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最重要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建筑来说，在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生产建设需求的同时，必然开始进一步走向文化和艺术的繁荣。然而，由于当时受苏联影响较大，使得我们很容易地接受了正处于复古主义充斥时期的苏联建筑的影响，这种建筑形式最大的特点是在一个现代建筑之上放一个表示古典的尖塔，从而显示其传统民族特色。于是，在我国各大城市，凡是与文化相关的新建筑，大多都以这种模式出现。在这段时期，“左”倾思潮充斥着建筑界，尤其是在十年动乱时期。但是，在新中国成立的近三十年来的建筑实践中，尽管发展道路十分坎坷，但还是创造了不少优秀作品。

坐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根据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而兴建的。1958年落成，它是我国最大的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着毛泽东手书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背面为周恩来的亲笔碑文。下部采用传统的中国古代建筑形式须弥座，座上面刻有牡丹花、荷花、菊花，象征高贵、纯洁和坚韧。中间部分四面均刻有浮雕，内容是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史。从台阶到基座，再到碑顶，形成了一条向上伸展的曲线。

1959年落成的北京人民大会堂，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与东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遥相呼应，加强了天安门广场的纵深度。这是一座巨大的建筑，总面积达17万平方米。它包括万人大礼堂、宴会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三部分。大会堂气势雄伟壮丽，能够反映出新中国的伟大面貌。外立面创作的总意图是设法达到传统与革新的结合，所以即便不用“大屋顶”，但看上去仍有明显的民族气质。

北京工人体育馆是1961年为举办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而兴建的。它用先进的悬索结构制作屋顶，整个建筑形象和谐而完美，而且利用楼梯形象在外形上表达出来，使整个立面形象显得富有变化，又不矫揉造作。

北京的和平宾馆是一个造型上比较成功的作品。朴实的外形、简洁富有韵味的墙和窗的构图，加之利用绿化等来取得空间层次，十分亲切动人。

同时，安定的生活、较高的经济条件、政府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使雕塑艺术有了大踏步发展。各美术院校相继开设雕塑系，20世纪50年代还选派留学生到苏联学习雕塑，他们带回了苏联的城市雕塑经验，对当时的雕塑教学和雕塑创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20世纪50～60年代，政府文化部门组织新老雕塑家集体创作了几件大型雕塑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北京农展馆前组雕、四川大邑安仁镇《收租院》泥塑群像。20世纪50～60年代的室内雕塑也有可喜的成就。一批中青年雕塑家迅速成熟，雕塑的手法风格趋于多样化，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也远远超过了之前，出现了诸如《刘胡兰》《艰苦岁月》等优秀雕塑作品。

二、新中国初期的美术教育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美术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先后筹建了面向全国的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许多省市也相继建立了美术院校或美术专业科系。学生数量空前增加，教学条件也大大改善。其主导思想和教学内容主要来自解放区美术教学经验和苏联的教学模式——重视写实方法，强调美术的普及教育以及对统一意识形态的遵循。这对20世纪50～70年代的美术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新中国初期的美术教育机构

新中国建立之初，跟其他行业一样，美术教育工作也是百废待兴。1952～1953年，全国的美术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工作，学校被改造和合并，即使是私立艺术院校也全部改为国家所办。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到20世纪80年代初，逐步形成了遍布全国各地的高等美术教育网点。包含八所专门的美术高等院校，附设于各大学、艺术学院、师范大专院校等高校的美术系（科）六十多个，附设于各美术学院、艺术学院、工学院的工艺美术系（科）二十多个。这些高等教育机构遵照党和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批新时期的美术人才，同时也为其他国家培养了很多留学生。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美术教育基本上遵照延安时期鲁迅艺术学院的办学经验，进一步改造以前的学校，各美术院校把其他画种合并到绘画系，教学实行基础课和创作课相结合的模式，以年画、连环画、宣传画创作和领袖像绘制为主修科目，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术教育逐步走上正轨，为了更好地培养美术专业人才，中国画、油画、版画等专业分别独立成系。1956年，中央美术学院的实用美术系与该院华东分院的实用美术系合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第二年，中央美院又设立了美术史系。1957年，一场别开生面的素描教学大辩论在美术教育界展开，对于当时的素描教学，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以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中国画也不例外；第二种是认为中国画有自己的造型基础——白描，学习素描有害无益；第三种观点是主张以传统造型规律为基础，灵活吸收西画之长，建立中国画自己的造型课教学体系。通过这场辩论，中国画的艺术规律和美学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中西结合的教学模式在高等美术教育中逐渐推广。1961年，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召开，会议结束后，文化部正式印发《高等美术学校教学方案》，强调美术教育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性和分专业的重要性。自此，部分院校开始实施工作室制（或画室制），中国画系也分为人物、山水、花鸟三个专业方向，造型艺术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在教学中逐步得到重视。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美术教育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开展学习苏联的运动，苏联的社会主义成为新中国借鉴学习的榜样。当时普遍认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因此，苏联的主题性油画（特别是历史画和故事画）创作成为中国学习的典范。当时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在江丰的推动下率先成立了美术理论研究室，其职能主要是译介外国美术史论著作，其中俄语翻译最热。这些翻译资料成为当时艺术家和艺术学生了解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必读材料和观看世界的窗口。大量介绍苏联美术的出版物涌现出来，有介绍苏联当代著名油画家作品的，有介绍俄罗斯画家（尤其是巡回展览画派艺术家）作品的，还有其他不计其数的文艺作品，可以说是盛况空前。为了进一步了解苏联、学习苏联艺术，政府采取了派出去和请进来的办法，在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派遣留学生的同时，也邀请苏联和东欧艺术家来华讲学。

1951年4月，举国上下开展文艺整风运动，艺术界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同年6月，在杭州和桂林分别举办了“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美术作品图片展”，使中国民众看到了苏联的革命现实主义美术作品。自此，现实主义被确立为中国美术的主要创作方法，同时也成为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美术教育的主导流派。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一些艺术家，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思想有了很大转变，很快汇入当时的革命大潮中，以徐悲鸿为首的学院派倡导的写实主义成为当时绘画的主流，并担当着很多特殊的政治任务。

“文化大革命”前的这段时期，仍延续着学习苏联的浪潮，译著与我国学者自己的著作同时构成了此时美术教育理论的架构。

“文化大革命”前10年的美术教育，由于“美育”在新教育方针中已被去掉，中小学美术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被逐渐削弱。“大跃进”期间图画的教学目的和功能被局限于服务政治的狭隘范围内，淡化了图画课的审美功能。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量借鉴了苏联的先进经验，颁布了我国第一套完整的中小学图画教学大纲，确立了美育的地位和作用，但此时又把“美术”改为了“图画”，使美术课形成了以绘画为主要内容的体系。